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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自传》⑩ | 往后余生,爱恨清零

储杨 十点人物志
202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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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 | 储杨

十点人物志出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王映霞自传——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立史》。

 

昨天,我们读到王映霞与郁达夫最终一别两宽,解除了夫妻关系,此后的王映霞,终于可以做回自己,过上新的生活。

 

她还会遇到哪些人、哪些事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在重庆
 

在香港的码头上,有周象贤市长和我的表姐在接,把我接到了他们的家中。
 
她们问我和郁达夫的事,安慰我,陪我出去散散心。
 
我离开新加坡时,随身只带了一只小箱子和《星洲日报》总经理派人送我的新加坡币二百元,表姐和表姐夫劝我在香港做几身衣服,我就用一部分新加坡币换成了港币,做了衣服,还买了去重庆的飞机票。
 
一个月后,他们把我送上飞机。
 
在重庆珊瑚坝机场,有两个人来接我,一个是老同学刘怀瑜;另一个是周象贤曾经的手下。
 
当时的重庆,每天都在警报声里过日子,刘怀瑜和我乘坐小轮离开重庆去白沙。
 
怀瑜没有结婚,我在她这里住了三个月。
 
静极思动,我写了信给我在重庆保育院工作的同学章文,告诉她,我打算工作,但不想到文艺界。
 
于是,她向歌乐山保育院院长胡敦五女士推荐了我,胡女士来信,欢迎我去保育院工作。
 

我接受了聘请,到歌乐山保育院担任了保育员,保育院收容了几百名在战乱中失去父母的孤儿。
 
平时,我们就负责管理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周日和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到曾家岩去。
 
就这样,比较平静地过了四个月。
 
后来,在曾家岩遇到了杨素平先生,匆忙间,他询问了我的详细地址。
 
杨先生是郁达夫在杭州认识的友人之一,当时我只知道他在南京任职,具体做什么工作,不得而知。
 
因为这次的相遇,我通过他,换了两次工作,认识了王正廷夫妇。
 
就这样,在王正廷夫妇的介绍下,我认识了他的学生——钟贤道。
 
初次相识之后,钟贤道寄来请帖,约我到嘉陵宾馆吃饭,嘉陵宾馆在重庆近郊,是一个美丽安静的所在。
 
到了时候,我乘车前往,他已先我一步到达,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彼此谈及了家世和对人生的看法,我一丝不漏地向他谈了我的一切遭遇,并留意他的神情和表态。
 
他说:“我懂得怎样把你的已逝去的年华找回来,我们会有一个圆满的未来的,请你相信我!务必相信我!”

 
一个忠厚善良的伴侣
 

三月底,结婚的消息传播了出去,并将结婚启事,寄给了《中央日报》、《星岛日报》和浙江的《东南日报》,请他们刊出。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我和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婚礼,我们的结婚仪式是相当隆重而热闹的,几乎震惊了整个山城重庆。
 
花篮竟从礼堂一直排到大门口,来道贺的相识的与不认识的来宾,连我自己也数不清是多少。
 
婚后不久,我辞去了工作,生活上是满足的,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我们在两路口住了十月,然后搬到朝天门,这个时候,钟贤道开始到招商局工作,我每日闲居家中。
 
一九四三年三月,明明出世,她是我和钟贤道的第一个孩子,我们请了保姆和奶妈,和我一起吃了不少苦的母亲,这时,也已经同我们住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三月,我生了嘉陵,不久明明患脑膜炎而夭折,七月,贤道奉命调往四川万县,于是,全家搬了过去。
 

嘉陵的妹妹嘉利,是在抗战胜利的鞭炮中出生的,她出生后两个月,我就带着母亲,两个孩子和奶妈,从万县乘船回到了上海。
 
贤道没有同行,而且不久后,就调任了招商局宜昌分局经理。
 
隔了半年,贤道回到上海,又过了三个月,贤道又被任命为招商局芜湖分局经理,于是,我们全家又到了芜湖,一住又是两三年。
 
等回到上海,已是一九四八年了。
 
不久,看见许多朋友都去了台湾,局势变化很大,贤道说,我们不走,请把我们的两张机票退掉,于是,我们全家都留了下来。
 
这几年,我成了道道地地的家庭妇女,忙家务、管孩子,和外界很少来往。
 
虽然因为贤道工作的调动,生活始终不安定,但我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离开新加坡时愤怒、不平、悲凉的情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贤道是个厚道的人,他曾对我说:“多年来,我所等待和寻求的,就是像你这样一个人,现在,我总算找到了,我们都已将进入中年,我一定会使你得到补偿。”
 
我在同他最初的共同生活中,开始了第二个四十年。

 
他虽去犹在
 

一九四九年,我四十一岁,中共到了上海。
 
贤道以很高的工作热情参加了新的工作,他担任了航联保险公司的副处长。
 
有一次参加游行,一连走了五个钟头,回到家里,已觉极度疲劳,但他仍非常高兴。
 
这时,我们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我仍在家操持家务,两个孩子已经六七岁了。
 
一九五六年的一个寂静的夜晚,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消息,顿时心潮起伏,半夜不能入睡,于是,我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参加工作。
 
我信中的话,写得极其诚恳,但我想,他在百忙之中不一定会关心到我这样一个极平凡的人。
 
过了半个月,新城区机关来了一位工作人员,问了我的近况,之后不久,我收到了北京招聘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中等学校师资训练班”的学习通知。
 
从此,我早出晚归,按时到校学习,贤道此时因心脏病在家休养,每天我回家时,他总为我准备了可口的食物,还问长问短,了解我学习的情况。
 

师训班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六合路的一所小学当老师,工资仍为四十八元,这已是一九五六年秋天,我五十二岁。
 
孩子长大了,一儿一女先后考进了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
 
正当我们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九六六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惊涛骇浪一样向人扑面而来,我家自然也逃不过这个厄运。
 
一九七八年之后,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可贤道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心脏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
 
贤道对我说:“我的衣服,不必多做,袜子有两双可以替换,衣服有两身可以应付,我的身体在一天一天垮下去,不能再陪你们多少日子了。”
 
十月,他又一次独自去医院,一天中午,他从医院看了病回家,对我说:“医生要我下午就去住院。”我陪他进了医院。
 
我一个人回到家中,无限伤感,不久,他邻床的病人告诉我:“他不吃东西。”我听了,知道不好,儿子、女儿先后都赶了回来,在病床边陪他。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傍晚,我在他床前,他面带笑容,向我拱拱手说:“谢谢你,家中的一切全托付于你了!”

这一句就是他最后的话。
 

平静生活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载了一条消息,题为《王映霞被聘为文史馆员》。
 
我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进上海文史馆的。
 
文史馆馆员中,有名人,有作家,有诗人,有画家,人才济济,荟萃一堂,年龄最高的为书法家苏局仙,今年一百零五岁,其余人多半也已有八九十岁。
 
在那里,我自觉年轻了不少,还是他们的“小妹妹”呢。
 
如今,我一个人住在上海,女儿和女婿常从杭州前来探望,我的寓所与文史馆近在咫尺,如果慢吞吞地走,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我除了眼睛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不好以外,全身一无其他毛病。
 

早晨五点半起床,晚上八时后入睡,起居很有规律,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安定的时期,生活舒适,心情开朗,看来再活十年,没什么问题。
 
而他去了,他也去了,前一个他,才气横溢,在国内外文坛上享有盛名;后一个他,无名小辈,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如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如果没有后一个他,相互体贴,共同生活四十年,我的后半生也许仍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在他们身上,我尝到了甜蜜的初恋,疯狂的追求,新婚的缱绻,揪心的痛苦,残酷的折腾,深沉的情感。
 
这一切的一切,已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结语
 

有人曾说,至亲至疏是夫妻,嫁给谁,真的就是嫁给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民国那个名人璀璨的时期,王映霞显得更接地气,在她的自传回忆中,家庭生活与两任丈夫,都是她这一生中无法忘怀的过去。
 
说到底,一个女人,只有爱自己,懂得及时止损,才能活得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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