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传》⑦ | 她的安全感，来自鲁迅每月给的15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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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 | 江徐

今天，继续为您带来乔丽华的作品——《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昨天我们读到，在时代氛围的促进下，鲁迅与新式女性有了接触，也因此遇到了许广平，随之迎来第二段婚姻。

身为结发妻子的朱安，原先像一只一点点往上爬的蜗牛，这件事情之后，她终于从半空跌落下去，对鲁迅的回心转意再不抱有幻想。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共读吧。

钱是要紧的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

这是鲁迅的金钱观。

既然对金钱具有如此清醒知性的认知，那他必然将经济独立作为“战斗”的基础，同时也用经济能力为家人提供舒适宽裕的生活。

在《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中，专门有一章节，讲鲁迅的家用账。从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先生的经济实力，也可窥见朱安与鲁老太太在北京的生活状况的一斑。

在迁居砖塔胡同到离开北京这两年半的时间内，由鲁迅自己记账。账本上虽然只是记录经济支出，却也反映了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

鲁迅采用农历日期，因为便于掌握传统节日的各种安排，比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佳节前夕，都有他对女工和车夫进行“节赏”的记载，还有房租付款情况。

钱数记法上与如今不同，小数点后面有三位数，分别是角、分、匣。那时还使用铜元，用“吊”计价。

这个时期，一家人的生活比较简朴，女工工资、八元房租、日常柴米油盐的开销，以及老太太与朱安零用全部算在里面，每月支出不超过三十元。

鲁迅家女工工资是每月二元，比别家多出一元或者五角。那是因为，女工除了领工钱和吃饭，是不许吃菜的。每天给两位老妈子四百钱，让她俩自己另外买菜吃。

而这一阶段，鲁迅任职于教育部佥事，月薪三百六十元，远远高于支出。不过，当时教育部经常拖欠薪水。

搬出八道湾的大家庭，鲁迅、朱安及鲁老太太组成的三口之家，秉着勤俭持家的传统，生活过得安定舒适，不铺张浪费。

后来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以及定居上海，这一时期的鲁迅身兼数职，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的薪水，加上稿费、版税，还有每月300元的撰述费，经济收入稳定且可观。

起初，北京寓所的经济来源是书局支付的稿费与北方几所大学支付的工资，加起来每月200元。自从海婴出生，家中多了一口人的费用，每月寄给朱安与母亲的费用降为150元。

这个数额，对于婆媳俩的生活而言是足够的，一般还有结余。

从家用账本上看，鲁迅给朱安与母亲提供了安定舒适的生活条件。鲁老太太每个月还有另外的零用钱，从5元逐步增加到20元，用于订阅《世界日报》、《顺天报》。从这一账目可以看出，老太太每天有阅读报刊的习惯。

关于朱安的个人支出，主要有零花钱、药费和人情往来三项。她的生活是平静的，除了与娘家人的往来，一般没有特别开销。

再后来，鲁迅寄给北京寓所的费用又减少了50元。虽然收入颇丰，但是他一人既负担两处家庭，又要资助兄弟亲友，实有为难之处。

有一次，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忍不住发牢骚：“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周建人当时也在上海谋生，经济不宽裕，鲁迅除了每周六请他吃饭，还会代付两个孩子的学费。

作为周家长子，鲁迅肩负着更多的家庭责任。有时本该兄弟三人分摊的费用，都由他一人承担。

至于朱安与鲁迅，就像本书作者所说那样：

到后来，鲁迅与朱安之间的关系靠家用账维持着。虽然从无感情，但是固定不变的生活费给了朱安一定的安全感。

她明白，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他总是她的一张饭票。

信件往来

1927年秋天，鲁迅终于借着爱的力量，挣脱了二十年旧时婚姻羁绊，把母亲给予自己的礼物留给母亲，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鲁迅与朱安从未写过一封信，但他与许广平在分别的日子里青鸟频传，后来将书信结集出版，取名为《两地书》。

书中，没有寻常男欢女爱的热情，也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每一行文字，都记载着两人之间平和踏实、互相信赖的感情。

他在序言部分写道：“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

自从与许广平开始同居，也就是在上海生活的十年光阴，鲁迅拥有了正常温馨的家庭生活，胃里装着她做的饭菜，身上穿着她织的毛衣。妻子志同道合，孩子活泼可爱，灯火可亲，佳肴美味。

在这样一种环境的润养下，鲁迅在友人眼里的形象更为生动、饱满，他不再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战士、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的作家，他还是细心体贴的丈夫、亲切慈爱的父亲。

同一时期，在京城的西三条寓所内，朱安与鲁老太太的生活又是另一番模样。

她一如既往地侍奉婆婆，一如既往地勤快烹煮。不管大先生何种态度，只要婆婆不嫌弃，她始终是周家的长媳。

自从1926年离开北京，后来的十年间，鲁迅只回过京城两次，平日全靠书信维持联系。对婆媳俩而言，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大先生的来信，告诉她俩，自己最近忙些什么，孩子怎样。

除了信件，鲁迅有时也会寄去海婴的照片，以此慰藉老人对孙儿的思念。

婆媳俩时常给上海那边寄去酱鸭、干菜之类的北京土特产，还为孩子买的衣服。可惜路途遥远，有时食物收到时，已经发霉变质。

朱家后来的家境每况愈下，尤其在朱安的弟弟朱铭可去世后，生活变得更加惨淡。朱安的其中一个侄子由周建人帮助解决学费，直至毕业。

《鲁迅日记》中有记载，朱家败落后，鲁迅多次汇款给予经济援助。小舅子朱铭可病逝，他先后两次寄去100元。

很多年后，朱铭可的大儿子朱吉人回忆起姑父姑母对自己家的帮助，心怀感激。

“姑母对我们内侄很好，但有自卑感，她常嘱咐我们尽量不要找鲁迅的麻烦。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姑母和我有了要紧事，都是通过他和鲁迅联系的。”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朱家人，鲁迅从来都是以礼相待，能帮忙的地方，总不会袖手旁观。

在冷冰冰的婚姻中，这大概是朱安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

结语

今天，我们了解的是鲁迅先生持家后的各种花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也都有本难做的账。

鲁迅与朱安自始至终都是名存实亡的夫妻，他花钱供养着朱安，直到自己离开人世。

文坛巨星的陨落，是怎样一种场景？供养自己多年的那个人去世后，朱安又将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共读吧。

祝福朱安晚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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