自残后自杀和反复自残的相关因素研究 | eClinicalMedicine8月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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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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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残后自杀和反复自残的相关因素:纵向研究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
自残是一种故意的自我毒害和/或自我伤害行为,无论动机如何,都会对全球经济成本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造成巨大负担。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报告了对大样本纵向研究中自残后自杀和反复自残的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定量综合研究。他们对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4月5日期间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检索。此外,他们还纳入了重点审查自残后自杀和反复自残的相关因素的纵向研究。反复自残的相关因素包括女性(RR,95%CI,1.11,1.04至1.18,I2=82.8%)、老年人(与青少年和青壮年相比,RR,95%CI,0.67,0.52至0.87, I2=86.3%)、多次自残(RR,95%CI,1.97,1.51至2.57,I2=94.3%)、精神障碍的诊断(RR,95%CI,1.60,1.27至2.02,I2=92.7%)和治疗(RR,95%CI,1.59,1.40至1.80,I2=93.3%)。男性(RR,95%CI,2.03,1.80至2.28,I2=83.8%)、中年人(与青少年和青壮年相比,RR,95%CI,2.40,1.87至3.08,I2=74.4%)、老年人(与青少年和青壮年相比,RR,95%CI,4.38,2.98至6.44,I2=76.8%)、身体疾病(RR,95%CI,1.95,1.56至2.43,I2=0)、多次自残(RR,95%CI,2.02,1.58至2.58,I2=87.4%)、精神障碍的诊断(RR,95%CI,2.13,1.67至2.71,I2=90.9%)和治疗(RR,95%CI,1.36,1.16至1.58,I2=58.6%)与自残后自杀风险增加有关。本研究中发现的这些深刻的细节可以为未来的临床照护和自残预防增加一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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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白内障手术后黄斑水肿的预防性干预措施:随机对照试验的贝叶斯网络荟萃分析
糖尿病是白内障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糖尿病会显著增加白内障手术后发生术后黄斑水肿(postoperative macular edema,PME)的风险,从而可能导致最差的术后结局。在这项研究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的研究团队比较了不同预防性干预措施对糖尿病患者白内障手术术后眼底外观结果和视力的改善效果。他们从一开始到2022年2月2日搜索了报告PME事件和/或最佳矫正视力(best-corrected visual acuity,BCVA)结果的研究。来自17项随机对照试验的2,566名受试者被纳入网络荟萃分析,存在中等偏倚风险,无发表偏倚的证据。与单独使用安慰剂/类固醇滴眼液相比,接受额外局部非甾体类抗炎药或玻璃体内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nti-VEGF)注射的患者在白内障手术后1个月(非甾体类抗炎药:OR=0.221,95%CI,0.044至0.755,I2=0.0%,5项研究;抗VEGF:OR=0.151,95%CI,0.037至0.413,I2=0.0%,5项研究)和3个月时(非甾体类抗炎药:OR=0.370,95%CI,0.140至0.875,I2=0.0%,8项研究;抗VEGF:OR=0.203,95%CI,0.101至0.353,I2=0.0%,4项研究)发生PME的风险较低。此外,额外的抗VEGF注射在白内障手术后1个月(LogMAR均值差:-0.083,95%CI,-0.17至-0.014,I2=62.0%,5项研究)和3个月时(LogMAR均值差:-0.061,95%CI,-0.11至-0.011,I2=0.0%,5项研究)表现出更好的BCVA结果。额外的玻璃体内抗VEGF注射可以预防PME的发生并改善术后BCVA,可以纳入到治疗糖尿病合并白内障患者的临床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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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0年中国1.158亿孕妇乙肝病毒感染的经济相关不平等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是一个严重的全球健康问题。在本研究中,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旨在量化中国大陆孕妇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经济相关不平等。他们使用了2013年至2020年国家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综合防治项目(iPMTCT项目)中30个省份孕妇的全国横截面二级数据。共纳入2013-2020年中国大陆孕妇115,789,148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总患病率为6.27%(95%CI,6.26%至6.28%)。集中指数呈波动性下降趋势,表明HBsAg患病率的经济相关不平等正在缩小。在控制其他混杂因素后,多变量GEE模型中经济水平最低的县与经济水平最高的县(参考组)之间的调整差值为46.3%。观察到低经济水平与高HBsAg患病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剂量-反应关系,与最高经济组相比,调整差值从高经济组的15.6%(aOR=1.156,95%CI,1.064至1.257)增加到最低经济组的46.3%(aOR=1.463,95%CI,1.294至1.824)。这些发现突显了制定以公平为导向的政策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对减少贫困和偏远地区人群的HBV感染,从而按时实现2030年消除HBV目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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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肥厚型心肌病患儿临床特征及生存情况:一项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
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是一种以左心室异常肥厚为特征且无血流动力学原因的疾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多中心队列研究,以描述中国儿童HCM的临床特征和生存情况。他们在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在三家参与机构收集了0-18岁HCM患儿的纵向数据。共招募了564名儿童,确诊年龄中位数为1.0岁(四分位间距,IQR:0.4至8.0岁),年龄中位数为2.6岁(1977患者年,IQR:0.5,5.9岁)。潜在病因是肌节性(382,67.7%)、先天性代谢异常(IEM)(108,19.2%)和RAS蛋白家族病变(RASopathies)(74,13.1%)。随访期间共有149名患者(26.4%)死亡,无患者接受心脏移植。5年存活率为71.1%(95%CI,66.3%至75.3%)。IEM患者或婴儿期确诊的患者结局最差,5年存活率大约为16.9%(95%CI,7.7%至29.1%)和 56.0%(95%CI,48.8%至62.5%)。在队列人群中,心力衰竭是主要的死亡原因(90/149,60.4%),而心源性猝死是肌节性HCM患者的主要死因(32/66,48.5%)。这些结果表明,中国儿童HCM的疾病负担重,其医疗服务需求未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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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对腹腔镜择期结直肠手术后肠梗阻的影响: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
术后肠梗阻(postoperative ileus,POI)指手术后肠道协调运动受阻,被认为是腹部或腹膜后手术经常不可避免的后果。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针灸创新研究院的刘存志及其同事研究了不同单穴位针灸联合标准护理对术后肠梗阻的影响。患者被随机分配(1:1:1)到三组,其中两组在ST36或ST25接受电针灸(electroacupuncture,EA)联合标准护理(两个EA组),从术后第1至4天开始每天一次,另外一组只接受标准护理(标准护理组)。在2019年11月15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对129名患者进行了资格评估,105名患者(每组35名患者)被纳入意向治疗分析。在ST36接受EA后,第一次排气和排便的时间更短(组间差异:10.98[97.5%CI,–21.41至–0.56],排气;–25.41[–47.89至–2.93],排便)。然而,我们没有观察到ST25EA组和标准护理组的首次排气时间和排便时间有显著差异(组间差异:–5.54[97.5%CI,–15.78至4.70],排气;–17.69 [–40.33至4.95],排便)。由于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联合腹腔镜手术已被证明在促进康复方面具有协同作用,并且是结肠疾病腹腔镜手术后的最佳围手术期策略,因此该发现对临床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采用ERAS途径的微创手术继续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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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瑞匹坦联合帕洛诺司琼与地塞米松联合帕洛诺司琼对中度致吐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的预防效果:一项随机开放性III期试验
恶心和呕吐是抗肿瘤治疗最普遍的副作用。尽管在预防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CINV)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中一些患者仍然患有CINV。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研究团队评估了阿瑞匹坦联合帕洛诺司琼能否提高接受MEC患者预防CINV的疗效。患者以1:1的比例随机分配到阿瑞匹坦组(第1天口服阿瑞匹坦125mg,第2-3天80mg)和地塞米松组(第1天静脉注射地塞米松10mg,第2-3天5mg),两组均在第1天静脉注射帕洛诺司琼0.25mg。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23日,共招募了320名患者,评估了315名患者。在整体期(88.8%vs.74.2%;率差异,RD15%,95%CI,6%至23%)和延时期(25-120小时),90.6%vs.75.5%,(RD15%,95%CI,7%至23%),阿瑞匹坦组达到CR的患者比例都显著高于地塞米松组。急性期(0-24小时)CR率无显着差异,93.8% vs.93.5%,(RD0%,95%CI,-5%至6%)。这些发现表明,在不使用地塞米松的情况下,阿瑞匹坦联合帕洛诺司琼可能是MEC-mFOLFOX6止吐治疗的更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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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L-CLIF和APASL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患者的移植:评估移植后长期结局的TEA队列
慢加急性肝衰竭(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ACLF)是一种临床综合征,其特征是慢性肝病患者因急性肝损伤引起的肝功能失代偿,并与高短期死亡率相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研究团队收集了所在中心因ACLF接受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LT)患者的临床数据,以评估ACLF的病因、不同严重程度疾病患者的特征,以及对LT后并发症和生存率的影响。从2015年1月至2021年6月对565名患者进行了回顾性队列研究。比较了不同等级的ACLF患者接受LT后28天和90天,1年和3年的整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共有162名(28.7%)和230名(40.7%)患者符合ACLF标准。在EASL-CLIF标准中,ACLF1-3的3年OS率分别为83.0%、80.3%和69.8%。在APASL标准中,APASL ACLF研究联盟(AARC)-1的3年OS率为85.7%,与ACLF-1相似。AARC-2的3年OS率为84.5%,略好于ACLF-2。AARC-3的3年OS率比ACLF-3高5.8%。这两种ACLF标准都不符合的患者,3年OS率为89.8%。多变量分析显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00U/L、呼吸衰竭和脑衰竭是LT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提供了亚洲首个大规模长期随访数据。这两项标准均显示出对LT后生存的良好区分能力。ACLF患者的LT后死亡风险更高,而ACLF-3和AARC-3与显著更高的死亡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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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体重时间范围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对超重/肥胖和2型糖尿病成年患者心血管的影响
2型糖尿病和肥胖双重流行的显著增长直接导致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的患病率增加。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研究团队评估了强化生活方式干预(intensive lifestyle intervention,ILI)对那些通过ILI减轻体重后能够维持较低体重的人的心血管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按照体重TIR,这些参与者被分配到三组:0%(n=727)、>0%到50%(n=656)和>50%到100%(n=811)。对于每组,使用1:1倾向评分匹配和Cox回归将心血管结局与接受糖尿病支持和教育(diabetes support & education,DSE)的匹配参与者进行比较。在中位数为9.5年的随访中,TIR为>50%至100%的参与者通过ILI减轻体重后可有效维持体重;TIR为0%或>0%至50%的参与者没有实现或保持体重减轻。与DSE组中相应匹配的参与者相比,ILI组中TIR为>50%至100%的参与者的主要结局风险降低了45%(HR0.55,95%CI0.40至0. 76),TIR为0%(HR1.12,95%CI,0.86至1.46)或>0%至50%(HR1.14,95%CI,0.85至1.52)的参与者的主要结局风险没有显著变化。现有证据表明,通过ILI减轻体重是2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症患者健康管理的重要方式。END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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