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贤│诗看子建亲——论杜甫与曹植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1年第2期，总第108期。
吴明贤，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陈寿《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曰：曹植“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认为曹植的文才一定会影响到后世的文人，这是十分中肯的不易之论。事实的确如此，杜甫就是深受曹植影响的一个伟大诗人。他“别裁伪体”“转益多师”，广泛学习，多方吸取，故能集诗歌之大成，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其中“诗看子建亲”，他继承、学习和借鉴曹植诗歌创作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杜甫十分推崇景仰曹植，对曹植的诗歌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常常以曹植自许或以曹植许人便是明证。
杜甫常以曹植自许。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不无自负地宣称：“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认为自己作赋可与西汉末年的大赋家扬雄匹敌，写诗可与建安之杰的曹植接近，学优才敏，以文词见长，故“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立可青云直上，辅佐帝王成为尧舜之君，使国家政治清明，风俗淳厚。他在晚年所作的《壮游》诗中回忆年轻的经历时又自谓说：“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自己的文章可以匹敌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和汉初的政治家贾谊，而诗歌亦可以俯视建安时期的曹植和刘桢。钟嵘《诗品》论曹植诗云：“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益古今，卓尔不群。”杜甫此时仍以曹植自比，可见其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时的少年心怀是一致的。说明杜甫自始至终自视甚高，对曹植始终充满着尊崇和敬仰。
杜甫还常常以曹植比拟和赞扬他人。他曾赞扬汉中王李瑀“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认为李瑀的诗歌犹如曹植的诗歌那样波澜壮阔，气势不凡。“已忝归曹植”（《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他又把汝阳王李琎比作曹植而自拟为身在曹植府中的建安七子。汉中王李瑀和汝阳王李琎皆是李唐宗室，而曹植亦为曹魏宗室，曾封陈王。杜甫以曹植比譬李瑀和李琎，恰当贴切，既称扬赞颂了李瑀、李琎，而且表明了自己对曹植的敬仰推崇，可谓匠心独运。杜甫还称赞李义“子建文笔壮”（《别李义》），颂扬高适“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认为他的好友李义文笔雄壮有如曹植，高适诗歌可与曹植、刘桢并驾齐驱。杜甫还赞美张十二山人“曹植休前辈”（《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其诗如曹植一样超越前辈。同时认为“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解闷十二首》其四），薛据与何逊虽然都曾为水部员外郎，但薛据却远不如何逊早为沈约、范云所知；曹植与刘桢尽管能奖掖和荐举人才，无奈薛据又不与他们二人同时，文才虽高，却恨不能相见，无人举荐。在同情惋惜好友薛据的同时，无疑也表示了自己对曹植的称颂和赞美。
曹植对杜甫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杜甫对曹植的学习与借鉴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写实精神的继承。杜甫与曹植都生活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们耳闻目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都用写实的精神记下了这一真实的社会现实。曹植在《送应氏》诗中写道：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诗人登上北邙阪，遥望洛阳，洛阳城内宫室焚毁，垣墙颓败，荆棘丛生，人烟稀少，一片惨景，悲不忍睹。据《资治通鉴》载：董卓挟汉帝迁长安时焚烧洛阳，“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诗中所写与此记载完全一致，应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我们再看杜甫的《无家别》一诗：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诗中通过一个士兵的自述，描绘了安史之乱后洛阳一带农村的破败景象：蒿藜满地，田园荒芜，野兽横行，人烟稀少，满目凄凉。这与史书所载“时洛阳四面数百里，人相食，州县为墟”的记载也是相合的（《旧唐书·史朝义传》）。不难看出，曹植《送应氏》与杜甫《无家别》都以沉痛的心情描绘了洛阳战后的残破景象，表达了自己对频年战乱的愤慨，流露出对深受战乱祸害的人民的深切同情，无疑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两诗题材相似而写实精神亦颇相同。再如曹植的《名都篇》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二诗，前者揭露贵族子弟的享乐腐化生活：“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寒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后者揭露统治者的荒淫奢糜：“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他们喝的都是玉液美酒，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呼朋唤友，歌舞升平，花天酒地，尽情享乐。两诗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两位诗人对统治者的不满与愤恨，其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真有所谓异曲同工之妙，不难看出杜诗对曹诗的继承与借鉴。不同的是两人描写和揭露的对象不同，曹诗针对的是纨绔子弟、贵族少年，杜诗则是直接对准了最高统治者；程度不同，曹诗指出“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这些纨绔子弟，不分白昼，天天如此，白白地消磨了时光；杜诗则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统治者的奢糜享乐皆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是对百姓敲骨吸髓进行剥削的结果。因而两人的态度也就不同，曹诗虽真实地描写了纨绔子弟们游宴奢纵的社会现实，对其表示了不满，但却远不如杜诗深刻地指出了当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在对统治者揭露批判的同时，对人民充满了真挚的同情。这也正是杜甫对曹植诗歌的超越与发展之处。此外如曹植《赠白马王彪》，“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沉郁顿挫，淋漓悲壮……遂开杜公之宗。”（方东树《昭昧詹言》）其写实精神亦是相同的。
其次是体裁结构的借鉴。施补华《岘佣说诗》谓：“少陵五言古，千变万化，尽有汉魏以来之长。”陆时雍《诗镜总论》亦说：“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汉魏居多。”其中曹植对杜诗体裁结构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先说体裁，譬如连章体的组诗。杜甫有《秦州杂诗二十首》，是乾元二年（759）秋杜甫由华州弃官携家流寓秦州时作，或吟咏风物，或伤叹时局，或忧虑边危，或悲悯生计，或感慨身世，或抒写理想，虽是连章体的组诗，但所感非一事，所作亦非一时，每首各自可以成篇，也可以独立存在。其实《杂诗》之名，早在《文选》中就已出现。《文选》将古诗十九首与相传李陵、苏武的诗一并归入《杂诗》类，李善在王粲《杂诗》题下注云：“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当时作有《杂诗》的人不少，如孔融、王粲、刘桢、曹丕、曹植等人皆有同题之作，不过大多只有一二首。《文选》中载有曹植《杂诗》六首，李善注云：“此六篇，并托谕伤政急，朋友道绝，贤人为人窃势，别京已后，在鄄城思乡而作。”其诗或感伤烈士失志，或寄寓兄弟遭谗，或悲慨长才难展，或惋惜时光流逝，或哀叹生计困穷，或怨愤飘泊无依，也非一时一地一事之作，亦可独立成篇，与杜甫《秦州杂诗》体制颇为相同。不难看出，《秦州杂诗》应渊源于曹植《杂诗》。再如杜甫的有些诗作象《喜达行在所》三首、《羌村》三首，三首联贯组成一篇，情节、思绪、情感皆前后相联，不可分割，此类诗章显然又与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颇为相似。因此杜甫的此类联章体组诗应渊源于曹植而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再说结构。杜诗在诗歌结构上对曹植诗歌也是有所借鉴的。请先看曹植的一首《杂诗》：
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何意回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
前六句以转蓬自比，描写自己流离播迁，迁徙飘荡，居无定所的恶劣环境；中间两句以“类此客游子”承上启下，转入后四句写自己的穷困贫寒之状。曹植虽贵为王侯，但他“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转封东阿王谢表》），显然此诗所写与曹植的身世遭遇是一致的，所谓“转蓬”不过是诗人的自嗟困穷而已。再看杜甫《遣兴三首》其二云：
蓬生非无根，漂荡随高风。天寒落万里，不复归本丛。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怅望但烽火，戎车满关东。生涯能几何，常在羁旅中！
首四句亦以飘蓬自比。飘蓬虽有根，无奈大风天寒，只能四处飘荡，难归本丛。中间亦以“客子念故宅”承上启下，引出后四句客子羁旅寂寞漂泊难归的原因是“烽火”不断，战争未息。诗中的飘蓬亦不过是诗人的自喻而已。不难看出，两诗不仅在组织结构上颇为相似，而且有些诗句的句式意蕴也颇为相近。显然杜诗借鉴了曹诗而又后出转精，有所创新。
再次是描写的细腻。曹植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而加以细腻深刻的描写，写景抒情都真切动人。如《美女篇》：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珊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首四句点明人物、地点和采桑事件，用“纷冉冉”、“何翩翩”分别形容“柔条”和“落叶”，形象地把采桑时桑枝颤动和桑叶飘落的情态逼真地描绘了出来，细腻逼真，生动传神。次十句对人物进行刻划，从不同的角度落笔。因采桑要举手，故先手次腕，再到头腰，然后从肌肤到服饰，由局部到整体，层层推进，形象逼真，虽源于《陌上桑》却又有明显不同。这种刻划人物的方法也为杜甫所承继。请看杜甫的《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首两句总提，点明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三月三日丽人游赏曲江。次八句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先言丰神之丽，次言体貌之丽，后举头背上下而见通身之华丽，其对人物的描写刻画颇与曹植的《美女篇》相似，难怪赵次公云：“头上、背后之句，此亦曹子建‘头上金雀钗，腰佩翠琅玕’之势也。”显然杜诗受到了曹植《美女篇》诗的影响。此外如曹植《泰山梁甫行》一诗中就细致地刻划了一群衣衫褴褛，“寄身于原野”的边海人民的苦难形象：“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而杜甫《北征》诗中“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羌村三首》中“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无家别》中“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的精细描写亦与曹诗相似，显然亦是有所借鉴的。
黄庭坚认为“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未免太过。但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群书万卷常暗诵”，其诗歌创作，多用前人诗句词语、成语典故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对曹植诗文更是烂熟于心，在自己的诗文创作中运用曹植诗文句式词语也是不绝于缕，随处可见。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注释统计，杜诗引用曹植诗文词语典故多达二百余处，可见其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杜诗学习和借鉴最多的是曹植诗歌的句式和词语。杜甫《赠卫八处士》中“主称会面难”与曹植《箜篌引》中“主称千金寿”；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名在飞骑籍”与曹植《白马篇》中“名编壮士籍”；杜甫《到村》中“归来散马蹄”与曹植《白马篇》中“俯身散马蹄”；杜甫《赠卫八处士》中“动若参与商”与曹植《浮萍篇》中“旷若商与参”，《种葛篇》中“今为商与参”；杜甫《桥陵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中“好鸟鸣盐扃”与曹植《公宴》中“好鸟鸣高枝”；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四“不复同苦辛”与曹植《赠白马王彪》中“能不怀苦辛”；杜甫《留花门》中“原野转萧瑟”与曹植《送应氏》其一“原野何萧条”；杜甫《夕烽》“照秦通警急”与曹植《白马篇》中“边城多警急”等皆句式相似，用语颇同，显然杜诗吸取了曹植诗歌的营养，借用了曹植诗歌的语句来抒写自己的情感。曾季狸《艇斋诗话》就指出：“老杜‘主人敬爱客’（按：见《奉汉中王手札》，应作“主人留上客”）出曹子建‘公子敬爱客’”（见《公宴》），就明确地指出了杜诗与曹植诗歌的这种承继关系，是十分正确的。诸如此类在杜诗中还有很多。
化用曹植诗歌的意境和语意，也是杜诗学习曹诗常见的方法之一。如杜甫《羌村三首》其一“柴门鸟雀噪”一句，言贫苦人家，门可罗雀，因有人来，故宿鸟惊喧，就从曹植诗句“柴门何萧条”化用而来，只不过曹诗直接描写贫苦人家的萧条冷落，而杜甫却以物托情，以鸟的喧闹衬托人迹的稀少罢了。再如杜甫《遣兴五首》其二“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显然又是化用曹植《离思赋》“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而来。不同的是曹植的赋是以鱼悦深水、鸟喜茂林寄寓“人主贤则人才归之”的道理，称颂曹操的开明政治，而杜诗则是通过鸟归林中、鱼聚水里暗喻如果不为时用不如高隐林泉，正如施鸿保《读杜诗说》所说“言鸿鹄巢于深林”。两诗句式相似，杜诗虽为化用，但意义却迥然不同了。可见杜诗在学习化用前人诗句时还是进行了一番改造的。难怪谢榛说“二家辞同工异，则老杜之苦心可见矣”（《四溟诗话》卷四）。再如曹植《求通亲亲表》云“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迴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被杜甫化用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诗云：“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言自己忠君爱国，出于天性，就象葵花的向日一般，所以总想为国家尽点力，做些事。曹植此表“上疏求存问亲戚，因致其意”（《三国志·魏志》），文词剀切，怨而不怒，直抒胸意，述理明确，颇能动人。杜诗化用此句却是表明自己爱国忠君的心情，比喻形象，自然真切，亦不露痕迹，可见杜甫化用曹植诗文句意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杜诗化用移植曹植诗文句式也是富于变化的。除杜诗中某句化用曹植诗中某句外，有时杜甫数首中的某些诗句共同化用曹植某诗中的一句，如杜甫《上水遣怀》诗中“但遇新少年，少逢旧亲友”、《佳人》诗中“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成都府》诗中“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等与曹植《送应氏》其一中“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就颇为相同，但他们各自所表达抒写的意思却是不同的，其为移植化用显而易见。也有杜甫数诗中的某些诗句分别化用曹植某一诗中的不同诗句的情况，如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到村》《夕烽》就分别移植了曹植《白马篇》中“名编壮士籍”“俯身散马蹄”“边城多警急”等诗句（见前）。还有杜甫一诗数句借用移植曹植数诗诗句的，如杜甫《哀江头》一诗中“欲住城南望城北”“明眸皓齿今何在”“翻身向天仰射云”三句就分别借鉴了曹植《吁嗟篇》中“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洛神赋》中“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及“翻身上京”的句子。再如杜甫《垂老别》诗中“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伤心肝”就分别借用了曹植“门有万里客，问是何乡人”“顾念蓬室土”“哀哉伤肺肝”等句。不难看出杜诗学习借鉴曹植诗歌并不是亦步亦趋，毫无变化的，而是花样翻新，在学习中溶入了自己的特点，是为我所用，有所创新的。
杜甫“诗看子建亲”，学习继承曹植而又超越曹植，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与曹植都早年聪慧，都有着很好的家庭熏陶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曹植“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他自己也称“仆少小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文章序》）。他曾自己删定少年时代的作品编成《前录》七十八篇。他很早就喜欢作诗写文并显示了极高的才能和天赋。建安十五年（210）冬曹操建铜雀台成，“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植援笔立成，可观”，时曹植只有十九岁。且“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其“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文思敏捷，才华毕现，因而受到其父曹操的宠爱，“甚异之”。也受到了当时和后世文人的称许，杨修惊叹他“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钟嵘即称之为“建安之杰”。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自七岁所缀诗笔”，他从七岁的孩童时代就开始学习做诗了，所谓“学诗犹孺子”“心从弱岁疲”当即指此。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是文采飞扬，才华横溢，受到了当时文坛名宿与前辈公卿的称赞：“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与早年的曹植颇有相似之处。可见杜甫与曹植从小就有着深厚的家庭文化教养，这为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杜甫和曹植都有着报国为民的宏伟理想。曹植本是一个有宏图壮志的人。少年时就已流露出“顾身微而任显兮，愧责重而命轻”“神武一举，东夷必克”的匡正时难的志向。他自谓“吾虽德薄，位为藩侯。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可见他并不甘以文人为终老，青年时就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其《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游侠儿”的英武形象，不过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寄托而已。他的这种志向虽先后遭到文帝、明帝的迫害而未能实现，但其报国尽忠之心却始终强烈，他曾向明帝表示：“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按：指吴蜀）未克为念。……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求自试表》）时时刻刻都想战死沙场，为国效力：“愿得策马执鞭，首当尘露，……效命先驱，毕命轮毂。”（《陈审举表》）故其后期诗作亦多慷慨奋发之词：“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希望从征吴蜀，建功立业，殉国赴难。这无一不显示出曹植“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杀身静乱，以功报主”“忧国忘家，捐躯济难”（《求自试表》）的崇高理想。杜甫也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诗人。他从小就树立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并把这一理想作为自己终极的追求目标而坚持不变。他曾明确地表示“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至死也不会改变这一抱负。当他自己仕途受挫时却还以此来勉励别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登要路思捐躯”，要求朋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不顾身。杜甫“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始终以“稷契”自命，期望自己成为辅佐尧舜的贤臣，匡时济世，治国安民。其“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是由自己忠君爱国的本性决定的。这与曹植亦颇为相似。但曹植与杜甫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曹植后期受到曹丕、曹睿父子的迫害和打击，飘泊流离，多有忧生之嗟。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为了躲避战乱，杜甫晚年亦只好“飘泊西南天地间”，寄人篱下，体弱多病，生活亦很窘迫。两人的生活环境与身世遭遇亦有着相似之处。
此外曹植对诗歌的认识也与杜甫有着一致的地方。曹植认为作家应有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应虚心接受别人意见，不断修改自己的文章。他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认为人们的写作总是含有缺点毛病的，应允许别人提出批评，加以改正。他以“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与杨德祖书》）为例，说明修改诗文的重要性。这与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的看法有着相通之处。曹植还认为诗人应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应当注重创作实践。他说：“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与杨德祖书》）指出要有南威那样的容貌，才可以评论谁是美女；要有龙泉宝剑那样的锋利，才可以议论刀的断割。刘季绪（刘表之子）才华能力不如作者，却喜好指责别人的文章，吹毛求疵，显然是凭主观好恶妄论别人之文，是不对的。“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与杨德祖书》）从而批判了那些自视甚高而缺乏自知之明的人。这与杜甫注意和别人讨论诗歌，进一步力求完美，认为“把酒宜深酌，题诗仔细论”（《敝庐遣兴奉寄严公》）、“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赠毕四矅》），同时不希望别人随便传播自己的诗歌，“见酒须相忆，将诗莫浪传”（《泛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念我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的不求时誉的谦虚态度也是一脉相通的。
正是因为曹植、杜甫从小受家庭文化的影响，热爱诗歌；都有着相同的忠君爱国的理想却又不能实现，反遭飘泊流离；都有着相通或相似的诗歌主张。故前承后继，二人的诗歌创作也才有着许多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