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她们也曾「逃离北上广」
本文字数 6272 字 | 阅读时间 16 分钟
公元1938，去延安还是“北上广”，决定了两位天才女作家的命运走向。
01
1938年2月初，山西临汾还春寒料峭。这天，丁玲接待了一批武汉来的客人。
这位成名已久的女作家，此时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一职，率领一支40多人的文艺团队在各地宣传抗日。在来到临汾之前，她已经在山西抗战前线奔走了近半年时间。
客人是一群青年作家，响应当时民族革命大学校长李公朴的号召，他们到这所坐落在临汾的学校任教。一行共六人，萧军、端木蕻良、艾青、田间、聂绀弩，以及唯一的女性萧红。
风沙漫天的黄土高原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传奇女作家就这样相遇了。不知道她们当时是否料到，这将是她们唯一的一次见面。
在两年前，鲁迅先生向美国记者谈及这两位后辈时说：“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现在，在临汾，丁玲见到了鲁迅口中将接替她的人。在后来的《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她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与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
仅从外表来看，两人见面时的风格应当是截然不同的。在丁玲和萧红唯一的合照中，丁玲一身部队装扮，戴军帽、披军大衣，配刘胡兰式的标准女干部发型。而萧红则是斜刘海短发、白围巾、中长裙、高跟鞋，时髦且干净利落。
1938年春，萧红（左）与丁玲（右）
到底是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人。这样的萧红被放置于黄土高原的背景色里，显得格格不入。
但丁玲却说，萧红让她“唤起许多回忆”，这一点也不奇怪。34岁的丁玲望着27岁的萧红，应该满眼都是24岁的自己。
24岁那年，丁玲暂时告别了生活多年的上海，去济南和恋人胡也频团聚。当时，胡也频正在山东省立高中教书。
济南也算大城市了，但终究比不了摩登上海。季羡林是胡也频在山东省立高中时的学生，他这么形容那时的丁玲：
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
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
所以，别看34岁的丁玲一副老干部打扮，都是在大城市里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女性，谁年轻时还没摩登过呢？不过，倘若让季羡林见到十年后的丁玲，不知他会不会有美人迟暮的感慨？
02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仅仅是因为萧红的外貌打扮，就让丁玲“唤起许多回忆”，那就肤浅了。
丁玲和萧红，在各方面都太像了。同为“出走的娜拉”，作为前辈的丁玲，在萧红身上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娜拉出走”是一场始于1918年的女性觉醒运动。在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里，女主角娜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丈夫和父亲的“玩偶”，于是决定离开家庭，毅然出走。1918年新文化运动期间，这部剧被介绍到中国，一时间鼓舞了诸多知识女性，纷纷效法娜拉，从自己的封建礼教家庭中出走。
丁玲便是这其中之一。1922年春天，18岁的丁玲与表哥解除婚约，与好友奔赴上海求学，自此被卷入大历史的洪流之中。
丁玲是沿长江顺流而下去的上海，因为她的家乡就在长江流域内。湖南常德澧水之滨，安福蒋家，1904年10月12日，丁玲降生在这里，原名蒋伟，字冰之。历来大户人家都要寻一个好祖先贴金，而安福蒋家自称闯王李自成的后人。
在回忆录中，丁玲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家庭：
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人自己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
可惜好景不长。丁玲四岁的时候，她那个中过秀才、留学日本，又终日吸食鸦片的父亲蒋保黔，在三十几岁的年纪病逝，母亲带着儿女回到了常德娘家，寄居于丁玲舅舅家中。
如果因循旧社会女性的出路，丁玲应该会在寄人篱下中长大，然后嫁给表哥，相夫教子。
好在丁玲有一个特立独行的母亲——余曼贞。丧夫之后，她以31岁的“高龄”，冲破重重阻力，进入女子师范学习。在学校里，余曼贞结识了比自己小14岁的向俊贤，和她结拜姐妹。
再后来，向俊贤改名为向警予——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性创始人。
在母亲和向警予的影响下，丁玲成长为“出走的娜拉”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1922年，丁玲提出废除婚约，去上海求学。想法自然遭到舅舅的强烈反对，她就敢在当地报纸上登文，谴责舅舅的行为。
去上海之前，她和母亲回了一次蒋家。按照族规，族中有后辈出省读书，可在祠堂公田拨谷二担，以补助学费。然而族长回复母女二人：“公田里的谷，只补给男孩子，女孩子不给。”
丁玲带着愤怒离开蒋家，自此中断了和蒋家的最后一丝联系。到了上海入读女校，她和几位好友认为姓氏是封建和父权的象征，于是只以名字相称。后来终究觉得还是得有个姓，于是找了个笔画最简单的字：丁。至于“玲”字，也是她在字典上的随意一指得来的。
丁玲，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名字，就此诞生。
03
1922年到1928年，丁玲在上海、北平两地求学。
在此期间，她遇到了初恋胡也频，一个青年编辑，并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路。1927年，她发表处女作《梦珂》，随后又写出了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此时的丁玲还与日后的老干部形象相去甚远。她更熟悉现代都市，甚至想过当一名电影演员。她笔下的梦珂和莎菲女士，也是都市生活中的时髦女性形象。
在这些小说里，她描述了娜拉们出走后的困境：当五四新文化的热潮褪去，那些满怀热情逃离封建礼教家庭、来到大城市的年轻女性，要么正在成为新的玩偶——妻子、太太，要么成为了都市欲望中被窥视的猎物。
这与鲁迅的想法不谋而合。1923年，鲁迅在一次给女学生的演讲中，曾当头泼下一盆冷水：“娜拉出走后怎样？如果没有经济自由，那么出走的女性“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显然，作为“娜拉出走”中的一员，丁玲此时作品中的女性，也是她自己，孤独而彷徨，急需探索出自己命运新的方向。
不过很快丁玲就有了答案：1931年1月，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胡也频被捕，一个月后遇难，年仅28岁。恋人的意外死亡，反而让丁玲做探索出了娜拉的新道路：既没有堕落，也不是回来，而是继续胡也频的事业，参与到革命阵营中去了。
丁玲与胡也频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1931年，27岁的丁玲成为左翼杂志《北斗》的主编。
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绑架，拘禁于南京。
1936年，丁玲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
此后，丁玲专注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写出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赞颂革命与群众的作品。
丁玲的娜拉出走之路走到这里，终于呈现出最后的样子。她似乎幸运地突破了鲁迅对娜拉们宿命论性的预言。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对丁玲的评价。
但与此同时，那个季羡林口中“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似的摩登女郎，那个写出了颠倒众生的莎菲女士的女作家，披上了军大衣，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中。
04
1932年，丁玲入党的这年，另一个娜拉，此时正被囚困于哈尔滨一个叫东兴顺的旅馆中。
与丁玲不同，这位娜拉似乎不幸印证了鲁迅的预言：为了反抗包办婚姻，从殷实的封建大家庭逃走，现在身无分文，又身怀六甲，旅馆老板正打算把她到妓院，以补偿房租和饭钱。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境况下，21岁的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投递了一封求救信。得信后，主编派萧军前去旅馆探访，二萧因此相识相恋。
当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萧红借此机会乘船逃离旅馆。8月底，产下女婴送人，随后与萧军同居。
在某种程度上，萧军之于萧红，就像胡也频之于丁玲，他让萧红跳脱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娜拉宿命。
萧红与萧军
在此后六年间，二萧一直维持着情侣关系。在刚开始与萧军生活的日子里，萧红应当是快乐的。萧军的作家身份，让萧红得以结交到文艺界的朋友。在哈尔滨当地，这些年轻朋友们组织画会和话剧团，办得有声有色，萧红亦积极参与其中。
1933年，萧红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当年与萧军出版合集《跋涉》。这部作品因为“反满抗日”倾向遭查禁，二萧被迫离开哈尔滨。
1934年，萧红和萧军来到了当时的文学中心——上海。一年前，在这座城市，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萧红来到这座丁玲生活多年的城市时，丁玲正被囚禁于南京。两个娜拉擦身而过。
萧红和萧军是坐船来的，在码头上岸的那一刻，面对中国最繁华的都市，萧军大发感慨：
我们是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
租住在简陋的亭子间，两只“土拨鼠”常与鲁迅先生通信。萧红回忆这段日子时说：“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鲁迅对二人，尤其是萧红的文学创作颇为赏识。一段时间的通信后，他与二萧见面，后来二萧逐渐成为鲁迅家中常客。
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在1935年出版。鲁迅亲自为此书作序，称赞萧红的写作功力“力透纸背”， 有“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这部描写东北农村底层生与死的作品极为畅销，也使萧红迅速成名。
萧红与鲁迅的关系日益亲密。在1936年，二萧搬到离鲁迅家只有一箭之隔的地方，之后，萧红每天晚饭后必去鲁迅家中。
1937年1月，萧红前往鲁迅墓拜谒。左起：鲁迅妻子许广平，萧红，萧军，前为鲁迅儿子周海婴。
1931-1932年期间，因鲁迅经常在《北斗》杂志刊文，主编丁玲经常到鲁迅家里，与他探讨文学与写作。现在，1936年，每日坐在鲁迅对面的女作家换成了萧红。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萧红理应成为下一个丁玲：相似的家庭出身，相似的娜拉出走经历，遇到左翼作家恋人，从而被激发文学天赋，又都受到鲁迅的提携。就像鲁迅在1936年说的那样，萧红将是“丁玲的后继者”。
05
1938年，作为“后继者”的萧红抵达山西临汾。在过去半年里，战乱迫使她离开了上海，又从武汉来到临汾。
这里离延安不远了。
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不久之后，战火就烧到了临汾。当时萧红面临着一次选择：跟随丁玲去延安，或者去一个安全的大城市。
八十年后，人们把类似的选择称为——是否要“逃离北上广”。大城市或小城市，地点的选择，实际上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选择。
八十年前的萧红亦是如此。身为作家，这还关乎自己的创作。
以上这些因素，都外化成了她对伴侣的选择，萧军和端木蕻良，二选一。
A选项是“逃离北上广”，和萧军去革命圣地延安。这意味着她将和丁玲一样，与过去那个为女性发声的作家告别，彻底拥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在这一点上，丁玲就是萧红最好的模板。在延安大后方，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生活相对安定——一个“逃离北上广”后的理想人生。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孤独而迷茫的女性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主流意识形态。
B选项是“回到北上广”，和端木蕻良去另一个摩登城市香港。在那里，萧红可以自由地写作，但也意味着她将离开长久以来与萧军搭建起的舒适圈，面临更多的未知。
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萧红选择B。
因为去延安并不符合她的创作初衷，她向来对意识形态无感。根据朋友舒群回忆：“萧红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孙中山先生。”
与丁玲对意识形态的热忱相比，萧红更愿意做个人主义的写作者。
抗战时期的丁玲
更何况，此时的她与萧军，已经到了不得不分开的地步。
在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二萧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可弥合的裂缝。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萧军 “在爱情上曾经对她有过一次不忠实的事实”，他甚至会对萧红拳打脚踢，“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
大男子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日常生活中，萧红形容自己“每天家庭主妇一样的操劳，而他却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杯，在背后，还和朋友们联结一起鄙薄我”。 这种鄙薄延续到文学上，萧军始终认为萧红的文学成绩不如自己。
对于萧红来说，娜拉出走之后，萧军却成了另一个“玩偶之家”。
然后端木蕻良出现了，一个“身穿着皮茄克，下身穿着灯芯绒马裤，高筒马靴”的小资气息浓厚的青年作家。在萧红的朋友当中，只有端木不属于萧军一方，只有他给予萧红的文学作品足够的尊重。
端木蕻良
而且，他也愿意和萧红“放弃革命理想”，回到城市中写作。
基于以上两点，萧红的选择顺理成章。
06
在与萧红相处的那段日子里，丁玲也莫名卷入了二萧和端木的关系中。
萧军某天突然对萧红和端木说：“你们俩结婚吧，我和丁玲结婚。”
这大概是萧军的气话，或者是一厢情愿。
可惜彼时的丁玲早就和陈明互通情愫。陈明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宣传科的股长，比丁玲小13岁。
丁玲甚至把恋爱的消息主动透露给了萧红。在一次观看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出中，丁玲把萧红叫了出去，然后开始倾诉苦恼：她与陈明谈恋爱，被人视为异端反映到了延安，领导要他回去“述职”。
这种类似闺蜜间的倾诉，或许是为了向萧红澄清与萧军的绯闻。
总而言之，二萧的故事结束了。1938年四月初，萧红和端木返回武汉，与7年的恋人萧军就此别过，也永远地告别了丁玲。
娜拉出走到这里，萧红和丁玲的命运开始分岔，并在此后形成了某种互为参照。
丁玲一直在延安。1942年，她和陈明在嘲笑和讽刺中结婚。此后虽在历次运动中几经沉浮，但始终与陈明不离不弃。
不过，在文学方面，身为丈夫的陈明始终不能理解，为何《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小资气息浓厚”的作品，会是丁玲写的？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82岁。据说在弥留之际，丁玲向陈明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你再亲亲我。
晚年的丁玲与陈明
而萧红在和丁玲分别后，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随后为躲避战乱，又分别在重庆、香港逗留。她一生追求安定、自由的写作环境而不得，又在战乱中多次遭到端木蕻良的抛弃。
1941年圣诞，香港沦陷，萧红因病被困香港。
1942年1月，遭受庸医误诊。
1月22日，病情加重陷入昏迷，最终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逝世，年仅31岁。
临死前，躺在香港玛丽医院的病床上，萧红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在与丁玲分别到离世的仅仅三年里，她写出了《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多部流传后世的代表作。
顺便提一句萧军。与萧红分手后，他结识了19岁的王德芬，结婚后共生育了八个孩子。晚年的萧军始终不能理解，为何八十年代后，有那么多人喜欢萧红的作品。
在后人的评价中，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曾说萧红“太厉害了，张爱玲下来的女作家就是她了”。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因为张爱玲在夏志清心目中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而对于丁玲，他的评价并不高。“三十年代丁玲的声望，仅次于茅盾、老舍、巴金诸人，我审读她那时的作品，实在一篇也说不上是佳作。”
站在不同的立场，很难说丁玲和萧红的作品究竟孰好孰坏。
不过，临终前躺在医院冰冷病床上的萧红，究竟有没有羡慕在延安热炕上写作的丁玲？而再也写不出苏菲女士的丁玲，会不会也曾羡慕过自由的萧红，还能《呼兰河传》这样超越时代的作品？
可惜选择只有一次。
点击下图，阅读更多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