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丨哲学研究的理论想象

在哲学理论想象中，重新探索哲学历史任务与人的历史形态的关系、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时代主题的关系、哲学的时代性与人类性的关系、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诸种方式之间的关系、哲学的“形上本性”与“形上追求”之间的关系，是推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爱因斯坦的这句名言，不仅适用于科学发现和艺术创作，也适用于哲学研究。哲学研究离不开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然而，哲学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积累”，而在于“创新”。哲学的“创新”，就是熔“三个积累”于一炉所激发的“理论想象”，并以哲学的理论想象赋予哲学范畴以新的思想内涵。下面，结合我所做的哲学工作——思想的前提批判，谈谈我的理论想象。

一、人的历史形态与哲学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阶段上的自由个性”的人的历史三形态说；而早在1844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则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正是在研读和沉思马克思相隔10余年的两段论述中，激发了我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想象”：从人的历史形态去理解哲学的历史任务，从哲学的历史任务去揭示人的历史形态的文化内涵。

在关于人的历史形态与哲学的历史任务的“理论想象”中，我形成并提出了如下基本认识：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形态中，人所“依赖”的对象被异化为超人的“神圣形象”，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其历史任务就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的依赖关系”的“神圣形象”；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人对人的依赖变成了人对物的依赖，人对“神圣形象”的崇拜变成了人对“非神圣形象”即“物”的崇拜。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历史任务首先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并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正是从人对物的依赖的“现实的历史”出发，马克思明确提出，“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正是在这种“理论想象”中，升华了我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理解，为“重写”哲学和哲学史提供了具有文明内涵的新的“灵魂”和“思路”——哲学史是确立“神圣形象”，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进而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历史。而哲学总体上的历史变革，正是理论地表征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变革——从“人对人的依赖”到“人对物的依赖”再到“人的自由个性”的历史性飞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哲学才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由此我所形成的“哲学观”就是：哲学是对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哲学创新则是赋予哲学范畴以新的时代内涵。

二、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时代主题

马克思关于“哲学”的名言，既强调了哲学的“时代性”，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强调了哲学的“人类性”，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然而，在引证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时，人们却往往只是把哲学解说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很少提及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也就是单纯地强调哲学的“时代性”，而极力地回避哲学的“人类性”，甚至以哲学的“时代性”讨伐“超时代”的“哲学妄想”。其结果，就把哲学的“时代性”与哲学的“人类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并由此导致以哲学的“时代主题”否认或取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到底有无自己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的论述，引发我重新思考“哲学”及其“基本问题”。这就是：不同时代的哲学，不同民族的哲学，不同派别的哲学，不同领域的哲学，它们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它们是以一种区别于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哲学方式”把握世界。进一步追问：哲学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把握世界？就在于它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反过来而思之，反思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以及人类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中所隐含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意味着：其一，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中的“最主要”或“最重要”的问题，而是决定“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社会功能的问题，也就是规定“哲学”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的问题；其二，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既不是否认哲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也不是否认哲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恰恰是以哲学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理论自觉去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其三，自觉到哲学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就不会把哲学方式混同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常识方式、宗教方式、艺术方式和科学方式，因而也就既不能以哲学方式代替其他方式，也不能以其他方式代替哲学，从而为哲学的“合法性”奠定真实的基础，并真正地以哲学方式去构成哲学的时代主题。 

三、对思想的思想与思想的前提批判

人类把握世界的哲学方式，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反过来而思之，这就是哲学意义的“反思”。在哲学史上，黑格尔不仅把哲学规定为“对思想的思想”的“反思”，而且在与“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的对比中，深切地阐述了哲学思维何以必须是“反思”，并且以“反思”的思维构成了概念自我否定的辩证法。然而，哲学所追究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何种“问题”？哲学所“反思”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正是在苦苦求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恩格斯的一段论述让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想象。这就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并不是思维和存在“是否统一”和“如何统一”的问题，而是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问题。

人类之所以能够以“目的性”和“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方式存在，之所以能够以“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方式而构成自己的历史，之所以能够“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并从而把现实变成自己所理想的现实，之所以能够以“思维规定”把握“存在规定”的方式而追求真理，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的理论思维”有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由此，我所形成的进一步的“理论想象”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问题；“对思想的思想”，从哲学上说就是批判地反思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所隐含的问题；因此，哲学意义的“反思”，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对思想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并且必须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构成思想的前提，最深层和最根本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但是，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却并不只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且包括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及其深层的哲学理念。离开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就无法真正地实现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由此我所形成的更为具体的“理论想象”就是：以“思想的前提批判”为灵魂，具体地展开五个方面的前提批判：一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前提批判；二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前提批判；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前提批判；四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存在、世界、历史、真理、价值、自由等观念的前提批判；五是对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在这种“理论想象”中所提出的五个方面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的主要哲学工作。

四、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与哲学的工作方式

诉诸当代哲学，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哲学研究的分支化、专业化和技术化，而这“三化”的集中表现则是哲学的“部门化”，这就是科学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及至管理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等争奇斗艳、此消彼长、蔚为大观。然而，所谓的“部门哲学”究竟何以是“哲学”而不是科学、文化学、政治学或管理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前者所指向的是这些“部门”的基本观念，就在于它所进行的并不是案例的或数据的“实证研究”，而是批判地反思“实证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批判地反思人类活动和人类文明中的基本观念构成所谓的“部门哲学”。

每门学科都有构成自己的基本观念，“部门哲学”把各门学科构成自己的基本观念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其一，批判地反思各门学科本身，诸如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反思，文化哲学对“文化”的反思，政治哲学对“政治”的反思，价值哲学对“价值”的反思，并以此引发各门学科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其二，批判地反思各门学科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诸如科学哲学对“观察与理论”“理解与解释”“归纳与演绎”“逻辑与直觉”的反思，政治哲学对“平等与自由”“平等与正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反思，价值哲学对“价值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价值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价值与评价”的反思，并以此引发各门学科“解释原则”的变革和“概念框架”的重构；其三，批判地反思各门学科所蕴含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以此揭示各门学科中的真实的哲学问题，又以此丰富和深化哲学自身的理论内容。这就是作为“哲学”的“部门哲学”所展开的“思想的前提批判”。

在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中，生动地体现了“哲学”自己的工作方式：一是时代精神主题化，从各门学科的“多重变奏”中凝练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二是现实存在间距化，以各门学科的理论成果为“中介”而深层地透视现实、批判地反观现实和理想地引导现实；三是流行观念陌生化，在对各门学科的基本观念的反思中变革人们对种种“不言自明”“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基本观念的理解；四是基本理念概念化，以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基本观念构成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新的哲学概念体系，从而构成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并以此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五、“表述”的科学、“表达”的艺术与“表征”的哲学

思想的前提批判，不只是对“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而且是对构成基本观念的深层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而对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必然集中地体现在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这就是：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究竟如何把它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方式区别开来？逻辑实证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关于科学、艺术与哲学关系的论述，催化了我对哲学的存在方式的“理论想象”。

在“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下，卡尔纳普以区分语言的两种职能为出发点，明确和尖锐地向“形而上学”提出挑战：语言具有“表述”和“表达”两种职能；“科学”以构成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的方式而充当语言的“表述”职能，“艺术”则以构成关于人的情感或意愿的方式而充当语言的“表达”职能；“哲学”既不像“科学”那样“表述”经验事实，又不像“艺术”那样“表达”情感意愿，“哲学”不只能是“理性的狂妄”和“语言的误用”吗？应当说，卡尔纳普由语言的两种职能而对哲学提出的诘难，既是以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向哲学的存在方式提出的挑战，又为重新理解和阐释哲学提出了最为现实的“理论想象”的空间——不是“表述”和“表达”的哲学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由此又引发我更深刻地思考马克思关于哲学的名言：哲学究竟以何种方式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正是把卡尔纳普对哲学的“挑战”和马克思关于哲学的“名言”联系起来，并把这个“联系”诉诸于对哲学史的反思，构成了我对哲学存在方式的“理论想象”：哲学是以区别于“表述”和“表达”的“表征”方式而存在的。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真正的哲学既不是“表述”时代状况和人类文明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个人对时代状况和人类文明的情感和意愿，而是以区别于“表述”和“表达”的方式而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那么，区别于“表述”和“表达”，因而也区别于“科学”和“艺术”的“哲学”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呢？哲学当然总是在“表述”或“表达”什么，但是，以“精华”和“灵魂”为己任的哲学又必须以区别于“表述”或“表达”的方式而实现自身的存在，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现代哲学或者以“拟科学”的方式而充当语言的“表述”职能，或者以“拟文学”的方式而充当语言的“表达”职能，并由此构成“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难以破解这个难题的产物。

卡尔纳普由语言的两种职能而对哲学提出的挑战，双重化地封闭了现代哲学的两种选择：既不能以“拟科学”的方式去充当语言的“表述”职能，也不能以“拟文学”的方式去充当语言的“表达”职能。这从“否定”方面激发了我对哲学的特殊的存在方式的理论想象。与此同时，马克思关于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名言，又从“肯定”方面激发了我对哲学的特殊的存在方式的理论想象。正是在对哲学存在方式的“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反省中，激发了我的关于“表征”的理论想象：寻求真善美的哲学，既不是单纯的关于“有没有”的存在论，也不是单纯的关于“对不对”的真理论，又不是单纯的关于“好不好”的价值论，而是以某种价值诉求出发的对存在的反思和对真理的追求，因此，“哲学”本身是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三者一致”。“三者一致”的哲学既不是“表述”的科学也不是“表达”的艺术，而是对时代精神和人类文明的“主旋律”和“普照光”的“表征”。

何谓哲学的“表征”？就是透过“表述”和“表达”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就是透过人类把握世界的“多重变奏”所体现的人类文明的“主旋律”和“普照光”。哲学的“表征”，既是以哲学问题的历史演进体现出来的，又是以哲学派别的相互论争实现出来的。诉诸哲学史，我们会看到，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统一性”问题，并不是单纯地“表述”或“表达”世界本原问题，而是“表征”着人类对自己的生活意义“最高支撑点”的寻求；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统一性”问题，并不是单纯地“表述”或“表达”意识本性问题，而是“表征”着人类对自由的寻求；现代哲学提出“文化的统一性”问题，并不是单纯地“表述”或“表达”文化本质问题，而是“表征”着人类精神家园的焦虑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寻求。

哲学的“表征”的存在方式的集中体现，莫过于马克思对哲学的历史任务的概括：哲学从确立“神圣形象”到消解“神圣形象”再到消解“非神圣形象”，就是以自己的“表征”方式而体现人的历史形态的变革和文明内涵的历史性变革，并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应当说，在对哲学的存在方式的理解中，“表征”是难以“言传”的，但却是可以“意会”的。这是哲学的艰深之所在，也是哲学的魅力之所在。

六、人类的故事与个人的故事

哲学“表征”时代精神和人类文明，当然是在讲“人类的故事”；然而，对“人类故事”的理解和对“人类故事”的讲解，却离不开讲解者对“人类故事”的体悟和思辨。因此，“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个人的体悟和思辨与人类的思想和文明，熔铸于哲学家各异其是的理论想象之中。

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该时代的特定的人类历程和理论资源，由此构成该时代的哲学家共有的人生历程和理论资源，并因而构成该时代哲学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然而，时代性的人类历程又总是表现为哲学家的特殊的人生历程以及哲学家对人类历程和人生历程的独特的生命体验；时代性的理论资源又总是表现为哲学家对特定的理论资源的占有以及哲学家由其所占有的理论资源所形成的特殊的理想想象。特殊的人生历程和独特的生命体验，特殊的理论资源和独特的理论想象，二者的水乳交融构成了个性化的哲学理论。因此，我在《哲学通论》中提出：哲学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以“我”的名义讲述“我们”的故事。

以“我”的名义讲述“我们”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形成于“我”的“思辨”和“体验”的“理论想象”之中。所谓“思辨”，就是辨析思想或思想辨析，也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的“反思”；所谓“体验”，就是体悟经验或经验体悟，也就是经验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悟之的“领悟”。在哲学的“理论想象”中，思辨与体验，或者说反思与领悟，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是融为一体的。没有体验的思辨，或没有思辨的体验，都不会产生“真实的想象”和“想象的真实”。长期以来，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重体验。如果这种说法的含义仅为“重在”，或许是言之有据的；如果这种说法的含义是指“特征”，则不仅夸大了中西哲学的“差异”，而且是误解了哲学的“本性”，并会因此窒息哲学的“想象”。

诉诸哲学史，我们会看到，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是派别之间的相互批判。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哲学的派别冲突不仅植根于现实生活，而且与哲学家对人类文明和时代精神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密切相关。贯穿于哲学史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等的派别冲突，无不熔铸着哲学家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深层地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类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哲学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深层地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类存在的过程性与确定性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哲学的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深层地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类认识的感性与理性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哲学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深层地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类文明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在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乃至“分析”与“解释”、“结构”与“解构”，更是以错综复杂的派别冲突的方式，深层地蕴含着哲学家对“现代性的酸”所构成的“意义危机”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正是这种深沉的生命体验和顽强的理性思辨，激发了哲学家独特的“理论想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理论，从而既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了个人的故事，又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了人类的故事。

七、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相对与相对的绝对

哲学家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所讲述的“人类故事”，究竟是关于人类文明的“真知”，还是“偏见”？或者说，哲学家所讲的“人类故事”，究竟是“绝对的绝对”，还是“绝对的相对”？进而言之，哲学家所讲的“人类故事”，是否既不是作为“绝对之绝对”的“真知”，也不是作为“绝对之相对”的“偏见”，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相对之绝对”的“合法的偏见”？这是我在1988年所写的《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一文中提出的一个“理论想象”，也是我在2011年所写的《哲学的形而上学历险》一文中所论述的一个“基本观念”。

在传统形而上学那里，虽然哲学家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他的理性却可以对人类经验及其知识作出某种统一性和终极性的解释。因此，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来说，“相对”只是他人的“无知”，“绝对”则是自家的“真理”。由此所构成的关于“绝对之绝对”的哲学，就是“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形而上学的恐怖”。现代西方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下，迫使哲学从“狂妄的理性”变为“谦虚的理性”，从“无限的理性”变为“有限的理性”。由此所构成的关于“绝对之相对”的哲学，就是“知其不可而不为之”的“形而上学的退场”。而在现代哲学的自我反省中，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已经在对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理解中，形成了某种新的“共识”：哲学既不是超时代的“绝对之绝对”，也不是纯个人的“绝对之相对”，而是人类性与时代性相融合的“相对之绝对”。由此所构成的哲学就是“知其不可而必为之”的“形而上学的追求”。由此所构成的哲学的“世界观”，就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这种“人的目光”，既不是“绝对之绝对”，也不是“绝对之相对”，而是“相对之绝对”。以时代性的绝对性与历史性的相对性去看待哲学，哲学才能批判性地反思人类文明，理想性地对待人类文明，并以“文明的活的灵魂”的自我意识去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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