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三届全国硕博论坛综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8月20日，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四川省杜甫学会、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主办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三届全国硕博论坛”，首次以线上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河北大学、华侨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和硕博研究生，以及全国高校师生和杜诗爱好者共106人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由致辞、研讨、总结、颁发证书四个环节组成。

线上会议部分参与者

论坛致辞环节，由四川省杜甫学会秘书长彭燕主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副馆长方伟，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分别致辞。日本杜甫学会会长下定雅弘、副会长松原朗，四川省杜甫学会会长张志烈、副会长祁和晖、副会长吴明贤也为本次论坛发来了贺函，《杜甫研究学刊》张月编辑代为宣读。方伟副馆长首先代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对与会学者和同学表示热烈欢迎，时值四川省杜甫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此次论坛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一批富有朝气的年轻杜甫研究学者正在成长，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杜甫研究学刊》。我馆通过论坛发现并培育学术新人，新人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反哺草堂，这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

周裕锴教授就杜甫的儒家情怀给予了深刻简要的阐释，他认为杜诗中饱含人道主义精神、忧患意识、现实批评精神以及民本思想和反战意识，对当代社会仍有借鉴意义。下定雅弘教授和松原朗教授对此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的报告和讨论是对我们老中年学者的很大的鼓励、很愉快的挑战”，并欢迎在日本杜甫学会会刊《杜甫研究年报》上发表研究成果。张志烈教授在致辞中深情回忆了四川省杜甫学会和《杜甫研究学刊》的创立过程，并希望与会学生能继承老一辈学者的尊杜、研杜传统，将杜甫精神发扬光大。祁和晖教授在贺信中说，“读懂诗圣杜甫便是读懂中华文脉优秀传统。本次论坛盛会是诸君的幸运，更是杜学的幸运，令人欣喜，值得点赞”。吴明贤教授认为“论坛的举办表明了人们对杜甫其人其诗的研究并未因灾祸放缓或停止，相反人们总是不惧困难、坚持不懈、奋勇前进，使杜诗研究不断取得了新的成就，这种精神值得称道和发扬”。

本次论坛的研讨分四场讨论。本次论坛共选出13篇优秀论文，内容涉及杜甫研究、杜诗文本与批评研究、杜诗接受研究、杜诗文献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等多个方面。

一、杜甫研究

关于杜甫自身的研究论文有2篇。杜甫行踪方面，李江才《再论杜甫去蜀时间与行止》一文，认为杜甫应在严武死前去蜀。他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相关历史地理史料，从杜甫在严武死前去蜀是否合情、去蜀时间行止是否合理两个层面进行论证，并通过梳理杜甫去蜀行程，对其去蜀这段时间内所作部分诗歌系年进行了纠正。张朝富副教授认为文章对部分杜诗的重新解读补充了既有研究，辨析环环相扣，较有说服力。同时，他还建议文章第一二部分可再精炼，以突出主题；以杜甫对其他友朋去世后的表现来推断严武去世后有无哭悼之作是否合情，在逻辑上只具有或然性；论文部分地方用词不当，可再商榷。

杜甫形象的变化方面，沈润冰《略论唐宋笔记中杜甫形象之异同》一文，认为唐宋笔记中杜甫形象的相同之处在于任诞狷狂的个性与卓越的诗歌才华，但二者在形象特征、书写方式和情感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唐五代笔记主要采用叙事、描写相结合的方式来刻画杜甫形象，有意突显其贫寒困顿，富有小说、传奇色彩，作者的情感态度较为复杂，即崇拜、同情、平淡交织；宋代笔记以品论、鉴评为主，注重杜甫忠君爱国内在形象的建构，带有劝惩化、学问化倾向，持论者怀有高度的宗仰、崇敬之情；文章最后还分析了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潘殊闲教授认为杜甫的影响是广泛而巨大的，而唐宋笔记多达数百部，因此论文选题很有意义；论文叙述平实客观，总体符合学术规范；但还有改进之处，如综述部分对既有研究一笔带过，不够全面；个别提法不够严谨，如唐宋笔记中的杜甫形象均任诞狂傲；文章结构需作较大的调整，分析杜甫形象形成的原因应当成为文章的重点；文章的研究材料需要进一步拓宽，参考文献不局限于笔记，唐宋诗话、历史著作等也应纳入探讨范围。

二、杜诗文本与批评研究

关于杜诗文本的论文有1篇。张诺丕《试解杜诗“晋室丹阳尹”的含义》一文，通过对《送元二适江左》“晋室丹阳尹，公孙白帝城”两句历代注家观点的梳理，力图对“丹阳尹”本身的历史意义做出考察；文章认为“丹阳尹”在东晋时期是掌控京师的机要之职，因此杜诗中的“晋室丹阳尹”可能并不只是对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运用，它还可能像“公孙述”一样，是作为一种叛乱者的符号出现。王燕飞副教授认为论文在既有的优点之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在引用《九家集注杜诗》时使用《四库全书》本，似可更优；在引用文献时转引较多，如部分杜诗版本现存，却转引自《杜诗详注》；对“乱后今相见”之“乱”，“风尘为客日”之“风尘”的理解似可商榷，“乱”不可确指，“风尘”很有可能指时间，《送元二适江左》作于夔州的可能性更大；“晋室丹阳尹”在后世的用例较少，似无叛乱之意。

杜诗艺术批评方面的论文有2篇。曾惠娟《论“杜甫似司马迁”：〈八哀诗〉中议论与〈史记〉论赞之比较》一文，将《八哀诗》的议论与《史记》的论赞进行比较，认为《八哀诗》以议论入诗，受到了《史记》“太史公曰”的影响，其思想倾向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也都与《史记》论赞有共通之处。其次，《八哀诗》之议论与《史记》论赞都具有深沉浓郁的情感，具体表现在一己的人生感慨与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切。亦即，从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确证了“杜甫似司马迁”。房锐教授认为文章立足个案研究，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征引文献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论文仍存在一些欠妥之处，如杜甫《八哀诗》的议论未必仅仅是受《史记》“太史公曰”的影响，如何评价有疵点的人物难以代表杜甫议论的独特性；文章的主观色彩略显浓烈，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文章引用前人论述较多，论证还可深化，如对司马迁本人的说法过于偏爱；征引应尽量引用第一手资料；此外，房老师还建议作者在表述时应尽可能平实，避免绝对化；多读《史记》，尤其是司马迁的天命观，深化对史、诗两种不同文体的理解。

苑宇轩《由“史诗”到“诗史”的诗学意义及哲学价值》一文，认为杜诗的诗史性之所以成为经典诗学，并非仅仅由于其诗歌记叙反映了史实，而在于产生了诗史效应。这种诗史效应首先植根于古代中国诗史结合，以诗叙史的文化传统，再通过杜甫的融创扩大了其表现范围，使之兼有审美领域、现实领域以及文化领域三重内涵，并最终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及士人的话语权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希平教授认为本文虽属老话重谈，但有新的视角，如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将西方的“史诗”概念与中国的“史诗”类比，有新的时代意义。论文在理论叙述时缺乏较好铺垫，部分地方遽下断语，如在论述以诗写史时，认为诗歌丧失了载史的功能，明人把杜甫拉下了神坛等表述；文章在文献来源、材料引用上须注意学术规范，如在征引苏轼诗文时引用《宋诗话辑校》，而不用其文集。

三、杜诗接受研究

关于杜诗接受方面有3篇论文。王亚男《鼎革之变与诗学演进——苗蕃及其集杜、拟杜考论》一文，对明清易代之际的苗蕃的生平、政治立场及著述作了介绍，并对其集杜、拟杜情况作了一定的梳理，论文认为苗蕃已由“袭杜”走向“变杜”，反映了明末清初学风下诗学观念及学杜方式的新变。孙尚勇教授认为苗蕃处于明清之际，其时代背景的复杂及其诗文的艰深隐晦使得论文的写作难度较大。论文个别地方论述尚需再考虑，如将苗蕃视作明清易代之际仕、隐纠结的文士代表，似乎拔擢过高，他只能是那个时代身仕两朝的中下层文士的一个典型；《集杜百绝》既已散佚，则难以判断其在明清易代背景下所具有的诗史价值以及在明清集杜诗作品中所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

邹丹娜《抗战时期陈寅恪对杜诗的接受》一文，从字句、属对、风格等不同层面对抗战时期陈寅恪诗作学杜情况做了梳理，文章认为陈寅恪多取法杜甫“安史之乱”后高阔浑成之作，且在总体上呈现出为宋诗所继承的杜诗特征，书写具体史事时更偏向晚唐体所继承的杜诗风格，并对形成原因及其对陈寅恪诗歌创作的影响作了一定的探讨。卞超编辑认为学界目前对陈寅恪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陈寅恪先生具有的广阔古代文学研究背景，使其诗风颇具特色，文章的切入点较好，表述清晰。此外还有一些可以提高的地方，如未能准确界定抗战时期；存在转引和误引的现象，如将《岘佣说诗》误为《岘佣诗话》；文章还可增加陈寅恪在其他时期学杜、步韵、和韵的研究，对陈寅恪学杜的优劣进行评述等。

苏德《近代报刊拟杜〈诸将〉浅论》一文，对近代报刊所见拟杜《诸将》诗歌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诗作数量丰富，作者在继承原作的同时，又在主题、结构、语言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并可由此窥见这一活动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促进了先进思想的传播，同时兼具时事新闻的性质，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王红霞教授认为文章选题较好，条理较为清晰。此外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文章可以增加对《诸将》创作背景的分析；论文对《诸将》在杜甫夔州诗中的地位过于拔高；时间界定不清，如仍将民国时期的部分诗作归于清代晚期；文章在统计保存的近代报刊时是否足够全面，选取的例子是否具有代表性；论文对期刊、杂志的分类不够统一；文章在阐释时，流于诗歌赏析，可进一步提高理论深度；建议删除与文章论述无关部分，凸现文章的论述主题。

四、杜诗文献研究

关于杜诗文献研究的论文有2篇。黄珊怡《〈宋本杜工部集〉卷目刍议》一文，对《宋本杜工部集》每卷所题总数、每卷卷目罗列作品数量及每卷正文实际所载数量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从版本牉合来看，卷目中数量等相关问题主要在南宋翻刻王琪本及相关补抄部分，体例等方面的差异来自吴若本及其相关补抄部分；卷目修改正题、离合篇章等诸多特征，系编者对杜诗的重新考量；《宋本杜工部集》收录作品数量的增益，既非完全出自王琪等人之手，亦非直接源于吴若本的拼合，其中南宋翻刻王琪本部分与王琪等人当时所成之本已有不同，其卷目存在再次整理甚至据当时正文重新编成的可能。曾祥波副教授认为论文将重点放在了杜集宋本源头之上，选题好但难度较大；作者对杜集宋本系统的了解还不够，比如卷目与篇目的不一致未必是二王本产生的，而是宋代刻书背景下的常态化现象；建议继续推进王琪本在数量上、吴若本在体例上存在的规律性现象的研究；充分利用“杜甫研究资料汇编”“全宋笔记”等大型工具书中所包含的杜诗异文材料。

姬喻波《〈全唐诗·杜甫集〉异文来源、校勘特征及学术价值》一文，对《全唐诗·杜甫集》的底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文认为其异文来源是据钱注而增删，体现出“广参众本、矜奇炫博”的校勘思路，后世杜集对《全唐诗·杜甫集》校勘“重而不用”的态度，反映了清代私修杜集“隐性话语”与官修杜集“显性话语”之间的话语互动。《全唐诗·杜甫集》作为杜诗异文发展的重要节点，对研究杜诗异文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孙微教授认为论文全面总结了《全唐诗·杜甫集》的异文情况，谈到了官修话语与私修话语的互动，较有学术价值；但部分结论值得进一步推敲，如以就近原则借鉴了仇注，实际上《全唐诗》与仇注的成书时间非常接近，似应再加验核确认；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文章还可增加对《全唐诗·杜甫集》缺陷的讨论，如缺乏校勘原则、未能系统梳理存世杜集等。

五、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关于两晋时期诗歌研究的论文有1篇。林高享《论刘琨、卢谌对老庄思想的接受——以刘、卢赠答诗文为例》一文，对刘琨、卢谌两人赠答诗文的创作时间作了考订，从引用老庄原文表意、借老庄思想安己心、借老庄哲学命题表己意三个方面分析卢谌对老庄思想的接受，并对刘琨的反老庄立场的表现及原因作了解读。吴怀东教授认为此文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他指出近年来的先唐文学研究受制于文献缺乏，因此要敢于突破学科壁垒、贯通文史哲的界限。刘琨、卢谌作为西晋重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诗文研究值得重视。论文还有进一步修改的空间，如应首先回应曹道衡先生的研究，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对第二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创作心态加以分析；思想研究不应抽象化，而应落实到具体情景之中，形成文献——背景——情感——思想这一研究理路，如对卢谌个人如何理解言意之辨等哲学命题的分析；此外，论文还存在对文本的误读、表述不当、结构有待深化等问题。

关于唐代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篇。潘伟利《唐诗孤篇经典化与其读者——以〈枫桥夜泊〉为中心》一文，认为《枫桥夜泊》成为经典，主要是由于唐代高仲武在其《中兴间气集》中最先收录此诗，宋代欧阳修关于“夜半钟声”的质疑使该诗成为诗话中津津乐道的话题以及宋代王珪将《枫桥夜泊》刻碑于寒山寺；并可由此窥见从选者的编选到诗话的讨论，再到实景的题诗这一经典化历程。王红教授认为文章以《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均未收录张继，证明其“才秀人微，取湮当代”，略显武断，实际上两书并不能代表唐人时贤对张继的态度，应当以唐人选本为主要文献依据；论文还可从诗歌的不同接受群，从人情之情、风景之景、境界之境、声情之音等角度进行文本分析，《春江花月夜》的流行就是极好的例子；此诗所具有的人类情感的独特性、复杂性、不可模仿性应是其得以经典化的内在原因。

徐韫琪《视觉与想象的交汇——论王昌龄七绝的影像化叙事策略》一文，以王昌龄七绝为例，力图从影像叙事的角度，讨论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张力，文章认为王昌龄的诗作中呈现的画面感和情节性可视作一种“蒙太奇思维”，体现为成熟的时空架构意识与“以景结情”的收束方式。诗人将分散的镜头串联成有情节起伏的叙事段落，这一影像化的叙事策略精准地传达了尚未被概念固化的原初审美体验，开拓了想象空间；并认为这一叙事手法与七绝文体的形成过程有关，启发后世诗人对诗境的开拓。王猛副教授认为文章在理论上的创新意识值得表扬，论文应注意对影像化、影响叙事、闪回、二维影像等概念进行准确界定，目前的使用较为泛化；在理论使用上，用蒙太奇理论来分析王昌龄的诗作是否恰当；此外，文章还可充分利用王昌龄自身的诗歌理论，参考卢盛江等人关于王昌龄对前代诗歌的接受研究；部分段落论证过程还很不足，论据较为缺失，加强对王昌龄诗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的分析。

徐希平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说，“今年是一个难忘的庚子年，必将载入历史”。此次线上会议惠及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学子，作为未来杜甫研究的生力军，他们此次提交的论文视野广泛，评议老师认真负责，提出了确切的、可操作的修改意见，值得称赞。会议最后宣读了本次获奖论文名单，希望他们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能够继承和发扬杜甫精神，在学术上取得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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