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办秋季杜甫读书会
会议合影
2019年10月10日，《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举办秋季杜甫读书会。此次读书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兰园会议室举行。来自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师生及学刊编辑三十余人参加了此次讨论。
本次研讨会分上、下半场。上半场讨论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由成丹彤同学作报告。下半场由陈丽琳同学对《投简成华两县诸子》《杜位宅守岁》两首杜诗进行了解读。
成丹彤同学首先从解题、解体、补注等方面分析《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对该诗的系年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考证。其次，结合唐人诗选的杜诗收录情况和杜甫的生平交游活动，推论杜甫生前在唐代文坛颇有名气。并指出该诗虽写登临佛塔，但所用典故鲜与佛教相关，她将此因归为慈恩寺塔在诗人心中已人文化、儒家化了，成为诱发诗人悯伤河山、感怀时事的媒介，而这恰恰体现了杜甫作为时代思考者的准确历史预见性。
接下来，其他成员就此诗进行了共同探讨。刘欢同学指出“冥搜”一词的含义仍可进行更多的分析。而“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四句，或理解为对现实苦难的悲叹，或理解为仅仅是对往昔的眷恋与怀念，此四句的感情倾向仍可商榷。
西南民族大学左志南老师提出，此诗描写的登临时段当在白天，故而“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两句当为诗人想象之语，起隐喻作用，并贯通了上下文。
西南民族大学王猛老师对该诗的用典考证做了丰富的补充。就“百忧”一词，他指出可追溯至《诗经·王风·兔爰》：“我生之后，逢此百忧。”而陆机亦有“感悟百忧生，缠绵自相寻”一句。就“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一句，他认为“北户”未必实指。北方主水，故而以“北户”引出下半句的“河汉”。“少昊行清秋”一句不能仅仅追溯少昊的神话传说，还应考虑到古人迎秋之礼。
王猛老师
就此诗少用佛教典故问题，左志南老师结合杜甫其它诗句，归因为诗人的自我定位。越是在佛道之地，杜甫便越会凸显自己对儒家理想与士人身份的坚持。刘欢同学认为用典亦与作诗目的及创作情形有关。此诗并非不用佛教典故，只是不多用。该诗采取了登高诗的写法，在登高的基调上对高适等人的同题材诗作进行了回应。冷金哲同学指出，应该综合考虑杜甫诗中对佛教典故的使用情况，才能对该诗用典问题进行更到位的理解。
四川大学孙尚勇老师认为该诗或为后写。后人多以为“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反映了杜诗的历史预见性。高适、岑参、储光羲等人亦有登慈恩塔诗，然而唯独杜诗忧患意识甚高，若此诗为后作则更说得通。诗题原注“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可作旁证。孙老师又将四首诗进行比较分析，杜诗中“黄鹄去不息”一句对其余三首皆进行了密切的呼应，这样的文本对应，有可能是在回忆的情况下后写而成。所以该诗可能为事后追忆之作；或者杜甫其时位卑，不得和诗而后作；甚至诗人亦有可能未参与此次聚会，仅仅是对他人诗作的应和。
就该诗后写的可能性，刘欢同学认为需要详细考察杜甫乃至其时同题诗作的后写情况，才能做出更可靠的判断。冯臻远同学指出诗可以从两个角度解析，分别是本义和引申、影射。所以杜甫此诗猜测出安史之乱之说，乃是后人所加。而“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一句未必是影射时事，仅仅是实写。关于此诗的系年，陈燕同学以此诗与《秋雨叹三首》其二作文本对比，并结合杜甫生平足迹加以考证，认为此诗当为天宝十三载所作。洪臻颖同学提出，同行的高适、岑参等人早已中第，而神龙之后唐代进士皆于慈恩塔下题名，所以诗中所显露出的忧愁与失意之情便可理解。左志南老师认为此说亦有道理，恰如“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两句。孙尚勇老师对末两联中的“黄鹄”和“随阳雁”进行对比分析，认为相较之下黄鹄更有定性，随阳雁则南北往返。可见诗人以黄鹄自比，并借随阳雁嘲笑不具操守之辈。
下半场，陈丽琳同学在《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一首诗的校勘注解中，首先辨析了此诗系年，一是作于天宝十载在长安时，二是作于上元元年在成都时，通过对赵次公、朱鹤龄等诸家说法的归纳，结合《通典》《元和郡县图志》等材料中对各县地域行政等级的不同及宋本《杜工部集》中此诗编在第四卷，判断此诗更可能为成都诗。她又将“南山豆苗”“青门瓜地”与时节及杜甫的身世之感相结合，通过对张晏注《报孙会宗书》时所言“山高而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提出杜甫此句有讽刺朝政之意，再以董威辇之事和杜甫《进雕赋表》一同阐释“百结”一词，认为此诗中杜甫表达了伤己又忧世的复杂愁绪。
针对系年与地点这一问题，王猛老师指出杜甫成都诗的写景与此诗中不同，冯臻远同学补充唐时气候炎热，成都可产出荔枝，应当难有“软裘快马当冰雪”之景。孙尚勇老师以为此诗当是作于成都时，前半部分为对长安的回忆，感慨长安之苦寒而自身却无可奈何。同时又与杜甫大历二年所做的《锦树行》中“王陵豪贵反颠倒，乡里小儿狐白裘”句相联系，注意到“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中表达的特殊情感。冯臻远同学再补充到一细节，首句“赤县官曹拥材杰”中的“曹”一般用来称呼小吏，难以“曹”指代高官。大家多同意此诗是成都诗，但“两县诸子”具体所指仍待考证。
关于《杜位宅守岁》一诗，陈丽琳同学首先从解体、解题、补注等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注解，再次举出与杜甫有交际的二十余位名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人物、调查其他士族中与杜甫交好的一些人物，证明杜甫交际过的人物很大一部分出身显赫，并从杜甫的交际情况与唐代政治社会格局等角度展开研究。她认为士族在唐代的政治社会格局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士族间的通婚是维系世族政治的重要手段，同时，从杜甫的交际亦可见士族的盛衰荣辱。
接着，就士族地位的问题，王猛老师提出，士族地位变化与唐代政治的波动有很大关系，唐时对“士”的定义、自我认同也与后世有所不同，应当结合更多材料进行考量，并推荐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一书。孙尚勇老师就“四十明朝过”一句，引孔子“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加深理解，凸显杜甫当时心中感慨。
冯臻远同学则针对此诗解体部分，提出该诗首句入韵，诗中“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并不对仗，且尾联句子与王力先生所说的“特拗”相符，而“特拗”在唐朝少见、宋朝始多，认为在体裁上具有一定特殊性，并推测杜甫可能进行了体裁探索。刘欢同学就首句“守岁阿戎家”中杜甫从弟究竟是“阿戎”还是“阿咸”的问题指出，经过考察，唐人用“阿戎”较多，而“阿咸”则是从宋人开始使用的，难以追溯异文产生的源头；再者称杜位小字“阿咸”并无根据，故从用典角度说，“阿戎”较“阿咸”更为合适。
会场一瞥
刘权毅（西南民族大学）
陈佳乐（西南民族大学）
冷金哲（西南民族大学）
尹家豪（西南民族大学）
谢建艳（西南民族大学）
熊义琼（西南民族大学）
李念慈（西南民族大学）
许婧雯（西南民族大学）
洪臻颖（西南民族大学）
张舒艺（四川大学）
李雁琳（四川大学）
冯臻远（四川大学）
张丽（四川大学）
刘欢（四川大学）
吴彬彬（广西师范大学）
邓森文（西南民族大学）
张嘉睿（西南民族大学）
曹茂（四川大学）
王明月（西南民族大学）
李戬（西南民族大学）
范书宇（四川大学）
赵国庆（四川大学）
薄王逸（四川大学）
李成凯（四川大学）
陈燕（四川大学）
李九思（四川大学）
谭诗瑶（西南民族大学）
李浩玮（西南民族大学）
谢苗苗（西南民族大学）
彭燕（杜甫草堂）
贾兵（杜甫草堂）
刘晓凤（杜甫草堂）
张月（杜甫草堂）
文字/范书宇 张舒艺 李雁琳
校对/贾兵
摄影/陈宁
排版/张月 贾兵
《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举办春季杜甫读书会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转载请联系后台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