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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杜甫诗论
杜甫约于上元二年（761） 五十岁时，在成都草堂作《戏为六绝句》，这是用绝句来论诗的开创之作，后来的诗人相继作论诗绝句，在文学评论上有不小影响。杜甫在《戏为六绝句》里，主要作了作家论、创作论，揭示了论诗的宗旨。这里，想把杜甫其他论诗的话，跟《戏为六绝句》结合起来，较全面地看看他的诗论。试从作家论开始。
唐代的作家论，在早期，对晋宋以来的作家，是推重的多，贬抑的少。如房玄龄《晋书•陆机传论》，称他“文藻宏丽，独术当时”“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把他称为高出汉魏，推许过分。魏徵《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称宋、齐作家：“（谢）灵运高致之奇，（颜）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丽藻，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也是赞美的，只批评了梁、陈的宫体诗。但令狐德棻《周书·庾信传论》称：“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又称庾信为“词赋之罪人”作了抨击。到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里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他提出汉魏风骨，提出风雅兴寄，用来贬抑晋宋莫传，齐梁采丽。这就同唐初的推重晋宋齐梁作家不同了。陈子昂的诗论，在唐代有极大影响，后来韩愈在《荐士》里称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杜甫是在晋宋齐梁被贬抑，推重风骨兴寄的论诗宗旨后来发表他的作家论的。
杜甫在《陈拾遗故宅》中推重陈子昂：“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 “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赞美他贯彻风骨兴寄的《感遇》诗，可以继骚雅而与日月争光。但他对于晋宋齐梁以来作者的看法，却与陈子昂不同。杜甫推重晋宋作家，如《夜听许十诵诗》：“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把陶谢同风骚并提。《江上值水如海势》：“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看到水如海势，感叹非有陶谢的诗思，难以相称。他也推重鲍照，在《春日忆李白》里把李白比做“俊逸鲍参军”，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里称“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再用鲍照来比李白。杜甫还赞美齐梁以下的作家。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里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用阴铿来比李白。在《解闷十二首》里称“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这里杜甫写他用诗来陶冶性灵，用心苦学阴铿、何逊，懂得二谢作诗的本领，这里又提到谢朓。又一首称“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在这里把沈约、范云、何逊同具有建安风骨的曹植、刘桢并提。在《寄彭州高使君适虢州岑长史参》里称：“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这里用沈约、鲍照来比高适、岑参，还赞美他们的诗用意恰当，有飞动之势，结尾馀意不尽。在《赠毕四曜》里称：“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把自己的诗比作江淹、鲍照，要传给后代。在《咏怀古迹》里又推重庾信：“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在《戏为六绝句》之一称：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他赞美庾信晚年的作品，是凌云健笔，虽有当时人的嗤笑指点，他却并不认为庾信的健笔会怕后生的，只是后生的无知妄作罢了。
杜甫对陈子昂既极推崇，赞美他讲风骨兴寄的《感遇》诗，为什么又对他批评莫传风骨的晋宋作家，与兴寄都绝的齐梁作家那样推重呢？杜甫“读书破万卷”，对令狐德棻批评庾信的话自然是极熟的，为什么要跟他唱反调呢？这里说明杜甫的作家论跟他们两位不同。杜甫在《偶题》里发挥了他的论点：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騄骥皆良马，麒麟带好儿。车轮徒已斫，堂构惜仍亏。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
杜甫认为创作是流传千古的事业，要凭流传千古的观点来看，这只有自己的寸心知道。这个寸心知，就不同于令狐德棻和陈子昂的所见。他们两位是就他们所处的时代着眼，提出救弊的意见。令狐德棻根据扬雄说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主张“摭六经百氏之英华”，用正则的思想来写，批评庾信的淫放轻险。陈子昂要提倡风骨兴寄，批评晋宋以来的追求辞采。这只是针对当时来看，不是从流传千古的作品来看的。从杜甫的推重陈子昂看，他对陈子昂救弊的诗论是尊崇的。但他从作品的流传千古来看，他的看法跟他们两家又有不同，只是寸心知而已。他认为著名的作家都有特殊的成就，他们的得名不是随便的。他说“骚人今不见”的“骚人”，是兼指“诗骚”说的，说“不见”，是指当时人写《诗经》《楚辞》体的很少。他说“汉道盛于斯”的“汉道”，是兼指“汉魏”说的，说“盛于斯”，指当时人写五言诗极盛。从流传千古的作家作品来看，可以分为“前辈”和“馀波”，“前辈”以飞腾而入于作家的行列，“馀波”以文采而有所成就。飞腾指有风骨，绮丽指文采。《文心雕龙•风骨》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风骨极重要，文采也不可废。“前辈”以风骨著称，这就是陈子昂所推重的“汉魏风骨”，“馀波”以文采照耀，这就是陈子昂所贬抑的“晋宋莫传”“齐梁采丽”，杜甫并不把他们贬斥。“后贤”对“前辈”而言，“兼旧制”，兼取旧的制作，旧的制作有风骨的，有文采的，要两者兼取，不应专取风骨而贬斥文采，既有取于汉魏风骨，也要兼采晋宋齐梁的文采。“历代” 即就流传千古的作家作品来看，“各清规”各有清新的规划，不是模仿的。《文心雕龙•通变》说：“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兼旧制”是参古，“各清规”是望今。他要“兼旧制”，兼取“前辈飞腾”与“馀波绮丽”，即兼取晋宋齐梁作家到庾信之作，这就同令狐德棻和陈子昂的诗论不同了。他要分“前辈飞腾”和“馀波绮丽”这就同房玄龄和魏徵一味赞美晋宋齐梁的作家不加分别不同了。
他又提出“法自儒家有”，儒家论诗，首推孔子讲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杜甫的诗歌创作来看，他正是结合兴观群怨来写诗的，他正是关心君国，兼及鸟兽草木的。这跟陈子昂的提倡兴寄，又是不同的。“心从弱岁疲”，从弱岁起，就疲精力于“兼旧制”“各清规”。“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江左逸” 即晋宋齐梁的作家，“邺中奇” 即建安风骨，两者兼采，使他疲精力于此。“騄骥皆良马，麒麟带好儿”，“江左逸”也是良马，“邺中奇”象曹操带着好儿子。“车轮徒已斫，堂构惜仍亏”，我虽然已有轮扁斫轮的经验，我的儿子还没有继承我的创作，堂构还没有完成，有愧于曹操父子。这就说明杜甫的创作是汉魏风骨同江左文采兼采的。更特出的是他对江左文采还能看到其中卓逸的部分，象伯乐的能识良马，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对江左作家的看法。象他推重李白诗的风格，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用庾信、鲍照来比，说明他认为庾信、鲍照的作品不光有文采，也象《文心雕龙•风骨》称“风清骨峻”，是兼有风骨了。又象赞美高适、岑参，用沈约、鲍照的“意惬关飞动”来比，这里已接触到情意，称为飞动，也不限于文采了。再象讲到诗思的开展，提到“焉得思如陶谢手”，自谦诗思的浩荡比不上陶谢。更突出的是赞美庾信，“清新庾开府”，赞他早年的作品；“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赞他晚年的作品。在《咏怀古迹》的赞庾信里，称：“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完全以庾信自比，推他“凌云健笔”，更赞他的风骨。那末，他论江左作家，不光看到他们的文采，还看到他们的风骨，所以大加称扬，这跟陈子昂的看法距离更大了。
再结合他对当代作家的评论来看，首先是赞美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除称他佳句似阴铿外，还说：“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蓴羮。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这与《春日忆李白》可结合：“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李白的诗思，跟他“吟《橘颂》”的高节，神游物外的“沧海情”，留意“落景”“屯云”，关心“寒杵”“古城”有关，这跟他的诗清新俊逸有关。这种高节，同《饮中八仙歌》一段“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高节，使他不愿求官，落到《天末怀李白》的“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像《不见》称：“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在这些诗里，结合李白的生平遭遇和品格个性来论诗，显示出李白诗歌的伟大成就的特点。再象《解闷十二首》中称孟浩然：“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孟浩然诗称“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孟的诗好处在清新。没有这种清新的诗，漫钓也没有意义了。又称：“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从王维联系到他的弟弟相国王缙。这里主要是称赞王维诗的秀句。称“清新”“秀句”，跟他在《偶题》里主张“各清规”一致，跟“兼旧制”相对，从这个角度来赞美王孟两家。谈到初唐四杰，在《戏为六绝句》之二里称：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按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明人何大复《明月篇序》称初唐四杰的歌行，音节流美可歌，得风人遗意，音调在杜甫诗上。王士祯赞美这种看法，但他认为要是教后贤专学四杰，也要误人。这里指出“当时体”，指初唐四杰的诗音节流美，跟杜诗不同。杜甫能赏异量之美，赞美四杰诗，称为江河不废，反对当时人的讥笑。这里也显示杜甫从“文章千古事”着眼，看到四杰作品是会流传不朽的，不同于当时人的看法。
杜甫的创作论跟他的作家论是结合的，这里分开来说，只是有所侧重，取便说明罢了。他在《敬赠郑谏议》里赞美郑的诗，实际讲创作：“谏官非不达，诗义早知名。破的由来事，先锋孰敢争。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他提出诗义，强调意义。这个意义是有的放矢，要求破的；破的要争先，要有创造性，避免落后。诗思要在云物之外，即穷高极远。声律要穷极工巧。在修辞上恰好地表达情思，毫发无憾，要有才气，所以有波澜。在《醉歌行》里，他赞美杜勤：“骅骝作驹已汗血，鸷鸟举翮连青云。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指出作家要有突出的才气，有风骨可以高飞。作品气势旺盛，高出一般。杜甫在《白丝行》里讲织锦，用创作手法来谈：“象床玉手乱殷红， 万草千花动凝碧。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鸣机色相射。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在这里，他用创作的感受来谈，所以谈得这样深入细致。这里的“细意熨贴”，正是创作中运用的各种修辞手法，极为细致，做到“毫发无遗憾”。“灭尽针线迹”，正是作品写得极其自然，没有一点斧凿痕，甚至达到天衣无缝，巧夺天工，即“律中鬼神惊”。这里的“乱殷红”“动凝碧”，是互文，指丝有红有碧各种色采，织成万草千花也有红有碧各种色采。这种色采要“随时染”成，达到织锦的“色相射”的效果。这正象作家描绘景物，要着上作家的感情色彩，使作品的光采照映。他在《江上值水如海势》里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这里说他老了，写得随便了，花鸟不用发愁。实际是说，他在“语不惊人死不休”时，他写花鸟，把自己的感情色彩加上去，象《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写花鸟，花鸟有知，也要为他深愁的。韩愈在《荐士》里说的：“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万物在他们的笔下受到欺陵虐待，所以受困了。其实，杜甫对万物是体贴关心的，象《江头五咏·丁香》，安慰丁香花说：“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他说的花鸟深愁，是花鸟为他的忧国忧民而深愁，不是花鸟怕他的陵暴而深愁。在美学上有描绘自然和改造自然两派，改造自然的称“笔补造化”。“笔补造化”有二种，一种是用关心爱护的态度来补造化，一种是用戕贼外物的态度来补造化；杜甫的花鸟深愁，是他关心花鸟的结果，是前者，韩愈的“困陵暴”是后者；在这里，杜甫的观点完全超过韩愈。杜甫《四松》：“我生无根柢，配尔亦茫茫。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他感叹自己的漂泊，跟四松的有根柢不同，他要自己忘掉这种感叹，也要四松忘掉，所以称两忘。他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色采着在景物上，还写景物同样有情，这就是他情景相生的创作论。
杜甫诗论有时好象矛盾，如《偶题》称“文章千古事”，把文章看得重；《贻华阳柳少府》：“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把文章看得轻。《杜臆》说：“此须识其道之所尊者，要在得所尊则文垂千古，失所尊则文止小技，初无二义也。”按杜甫没有说失道的文章才是小技，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小技。他说柳“少甫长策，足以匡济当时，则己之文章末技，何关大道乎？ （仇兆鳌注）”，这是就自己的文章说的，“文章千古事”，指流传千古的文章说的，所指的对象不同。说自己的文章是小技正表示他的谦逊。这种谦逊，也表示在他的“焉得思如陶谢手”，自谦不如陶谢。但有时又象不够谦逊，在《壮游》里说：“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气劘垒欲与屈贾匹敌，目短墙是俯视曹刘。这又象有矛盾，其实这跟年岁有关。他在壮年从事创作，要力争上游，所以要与屈贾匹敌，要超过曹刘。在“老去诗篇浑漫与”时，才有诗思不如陶谢的感叹。假使没有壮年的力争上游，不可能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假使没有晚年的谦逊，不可能做到“晚岁渐于诗律细”。这正说明他创作的变化。
再看《戏为六绝句》的后四首论创作。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里先赞美初唐四杰的作品，认为即使比汉魏作品的接近风骚来显得差一点，但他们象龙文虎脊的千里马，既有文采，又有才力，在经历田野，越过国都的长途奔跑中，就见得你们远远比不上他们了。其次赞美庾信和初唐四杰的才力，难以超过。指出当时的一些作家，有的看兰苕上的翡翠，指注意文采，没有在碧海中捕鲸鱼，指力量不够。其三，说自己对今人或古人都不看轻，都喜爱，只要是清词丽句都是可取的。但这里还有区别，要上攀屈宋，跟他们并驾齐驱，否则怕落入齐梁的后尘了。其四，称作家既未及前贤，又一代代互相仿效，再有谁争先。要裁去伪体亲近风雅，这是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下无所不师，即不仅要师法汉魏，也要师法齐梁。在这里，可以跟《偶题》结合起来看，“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前辈”指飞腾的前辈，自谦未及。“转益多师”指“后贤兼旧制”，即兼取飞腾与绮丽。与“清词丽句”为邻，即“历代各清规”，在各清规里含有“望今制奇”的命意求新在内，这是可用《偶题》来作补充的。
在这个创作论里，杜甫与陈子昂的诗论好象一致，实际还是不一致。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杜甫也推崇汉魏，赞美才力，即风骨。陈子昂提倡风雅，杜甫也主张“亲风雅”。陈子昂贬低齐梁采丽，杜甫也贬低齐梁。实际上，陈子昂只称汉魏风骨，杜甫则认为庾信也有风骨，初唐四杰龙文虎脊也有风骨，再象上文所指，他认为晋宋齐梁的作家也有风骨，就跟陈子昂不一致了。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重在兴寄，即有寄托。杜甫提出亲风雅，不提兴寄，他说“法自儒家有”，应该指孔子讲诗提“兴、观、群、怨”，不讲兴寄。后来白居易《与元九书》，提出“风雅比兴”，就是“风雅兴寄”。他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李杜诗，认为李白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甫诗合于风雅比兴的，“不过三四十首”。从杜甫的推崇李白，跟他的诗歌创作看，他的“亲风雅”，完全不同于陈子昂的“风雅兴寄”。陈子昂的贬低齐梁，因为它“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杜甫的贬低齐梁，是“别裁伪体亲风雅”，认为齐梁有与风雅不同的伪体，即淫靡之作，不是由于采丽而无兴寄。他还是要采丽，所以说“清词丽句必为邻”，只要是清词丽句，是齐梁的也要，所以有取于谢朓、阴铿、何逊，这在陈子昂都是不要的。这样，杜甫的创作论跟他的作家论完全一致，同陈子昂有不少差别了。
陈子昂生在唐高宗时，当时六朝浮靡的文风还有待肃清，他针对这种文风，提出风骨兴寄，这种文学理论的建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提倡风骨来纠正浮靡的文风，提倡兴寄来加强作品的思想性，是完全必要的。不过在纠正浮靡文风这点外，诗歌的园地要求百花竞放，陈子昂的诗论就需要突破了。就陈子昂自己的作品看，除了《感遇》诗和其他一部分诗有寄托外，也不可能所有的诗都有寄托。因此他这个理论，当时的诗人并不遵守，他自己也不能完全遵守。象初唐四杰到稍后的王维、孟浩然等都不遵守他的兴寄说，到杜甫时更不能不变。正是破除了这个标准，才能产生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按照他这个标准，正如白居易说的，李白诗“十无一焉”，杜甫诗可取的“不过三四十首”，倘李白、杜甫都按照他这个标准来创作，即李白几乎没有几首诗可写，杜甫就只能写三四十首，那就没有伟大诗人李白、杜甫了。杜甫诗论跟他不同，正是诗论的发展和突破。不仅要突破兴寄的标准，还要突破鄙薄“齐梁采丽竞繁”和“晋宋莫传”。诗还是要文采，不仅要继承汉魏，也要继承六朝，不仅要看到汉魏风骨，还要看到晋宋齐梁的优秀作家也有风骨，只要别裁伪体，那末“前辈飞腾””“馀波绮丽”都可采取，这样“转益多师”，用来反映激荡的时代，广阔的生活，生民的苦难，诗人的忧思，才能产生李、杜这样伟大的诗人。杜甫的诗论正是从他一生伟大的诗歌创作中体会出来的诗歌创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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