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富│杜甫夔州诗风格的正与变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4年第2期，总第8期。
马德富（1944-2017），四川大学教授（后排左二）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夏初杜甫由云安迁往夔州，三年（768）正月出峡，总计在夔州居留的时间约一年又九个月。然而在此短暂的时间内，他却诗思喷涌，创作了大量诗歌，留存至今者犹有四百三十余篇，占全集诗歌的七分之二。
夔州诗歌是杜诗又一个高峰。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并不比过去逊色。它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杜诗一贯的风格，但是又显出一些与过去不大一样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过去诗歌风格的延续，又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社会氛围、自然环境下，由于诗人生活、思想（包括审美意识）、情感的变化而出现的变异。夔州诗歌在许多方面丰富、深化和发展了杜诗一贯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必要着重加以研究。
为了稍直观地了解杜甫夔州诗歌风格的特征以及与此风格的关系，我们先不妨比较以下不同时期的几首诗。这几首诗都是写月夜，且都是五律：
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夜宴左氏庄》）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夜忆舍弟》）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鹭起圆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二首》）
恍惚寒江暮，逶迤白雾昏。山虚风落石，楼静月侵门。击柝可怜子，无衣何处村。时危关百虑，盗贼尔犹存。（《西阁夜》）
第一首是考进士落第后，漫游齐赵的作品。第二首是安史乱中寓居秦州的作品。第三首是上元二年在成都草堂的作品。最后一首是大历元年在夔州的作品。四首诗虽作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感情，但都体物工细，词语凝炼，感情沉着，意蕴深永；景物描写中融入很鲜明的诗人的自我感受，很有个性，复又由景入情，情景浑然，真切感人，绝不流于浮泛率易。这些方面体现了杜诗一贯的风格，但由于时期和环境的改变，诗人生活思想等的变化，几首诗又各具不同的特征。第一首精切俊爽，写的是在左氏庄夜宴的情景。其中透出某种惆怅，也暗含一些不平，但这种惆怅和不平比较空漠，还不包括巨大的实在的社会内容。第二首苍劲凄凉，诗人闻雁声而忆弟，睹月色而思乡，表现了秦州边地的荒漠和诗人在乱离中的惨痛之情。第三首则冲融和平，舒展自然，传达出浣花溪畔月夜的幽美和诗人憩静的心情。第四首与前面几首的风调都不大同。在情感上有点近乎秦州的《月夜忆舍弟》，但复幽峭精警，情深意沉，诗人由对寒夜中无衣的击柝者的同情，更扩而大之，念及整个时局的危难；既写出了夔州山水物候的特征，又表现了孤独、悲伤和愤激的情结。足见夔州诗风较前确有变异。
夔州诗歌风格出现的某些变异，可以追溯到买舟东下渝州、忠州的路途中。当诗人写出“细草危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这样的诗句之时，就已经显示了这种变异，预示了杜甫创作生涯的另一个重要时期的到来。在云阳的作品已经大体显出夔州诗歌风格的面貌，因为两地的自然环境及诗人的心境等方面都有共同之处。
当然，夔州诗歌的风格并非一种。由于描写的对象不同，表达的思想不同，以及作者感情的变化，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而且比较明显的是西阁之作与瀼西之作就有一些区别，因此可以说夔州诗歌实际上又还存在着两个小阶段，这两个阶段又各自有特点。诗人原来并没有居夔的打算，因为疾病不得不移船就岸，稍事休养。他先在云阳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到夔州。一到夔州很快就遇上酷热的夏季，接着便是干旱，干旱后就接连是大雨，这种气侯他很不适应，身体受不了，心情不好，直想早一点离开。他先住在客堂，后来移居西阁，前后约有一年的时间。西阁面临大江，背倚高山，所以他的诗就多以险峻的高山和汹涌的江流作为背景或描写对象。到西阁后有一些不同了，他有了果园，后来又管理东屯，生活稍有好转，气候也渐习惯，不久弟弟杜观又到来，这一切使他的心情好了一些。瀼西的自然环境与西阁也不大一样，有一点田园的风光，所以瀼西的诗作又多少显出一种田园风味。这是夔州诗歌两个阶段的相异之处。两者相较之下，西阁（包括客堂）的作品尤具典型性，尤鲜明地表现出与过去不同的特征，夔州的许多重要作品，都作于这里。
诗歌的风格是题材、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诸方面特征的综合，它与诗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艺术修养等密切相关。下面我们就将从这些方面入手加以考察。
首先需要指出，杜甫在夔州期间对国事的关注仍然非常殷切，这一点和以往比并没有什么变化。杜甫对国事十分关心，经常向过往夔州的客人打听时事：“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溪上》他经常因忧虑国事而彻夜不眼：“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这些在夔州诗歌中屡见不鲜。
杜甫在夔州的生活仍然很拮据，经常须仰仗别人的周济，有时接济不上还不免将妻女的首饰拿去典当，有时还须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由于自身生活的清贫，他对于人民的辛苦仍然深有体会，他用诗歌形象地写出了战乱中夔州的荒凉萧索以及人民的苦难。如《负薪行》备述夔女之苦，其中“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二句，将面容憔悴、衣单身寒的妇女背负沉重的薪柴在崎岖山路上挣扎的情景写得很逼真。在《驱竖子摘苍耳》中他还写道：“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亦何心，荒哉膏梁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这几句将战争和统治者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作了真实的反映，对当时严重的贫富悬殊也作了揭露，其深刻性并不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有人认为杜甫在夔州“对国事的关心不像以前那样殷切了”（《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杜甫研究论文集》二），“和人民反而疏远了”，“和人民有了距离”《杜甫叙论》，因而思想性有所减弱。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忧国忧民，用诗歌深刻地反映现实，这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杜甫一贯的态度，夔州诗歌依然保持了这一点，就思想性来说并不逊色于过去的作品。夔州诗歌风的变异并不表现在这个方面。
那夔州诗歌风格的变异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特点何在呢？
我们先来看题材。诗人从现实生活和自然景物中经常摄取何种题材，以及从何种角度观察和表现，是形成风格的原因之一。从一贯的情况来看，杜甫的目光总是执着地注视灾难深重的大地。那些被摧残被损害的形象，比如呻吟流血的百姓、凋零萧瑟的秋天等等，都最易触动他的情怀，使他不能自已而发为歌吟。当然他也具有广泛和锐敏的审美能力，对壮丽的山川，烂漫的春色、雄健的鹰、马等都非常喜爱，经常摄入他的作品作为歌的题材，但是自安史之乱起，这些大多浓淡不同地染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夔州诗歌的题材大体上保持了这种格局，但又表现出一些比较独特的地方，这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对历史的兴趣。诸如唐帝国兴衰的历史，特别是安史之乱以来的历史、自己从少壮而衰老的身世、先后逝世的朋友以及过去的历史人物等等，成为他经常咏叹的对象。二、险峻陡峭的山峰、奔腾浩荡的大江、萧森耸列的树林成为他经常描写的对象。这与入蜀时的山水描写有共同的地方，但又有区别。前者多写险恶的一面，给人以恐惧阴惨的感觉；后者着重从奇峻一面落墨，具有沉雄的意味，场面也开阔得多。三、寒冷的夜景成为他经常咏叹的对象，萧瑟的秋景也是他经常咏叹的对象。
总之，就题材而言，夔州诗歌表现出某些令人注目的特征。这种特征一方面与自然环境分不开，同时也与诗人的生活思想分不开。
杜甫经过了开元、天宝的盛世，忽而被命运抛进了似乎是永无休止的乱离漂泊之中，这种巨大的时代差异逼迫他不得不作严肃认真的思索。从安史之乱起到居夔为止，时间过去了十一个年头。十一年来，始则是渔阳鼙鼓动地而来，两京摧陷，玄宗奔蜀；安史之乱初平，吐蕃又攻入长安，代宗奔陕；同时藩镇割据。在这种烽火弥天的战乱中，人民遭到极大的灾难，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十多年来杜甫目睹了太多的惨痛，蓄积了太多的忧愤，他不由发出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如果说在此以前，诗人的视线主要投射到灾难深重的现实，那么此时他的视线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又复转入内心，搜寻现实的阴云在内心的投影，如果说在此以前，他的诗主要以现实的横切面表现出不朽的价值，那么此时他在保持这一特点的同时，复又着眼于历史的纵剖，力求对历史和现实的变化获得某种理性的认识，力求找到变化的原因。而夔州孤寂的生活、冷清的环境恰好又给这种思索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合适的场所，于是他就写下了众多的回忆往事之作。由于思想的深邃、内容的繁多，一首不够就写一组，几十字不够就写几百字，甚或千字。这种情况是过去比较少见的。
有人对这类回忆性的诗很不以为然，认为“诗人不接近人民，不从人民生活取得诗的泉源。他的诗的材料就要窘竭，他就要向故纸堆中去乞怜，他就要向逝去的光阴去讨生活。”（《杜诗讲稿》，《杜甫研究论文集》二）我觉得这种看法是皮相的，并未把握诗歌的内容和实质。这些诗绝非“向逝去的光阴去讨生活”，而是“引古惜兴亡”（《壮游》），是历史的沉思和现实的检讨，是大唐帝国兴衰的总结和人生命运的探索。这些正是面向现实的，是疮痍满目的现实刺激下产生的。
这些诗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历史与现实、个人身世与帝国的兴衰探合起来，穿插交替，思绪跳跃性很大，概括力也很强。诗人深刻地认识到，国势的陵夷、人民的灾难都和最高统治者有关。他在《遣怀》中指出，由于玄宗无止境的开边，才使得国家元气耗尽，人民倾家荡产。在《洞房》一组八首诗中，他尖锐揭露和讽刺了玄宗耽于女色以及斗鸡、舞马、投壶、角抵等种种荒淫生活，指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大唐盛世才一去不返。在《八哀诗》中他沉痛地回忆起八个人物，这八个人物有贤相，有名将，有文艺才能出众者，但遭遇多不幸，有的贫困潦倒，有的被谗死于非命，总之都未尽其才智。通过对八个人生平的回忆，诗人向人们表示：正是由于奸佞当道，贤人遭殃，国家才落到这步田地。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回忆性的诗作不是单纯地沉溺于逝去的光阴，不只是为个人身世的不幸而感伤，而是在历史盛衰的回忆中探求唐帝国衰落的原因。他不仅是回忆，还为的是当前，正如仇兆鳌所说：“无非鉴已往以告将来”“以垂为永戒也。”（《杜诗详注》卷十七）当然，杜甫的探求不能说就已经认识到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但他确实是清醒地找到了一些重要的原因。在对现实的检讨和历史的反省方面确实达到较前更深的地步。
夔州时期是杜甫沉思的时期。这个时期诗歌的风格总的来看意蕴显得更加深沉。这不仅表现在那些以回忆为主的诗中，也表现在叙事咏物、写景抒怀的作品中。黄庭坚评夔州诗是“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与王观复书三首》，《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所谓“以理为主”，就是意念更鲜明地渗透和融贯于诗歌之中，诗人不满足于对事物表面的描摹；而尽量想深透底蕴，无论是叙事咏物、写景抒怀都常常体现一种思理，体现诗人得之于现实和历史的一种识见。如《种莴苣》，他以莴苣喻君子，以野苋喻小人。君子遭遇坎坷、极难立身；小人却极易得势、横行无阻；君子常遭小人的摧抑和迫害。这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针砭，其中包括了他自己切身的感受。又如《麂》，全诗代麂写意，以麂不当鸣而鸣、卒招杀身之祸的事实，比喻统治集团中倾轧之险。其中“衣冠兼盗贼”一句，毫不隐晦地指出达官显贵都是盗贼，一语骂尽天下权门，表现了诗人极大的义愤。此外还有《缚鸡行》《白小》等都是如此。诗人咏物而不粘着于物，往往在极普通平凡的事物中见出不平凡的意义，寄寓深刻的思想。正如黄生所说：“体物之前，命意之说，说物理物情，即以人事世法勘入，故觉篇篇寓意，含蓄无限。”（《杜诗详注》卷十七）
夔州诗歌中有大量写景之作，这些作品中常常包含深刻的意念和浓烈的情感，景物的描写与国家的命运、时代的氛围浑然相融，因此这些诗就超出一般的山川的留连和风月的描绘，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沉深的意蕴。王夫之指出：“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薑斋诗话》卷二）杜诗正是如此。夔州诗尤其典型，他“以意为主”，以意为骨架和统帅，因此他的写景诗绝不流于浅俗浮靡，而显得风调坚苍、意蕴深沉。如《阁夜》中的“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鼓角声在夜空暗传，听之使人怵惕不安；星河倒映三峡，随江水摇动。既生动地写出三峡的夜景，又暗寓时局的动乱和国势的危亡，包含诗人无穷的慨叹在内。故苏轼誉之为“七言之伟丽者”，“尔后寂无闻焉”。（《东坡题跋》卷三）杜甫这些描写夜景的诗，常从静中见其动，又反过来以动形其静。上面是一例，此外如：“孤月当楼满，寒江动夜扉”（《月圆》），“鱼龙迴夜水，星月动秋山”（《草阁》），“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墟”（《中宵》，等等，均从动态中写出夜的静寂，表现诗人对于夜景的敏锐而独特的感受，在形象生动的景物描写中暗寓时事的动荡和诗人心中的殷忧。写秋景也是如此，如《秋兴八首》中的“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露下枫落，寒气阴森，波浪汹涌，古塞残颓，一片阴晦萧森之状，而时事的动荡、身世的飘零、心情的忧伤都包含在内，故王嗣奭云：“发兴数语，便影时事，见丧乱凋残景象。”（《杜臆》卷八）
总之，夔州诗歌无论叙事、咏物、写景、抒情都鲜明地融入深沉的意念，显出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是杜甫一贯的特征，随着诗人阅历增广、思想加深，这种精神表现得更加突出了。
意蕴更加深沉是夔州诗歌一个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风格的“衰飒”，相反却经常表现得遒壮奇拔、激楚苍劲、元气淋漓。王安石云：“吾观少陵诗，力与元气侔。”（《杜甫画像》，《王临川集》卷九）这一点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杜诗的个性特色，表现了作者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才能。
杜甫到夔州时已是五十五岁，年齿已暮，身体病弱，患有肺病、消渴、虐疾、脚疾等多种疾病，到夔州后视力渐减，耳朵也聋了，而且这些疾病日益加剧。他生活困顿，寄人篱下，看尽世态炎凉。在成都时他与严武的幕僚多有矛盾，而夔州的官员如柏茂林等就更难相处了。国事每下愈况，几乎没有澄清的指望，早年“致君尧舜”的雄心大志似乎已成泡影。在安史乱中他还有所希翼，以为平定叛乱后国家就会转危为安，恢复盛世，但结果使他失望。由于这种种原因，杜甫在夔州时，感情是愈益悲哀了。
有人单看到杜甫晚年情感更趋悲哀，就轻率地认为：“其晚年诗都哑了。”（《朱子语类》卷一〇四）“不论怀古、咏物，还是写节序的代换、峡中的风景，无不流露出一片衰飒气象。”（《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杜甫研究论文集》二）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至少是很不全面的。感情愈益悲哀是事实，但悲哀并不一定就“衰飒”。杜甫不是一个感情脆弱的诗人，他有着倔强的个性和抗争精神。这种精神在长期困顿生活和时代阴云的压抑下，虽未得以充分展开，但它仍然存在，并时有显露，是诗人个性的潜在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夔州期间，尽管更形悲哀，但并不完全消沉，尽管有所失望，却仍执着地追求。而且由于环境的恶劣，由于认识的深化，悲哀之极又常常反转来产生一种愤激、昂扬的情绪，致使诗歌风格硬朗、苍劲、豪壮、奇峭。如《王兵马使二角鹰》：“悲台萧飒石巃嵸，哀壑杈桠浩呼汹。中有万里之长江，回风滔日孤光动。角鹰翻倒壮士臂，将军玉帐轩翠气。二鹰猛脑絛徐坠，目如愁胡视天地。杉鸡竹兔不自惜，溪虎野羊俱辟易。鞲上锋棱十二翮，将军勇锐与之敌。……”诗作于大历元年冬。王兵马使是荆南节度使麾下骁将，因平崔盰之乱入蜀，与杜甫遇于夔州。此诗起手不凡，写出山势的陡峭，大江的汹涌，日色的惨烈，景象的肃杀。笔力千钧，可惊神泣鬼。接着写角鹰，把鹰的毛色、形态、神采写得栩栩如生。这里的鹰比起早年作的《画鹰》更从动态上着笔，更显得凶猛，笔势又复横逆不可当。通篇以王兵马使配角鹰，穿插巧妙，忽出忽入，令人莫知端倪。诗中“石巃嵸”“杈桠浩呼汹”“滔日”“猛脑”，以及后面的“白羽曾肉三狻猊”等出语都十分奇特，是过去比较少见的，王嗣奭评云：“此诗突然从空而下，如轰雷闪电，风雨骤至，令人骇愕。”“他人起语雄伟，后多不称，而此诗到底无一字懒散，如何不雄视千古！”（《杜臆》卷六）
又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慷慨雄放，想像奇特，将公孙氏精妙的舞技写得淋漓尽致。此外如《荆南兵马使太常赵公大食刀歌》《虎牙行》《锦树行》等等，无不放笔直下，写得横豪无忌，意气昂扬，“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鉅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沈德潜《说诗睟语》）歌行体是如此，律诗也是如此；抒怀是如此，忆旧也是如此。尽管感情悲痛已极，尽管有时候也显得消沉，但从总的风格来看并无衰飒枯率、老手颓唐的意味，笔力一直是不弱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夔州的山水诗，在风格上尤其表现出奇拔遒壮的特点，和以往的山水描写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杜甫不喜欢夔州的风俗，但是对夔州的山水却是欣赏的。三峡的山水不同于泰岱，不同于陇右，与剑阁也有区别。这里是汹涌浩荡的大江，高耸入云的群峰，萧森秀蔚的林木。杜甫在这里经过了一春两秋，因此他尤能得山水之真髓。夔州山水因杜诗而添色，杜诗也因夔州山水而增辉。我们看下面一首诗：
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削成当白帝，空曲隐阳台。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瞿唐怀古》）
长江奔腾咆哮，从天而下，汇集众水，争于一门；赤甲山白盐山雄峙南北，山脚随地分裂开来，形成狭窄的门户，紧锁大江。诗人从高处着眼，从大处落墨，既有纵的极目，又有横的信视俯视，一纵一横，写出夔门壮伟的气势。诗的最后追溯三峡的成因，诗人认为大禹疏凿之功固不可没，而自然之力更为伟大。全诗气势雄浑，语言劲健。读此诗不仅使人惊叹造化的陶钧之力，更惊叹诗人再现自然美的陶钧之力。
由于审美客体的变化，夔州山水的奇险壮阔与他处的山水不同，而杜甫的诗笔又忠实于审美客体，“随物肖形”“象景传神”，因此呈现出来的风格就与过去不太相同，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们还须看到，审美主体的变化同样是风格变化的一个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同样是一种景色，不同的诗人表现出来就不同，或虽是同一个诗人，但心境不同，表现出来也有差异。在这一点上，风格与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有很大的关系。早期的咏景诗固勿庸论，就拿入蜀的作品来比较，前者避难入蜀，前途莫测，故诗人犹注目于山水的奇峭幽深；后者距前已近十年，国事愈益不堪，生民依然涂炭，诗人由失望而悲痛，由悲痛而愤激，因此他的山水描写中就常盘亘着一股郁勃沉雄之气，常以奇特不凡的笔调来宣达他心中的不平和幻灭的悲哀，如《白帝城最高楼》，城高楼险，峡深流急，景象本来就相当惊人了，作者又用“尖”状城，用“仄”状径，用“坼”承峡，用“霾”承云，扶桑在东，而言“西枝”，弱水在西，而言“东影”，用字出语很出人意外，再加上想像的奇特，全诗的风格就显得格外奇拔。这种奇拔正缘于诗人“泣血迸空”的极度悲愤，没有这种极度的悲愤，就不会有这种奇拔的风格。同样是写登楼，这首诗与在草堂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一首相较，都是忧世之作，都是写景的佳品，前者弘阔雄浑，感慨深而婉；后者奇拔横逆：感慨愤而烈，风格是不相同的。黄生云：“花近高楼，以伤心而直陈其事。城尖径仄，以泣血而微见其辞。直陈其事，不失和平温厚之音；微见其辞。翻成激楚悲壮之响，若以本集较之，花近高楼，正声第一。城尖径仄，变声第一。”（《杜诗洋注》卷十五引）也看出两者的差异，不失为精道语。像这类景物描写在蔓州诗夔中还多得很。
总之，无论咏古、怀旧、写景、抒情，夔州许多诗都表现出奇拔苍劲的特点，这种风格已非早期血性方刚之作相比了，经过十余年困顿生活的熬煎，经过长期的艺术探索，本身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内涵和更为独特的形式。从思想上说来它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即诗人美好的理想和理想注定不会实现这一矛盾激化的产物；从美学上来说就是一种悲剧的崇高的体现。
夔州诗歌在语言的锤炼方面也有某些特征。
杜甫自云：“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然而他又说过“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两句不免有些矛盾。前人对此多感不解，努力想加以弥合。王嗣奭云：“‘老去诗篇浑漫与’，真语也，‘晚节渐于诗律细’，戏语也。”（《杜臆》卷七）一戏一真，当然并无矛盾可言。仇兆鳌云：“‘律’言用心精密，‘漫与’言出手纯熟。熟从精来，两意未尝不合。”（《杜诗详注》卷十八）两种说法相较，仇说似稳胜，但要将两者弥合起来，仍感牵强。我认为不必硬要抹去两者的差异，两者强调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浑漫与”是在成都草堂时说的，“诗律细”是在夔州说的，两者相去有七年的时间，它们之间的差异正反映了两个时期艺术见解和风格的某些变化。草堂时期许多诗歌流转自如，仿佛漫不经心、妙手天成，则“浑漫与”正是这种风格的自道；而夔州时期许多诗在炼辞铸句方面更显出作者惨淡经营的苦心和惊神泣鬼的炉锤之功，则“诗律细”又正是这种风格的自述。当然二者也有内在的联系，妙手天成与惨淡经营本身也是辩证统一的，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也是事实。
“诗律细”的“细”字并非细弱、纤细，而是指的律讲求的精密和词语所构成的意象的精确。“诗律细”主要指律诗而言。夔州时期是杜甫律诗全面成熟的时期，数量有三百五十多首，占夔州全部诗歌的四分之三还强，其中七律也有不少，杜甫许多著名的七律都作于这个期间。杜南在夔州时期对律诗产生更浓厚的兴趣，表明了他对诗歌形式规范化更加重视，对诗歌形式美、音韵美的进一步追求。他把复杂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炽热的情感铸在比较严格而精致的形式之内，有时就显出一种端整凝重的风度，一种规范化的美。如《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就有这种特点。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拗体律诗，拗体律诗并不是对诗律的否定，而是有意打破原来的诗律，在不和谐不均衡中去追求新的和谐和均衡，在艺术上这是一种创新的尝试，在思想上则表现了个性的桀骜不驯和感情的郁勃不平。
在语言的锤炼上，夔州诗歌大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奇特横逆，出人意外；辞语有芒角，有硬度，显得愈老而愈坚苍。如《白帝城最高楼》中的“城尖径仄旌旆愁”一句，用“尖”字形容城之高，非常奇特：旌旆而言愁，也很出人意外。又如《王兵马使二角鹰》中的“石巃嵸”“枒杈”“浩呼汹”“猛脑”等辞语，《荆南兵马使太常赵公大食刀歌》中的“铓锷已莹虚秋涛，鬼物撇捩辞坑壕”等句，都显得奇特横逆，绝不陈熟。这种情况在过去的诗中不多见，但在夔州诗中却很多。读这些诗，不能不佩服诗人下字之勇，构想之奇。它使诗歌获得一种奇拔态肆的艺术效果，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但这些奇特的词语并非故意追求险怪，而多是出自诗人异于他人的一种对自然、人生的独特感受。它表现了诗人奇崛的心境和不拘一格、勇于创新的精神，和过去特别是草堂时期的清新自然确实很不一样，是诗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在另一个方面的尝试和创新。当然，其中有的诗句也有生涩、拗口的缺点。
二、用富丽华美的词语表现深沉的悲哀。这也是过去比较少见的。这种表现方法使风格不衰瘦、寒俭，获得一种豪壮的气势，并使悲哀愈益显得惨烈。如《秋兴八首》就是很典型的。
三、意象精确新颖。如《中宵》：“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两句，“星过水”为什么言“白”，月又怎么能“动沙虚”？字面上确实不好理解，但这两句确实精妙。前句就迅疾中取象，所谓“白”，乃诗人瞬间的感觉，用以形容流星过江面的光影；后句是从恍惚中描神，沙本松散，月光渐移，仿佛沙也随光而移动，这是诗人朦胧中的一种感觉。两句虽不易言传，但构成的意象却是非常新颖而可感的。又如“四更山吐月”，一个“吐”字，将月亮刚从黑黝黝的山后冒出时的景象，表现得非常精确；用“群山万壑赴荆门”，一个“赴”字，写出千山万壑腾踊起伏的动态感觉。“吐”字“赴”字本极寻常，但用在这里却很新鲜生动。当然力求意象的精确新颖可以说是杜诗一贯的特征，但夔州诗歌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在这方面同时代以及后世很少有人及得上。
四、有人认为“夔州诗开始突出了老杜的文字禅”，“一味地雕琢，因而晦湿，”《杜诗讲稿》）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不否认其中有雕琢过甚、用典冷僻、语言较为晦涩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形象仍然是新鲜生动的。正如前面所说，杜甫在夔州期间在诗歌形式的许多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创造和尝试，正因为如此，缺点和失误是不免的，是允许的。重要的一点是他绝不是为形式而形式，在注重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形式方面的创造和努力不应受到非难。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杜甫夔州的诗歌在题材、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语言的锤炼方面都具有某些独特的地方，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便使诗歌风格呈现出与过去不大一样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总的来说处于量的增减，并不违背一贯的风格，它是过去风格的延续，又是在夔州特定的环境和诗人特定的心境之下出现的变异。夔州诗歌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把杜诗推向又一个新阶段，形成又一个高峰，使沉郁顿挫的风格更加深化、成熟、定型，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杜诗风格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环节。胡应麟说：“杜诗正而能变，大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故绝不可及。”（《诗薮》）此言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