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解释的语境论基础

摘要：文章从科学解释的语境结构、语境要素和语境特征三个方面对其语境论基础进行了论述，指出语境分析给定了科学解释语形、语义和语用的边界，澄清了科学解释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揭示了科学解释的进步条件及其历史连续性，构设了不同科学解释理论的对话平台。

关键词：科学解释；语境论；语境分析

科学解释作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围绕其所展开的各个层面的讨论已经有60余年的时间。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问题仍然是国际科学哲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论文在《科学哲学》《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综合科学哲学杂志》等学科主流刊物上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学界对科学解释的理解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一方面，不同的解释模型基于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从不同角度提供对科学解释问题的某种洞察，形成众多模型相互竞争的局面;另一方面，这些解释模型基本上处于彼此割裂和分离的状态，缺乏相互之间进行对话和融合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科学解释结构、要素和特征的语境分析，揭示了其本质具有的语境依赖性和语境敏感性，对在语境论基底上构建一种统一的科学解释理论进行了探索性尝试。

一 科学解释的语境结构

传统科学解释理论旨在通过语形和语义分析方法确立一种形式化的科学解释模型。这一模型本质上预设了科学解释的静态语境结构，即科学解释是对于定型化科学知识实体的描述和再现。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单一的形式化语境结构是不完备的;只有把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语用分析维度纳入考量范围，才能完整地描述和呈现科学解释的语境结构，进而全面地理解科学解释的本质。

1．科学解释的语形基础。科学解释的语形基础即科学解释模型语言所具有的逻辑和句法形式。亨普尔(C. G. Hempel)和奥本海姆(P. Oppenheim)的经典论文《解释的逻辑研究》正是对科学解释语形基础所进行的探索。该论文对科学解释进行了严谨的形式分析，提出了著名的演绎－律则模型，开启了当代科学解释研究的序幕。包括内格尔(E．Nagel)和波普尔(K．Popper)等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哲学家随后发表相关论著表示赞同和支持。演绎－律则模型为对科学解释本质的传统理解提供了重要基础，被提出后很快成为一种具有支配性意义的范式。该模型从标准的一阶逻辑出发，运用纯粹的语形分析方法，对科学解释模型语言L的语形学作出了如下假设:L具有无恒等号的低层函项演算的语形结构。除去选言符号(析取)、合取与蕴涵(条件的)以及与个体变量相关的一般性和存在性量化符号，L的词汇表包括个体常项、个体变量以及任何所需有限程度的谓项。不同程度的谓项表示个体属性或个体间的双重关系。在L中，适用于句子构成和逻辑推理的语形规则也就是那些底层函数演算的语形规则。任何一个句子都不包含自由变量，因此，普遍性总是通过全称量化加以表达。［1］这是一种典型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解释观，强调科学解释本质上是语形的。亨普尔的目的在于把纯粹的逻辑和语形要素从科学解释的概念中抽象出来，剥离其中的语用要素，从而避免与解释个体有关的相对性问题。演绎－律则模型为科学解释设定了最为基础的语形边界。这就在于，特定的科学解释语境不可能超越给定语言的语形边界，尤其是数学、物理学等形式化研究对象，其语境必然存在着相关的逻辑语法或形式算法的语形边界的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科学解释语法的范围标明了科学解释语境的语形边界。科学理论的公理化程度越完备，其解释语境的语形边界就越清晰。

2．科学解释的语义规则。给定语形基础之后，科学解释的语境结构仍需进一步得到语义学层面上的澄清。首先，应当对“理论”、“解释项”、“法则”、“类法则语句”等核心概念的含义进行语义学描述并给出语义学规定;其次，需要对科学解释模型语言L的语义规则作出相应的假设。亨普尔对科学解释的语义规则所进行的基本描述为:L的原始谓项全部是纯粹定量的;L的论域，即量词涵盖的对象域，包括所有物理对象或时空位置。［1］这为相关解释语境内在的系统价值趋势规定了特定表征的语义边界。正是语义的构成性原则，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下语义解释的张力范围，确立了语义解释的伸缩度以及相关的语义解释的意向价值。更进一步地讲，正是语义的构成性原则，实现了特定理论表征的语词和命题与相关指称对象和指称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语义规则与语形基础相结合，共同规定了科学解释的客观方面，即强调科学解释应当以一种形式化模式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陈述。科学解释的语义规则对解释现象产生适当的表征，决定了科学解释的一般性能够在不同科学共同体或主体间被批判地讨论并最终被检测，这正是科学解释之所以具有“解释力”的来源。语义规则作为科学解释客观语境结构的内核，也是科学解释在客观语境和主观语境交汇中产生的前提。语义规则赋予现实的科学解释以意义的规定性、解释的前提条件和规制性都依赖于命题解释的语义层面，因此，语义规则构成了语形基础上科学解释语境“有限附属前提集合”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

3．科学解释的语用边界。科学解释首先表现为一种过程，即科学解释是通过特定的语言学行为实现的。行为的实现则表现为一种结果，即该语言学行为内容的呈现和完成，这时就牵涉到科学解释被提出时的意向性。由于同一组陈述或语言序列可能被用于解释其他问题，因此，当我们对解释结果进行界定和评估时，必须考虑到解释意向或言外力量等语用语境因素。例如，在意向性设定了特殊语用边界的情况下，一个语言序列或论证可能在语境A中作为解释而起作用，在语境B中作为预言而起作用。解释本质地包含一组“有序对”(ordered－pair)，即特定命题类型与言语行为类型的结合。解释过程也就是语用边界的形成过程，其中，解释意向性作为言语行为类型的特点被保留。［2］正是语用边界的确定性而不是某种单一的一般性指令对科学解释的优劣作出判断和评价，语用边界的扩张或收缩会直接导致科学解释效力的变化。例如，因果解释或机械论解释诉求于不可观察实体，描述被解释现象中涉及的因果过程和因果互动，意识到解释性事实也就理解了现象何以发生;而说明同一方法的解释则诉求于某种一般性物理原则，显示特殊事件如何符合于一般性框架，不涉及对具体机制的指称，只提供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理解。这两种解释都具有各自的合法性，每一种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说明问题。具体而言，一种给定的科学解释观A向某对象P1解释了某事实X，此时，同一种观点对于另一个对象P2而言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形成对于X的解释;P2甚至可能不认为X需要一种解释，或者可能发现X是不可理解的，或者A不具有解释力，或者和困扰他的事实X是不相关的。可见，科学解释本质上表达的是一种语用关系的边界，即“能够被有意义地说出的某事在这一意义上仅仅对这个或那个个体形成一种解释。”这深刻地揭示了语用边界规定科学解释语境适用范围的意义。［3］

总之，语形基础为科学解释提供了形式化基底，语义规则为科学解释规定了意义框架，语用边界为科学解释设置了适用范围和评价标准;语形、语义、语用的统一完整地呈现出科学解释的语境结构，这也是我们理解科学解释语境论基础的首要层次。

二 科学解释的语境要素

在澄清科学解释语境结构的基础上，需要对基于这种结构而起作用的语境变量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在语形、语义、语用统一构设的形式基底、意义框架、适用范围和评价标准确定的条件下，科学解释具体内容的展开主要受到哪些科学实践要素的影响?这些要素如何作为主要变量构成科学解释的语境特殊性?我们认为，这些语境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科学解释的问题要素。科学实践活动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解释也必然是从特定问题出发的。问题语境即在特定的科学研究阶段，科学家由于发现了知识盲点而面临的现实困境或实在情境。问题语境对于给出一种满意解释的假设产生与实验化可能性予以限定。这正如杜威所指出的，“思想困惑时争取找到解决办法，这就是整个思维过程中的持续不断和起导向作用的因素。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没有需要克服的困难，思维过程就是随心任意……但若有一个问题需要得到回答，一种模糊的状态需要得到澄清，那就是有了一个需要达到的目的，需要让思维流入一定的渠道。任何一个想到的结论均受到这一调节作用的目的的检验，看它是否适用于面临的问题。理清思路困惑的需要也控制着所采取的探索的类型。”［4］在问题语境的引导和设定下，解释活动由解释主体予以展开，其结果就是某种能够完满回答问题的最终解释的产生。问题语境的相关性因素主要包括:所寻求问题解释的预设、问题形成的特殊时点及契机、问题在科学解释展开过程中调整和修正的特殊方式等。首先是有待解释的问题的提出，其次问题以一种概念模型的形式发生转化，形成一组相关联的命题。这种概念模型的操作化必然是在问题语境的边界内加以统计测试的。因此，有待解释的问题以及对问题解释的形成过程都包含在一种问题语境的概念模型中。范·弗拉森指出，从本质上来说，科学解释是对解释问题所进行的回答。换言之，科学解释归根结底要谋求对“为什么问题”(why－question)的解决。显然，“为什么问题”只有在特定语境才可能产生。在这里，问题语境由一组背景知识“K”所决定。［5］414作为一种回答的科学解释需要通过问题进行评价，而问题处在对相关语境信息需求的限定之下，即问题“为什么情况是P?”所要求的信息要素完全是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此外，对问题进行评价所需要的数据和背景信息中用于评价答案优劣的部分也都是依赖于问题语境的。［6］

2．科学解释的背景要素。科学解释语境的背景要素即解释问题赖以提出的理论前提，包含着科学共同体所持有的某种特定研究的背景信念。科学解释标准中存在的差异实质上是知识背景、理论体系和信念倾向一般性的不同层次。科学解释要求高度确证的知识背景、理论范式和认识条件。这就是说，科学解释是相对于我们的科学信念整体而言的，而不仅仅是与某些特殊的实验数据或证据陈述相关。这对于科学解释问题的目的性、针对性及其所内涵的推理结构有着显著的制约作用和影响。科学解释受到观察数据、经验的普遍化、特定理论预设以及科学中所流行的一般世界图景等科学知识背景不同层次的综合影响。有的科学哲学家认为，一种科学解释是否具有真正解释力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于其是否遵循某种特定的世界图景。例如，在19世纪物理学的背景中，科学解释必须在机械论和微粒论世界图式结构的背景上展开才能够具有解释力。［7］背景要素涵盖了科学解释中被修正的现存知识以及使得某些知识修正成为解释行为的认知语境。科学解释的被解释项可能被持有不同理论预设和意向趋向的科学家纳入不同的理论体系框架内加以考察，此时被解释项事实上被置入了不同的背景语境中。同一解释在一种背景语境中其自洽性和解释力是增加的，而在另一种语境中相应的性质却在不断减弱，可见，在决定某种新提出的科学解释备选项的统一属性时，语境背景要素的结构发挥着关键功能。科学解释语境结构的背景要素应在两个不同的方面被视为影响对解释优越性的判断:“对一个给定的标准而言，一个解释如何优越部分取决于已被接受的其他解释是怎样的，而标准本身部分取决于背景。背景在推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考察一个优越解释的合理建议因此是语境敏感的，是与最佳解释的推理相一致的。”［8］

3．科学解释的主体要素。科学解释的主体即科学解释的所有参与者和关系者，既包括科学解释的提出者，也包括科学解释的受众关系者。科学解释的主体围绕特定问题、在特定背景下展开解释活动，这种活动表现为解释者和解释受众之间的言语交际行为，其意义具有双重的语境性，即解释主体的行为一方面由问题语境所塑造，另一方面又构成问题语境修正更新的基底。因此，科学解释本质地包含着其解释主体之间知识与信息交换的结构。在解释者和解释受众的言语互动中，解释对象关于某事物的困惑得以消融。当然，语用分析和语用边界的设定无需借助于相关性的主体标准，不能被归结为一种相对主义的解释理论。［9］首先，单一解释，无论是演绎解释还是统计解释，都不能脱离解释主体知识状况或认知状态的基础而加以评价。科学解释的问题是随着科学家作为个体观察单元的选择而出现的，不同的解释主体对于同一经验观察的内容及其指示可能给出不同的意义。解释主体依据其语境敏感性决定何种因果信息对于解释来说具有重要性。这也就是说，对于科学解释而言，何种因果关系具有重要性依赖于解释语境中的主体要素，即解释主体确定科学研究中某种科学解释被设计发挥的作用。其次，科学解释必然涉及解释受众，解释过程就是向解释受众简洁、清晰地对某事物进行说明，解释结果应当是使受众达成对被解释事物的理解。这就在于，科学解释只有对于有能力的观察者而言才可被理解并获得其意义，必须被解释对象完全或至少是部分地加以接受，必须对解释参与者的心灵产生影响即反映被解释现象的发生结构。

4．科学解释的意向性要素。科学解释的意向性要素与主体要素本质地关联，内在地包含着其所具有的价值取向。意向性具有程序性和连续性，一方面在背景语境中展开并拓展原初的问题语境，另一方面把问题语境溶解在自身的意向性结构中。因此，意向性所引导的解释过程的后续步骤环环相扣，每一个步骤都随着前一个步骤而持续获得更新。科学解释是解释者对于特定问题有意向的回应，又与其他参与者和关系者的意向交融。后者提供可能遗漏的经验数据或相关信息，共同使得原来不被理解的东西成为可理解的，或者使原来抽象复杂的问题变得具体而清晰。解释受众的意向性往往为解释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洞察或新的解释思路，不同的解释意向层次提供不同的普遍性类型，而不同的比较系统组和普遍性类型只有对于不同的解释意向而言才是有意义的。［10］解释主体的意向性将科学解释的结论导向多种多样的因果关系。在语言哲学中，解释作为一种施为性言语行为，与劝诫、警告和承诺等言语行为类似，都是典型地通过在特定语境中以适当意向为目的而说出的一些语词实现的。在这种意义上，科学解释作为科学理论建构和交流的一种意向性行为，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科学修辞实践。

科学解释始于具体的科学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无法脱离特定的理论和知识背景;随着科学解释过程的展开，问题、背景要素与主体及其意向性要素相结合，使得原初的语境结构不断在新内容的补充下得以扩张、整合和更新。科学解释的意义及其价值就是在由这四种主要元素决定的特殊解释标准与其语境结构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和实现的。其中，问题和背景要素主要与科学解释语形基础的形态及语义规则的可接受性相关;主体及其意向性要素则主要与科学解释语用边界的条件和范围相关。

三 科学解释的语境特征

科学解释的结构是语境化的，其构成要素是语境敏感和语境依赖的。因此，科学解释本质上应被理解为一种语境解释。科学解释的语境特征通过其构成要素的综合作用，以动态的语境结构展现出来。具体而言，科学解释的语境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开放性特征。“真正的解释出现在动态的语境中。”［11］在对科学解释的语境特征进行分析时，首先应当认识到，一个具体的科学解释问题永远不会“完全开放”，而总是限定于某种程度。这种限定性表现出问题语境的弹性，即在语词的一般性描述和确定的形式化表达之间波动。这也就是说，科学解释是在不断再语境化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这一点在将科学解释视为“隐喻重描”的著名观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观点认为，科学数据最初用观察语言或与之类似的语言加以描述，在科学解释中通过隐喻的方式以一种新的互动理论模型进行再描述。在这一过程中，所采纳的不同隐喻视角可以使我们对于同一对象进行多维度的语境化观照，同时使得本来属于原初系统的观察和字面的语词意义转变为隐喻意义。这种新的意义是在一定语境的概念网络中形成的。正是这种概念网络不同部分之间的交集和互动产生出新的、变化了的解释语境。在新的语境中，我们能够发现并表达不同现象之间的深层类比。同时，在科学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很少存在一种严格的演绎关系，通常只是一种近似符合的关系。观察语言和所有自然语言都是通过隐喻用法得以扩展，从而产生解释项的术语。因此，传统的科学解释的演绎模型是不完备的，应当通过一种将理论解释视为对于对象域隐喻重描的观点而得到修正和补充。之所以将科学解释的本质视为隐喻重描，而这种隐喻重描的过程又是理性的、有理由的，正是由于科学理性恰恰包含着使科学理论语言持续不断地调整适应不断扩展中的世界这一重要内涵。［12］其次，应当认识到科学解释与科学理解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科学解释就是为了表达或传递一种对于世界的特殊理解。在一个给定的科学解释语境中，参与者都拥有一种“理解域”，解释的任务就在于不同参与者的“理解域”进行适当的“视域融合”。寻求一种科学解释预设了对某物的理解，是把探索对象和理解域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联系起来。事实上，各种科学解释观无论如何不同，都认为解释与理解密切相关。科学解释及其所导致的理解的最强有力的实践特征在于其对于行动的导向。我们将理解的结果用做一种标志，以此停止追寻进一步的解释并按照这种解释信念展开行动。［13］可见，科学解释的基本逻辑并不是演绎性，基于探索性和历史性的可理解性才构成科学解释逻辑的本质特征。所有的科学解释语境都必然包含理解性要素，而每一特殊语境中的理解性要素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换言之，每一科学解释语境都有其自身的理解特征形式。

2．系统性特征。首先，科学解释不能单纯地局限于对形式化模型相关联因素的语形考量，必须引入语义密切性、合理性与自洽性的考量，更依赖于对解释主体及其意向性等相关因素的语用考量，同时包含了解释事件的社会形式乃至解释观的想象性或启示性内容。因此，科学解释的本质是语境化的，科学解释的背景、问题、主体及其意向性等语境要素在动态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语境结构。这也就是说，科学解释的共同模式或不同科学解释模型的共相只能是一种系统的语境性。其次，科学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科学解释的欲望所驱动的，科学解释也就是将科学现象纳入到我们所能够达到的统一科学图景中。当一个特殊的科学解释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科学理论就产生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也就是使得科学解释具有认知意义的重要特征所在，即科学解释系统性地趋向于科学理论的持续产生和发展。在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那些能够保持、促进和推动理论进步的科学解释作为“好的解释”被保留下来。“好的”或“成功的”科学解释之所以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解释效果，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由一组解释即“解释库”(explanatory store)所构成。解释理论的任务在于澄清“解释库”的语境边界及其意义条件。与特定时期科学理论相关联的“解释库”包括那些共同提供我们信念最佳形式化的推论。在此意义上，科学解释的价值“不能在单一或孤立的意义上进行考虑，而应当将其视为如何形成自然秩序系统途径的部分。”［5］430再次，科学解释必须在确定世界观的指导下对于世界的组成和结构进行合理的推测和假设，即必须由解释在其中发生的那种本体论架构和认知层次出发建构特殊理论。这是科学解释最深层的语境依赖性特征的体现。科学解释首先要求选择一种科学理论，接下来在这种理论中寻找一个适当的模型。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解释才能从第一原则演绎出事物所是的方式及其在本体论和认知的每一层面运行的方式。而每一种理论和每一个模型都有其有效性限制和理想化成分，因此，为了使解释者确定其是否具有可靠性，这种有效性限制和理想化成分必须被纳入到“解释库”的考量当中。此外，并非解释项的全部特征都必须被纳入科学解释的讨论范围，背景、问题和意向性语境因素将综合地对所有这些特征进行分类和筛选，并通过强化、突出或弱化、淘汰等不同形式完成相关选择。［14］

3．横断性特征。首先，科学解释理论经历了从演绎－律则模型、演绎统计模型和归纳统计模型到统计的相关性模型，从历史解释到目的论解释、从功能解释到解释语用学的历史演变。当代科学解释研究进一步深入到混合层次解释、谱系解释等新的问题上，体现出从逻辑解释到语用解释、从理性解释到解释的多样性、从解释到释义、从解释到预测的方向性转折。在这一过程中，正是语境分析给定了科学解释语形、语义和语用的边界，确定了科学理论意义存在的条件;澄清了科学解释的价值取向，揭示了科学理论的意义;勾画出科学解释的进步条件及其历史连续性，使其对可能世界的说明成为现实;构设了科学解释的语境平台，使不同派别和观念得以平等对话、交叉与融合，鲜明地凸显出了科学解释所具有的语境横断性特征。其次，科学解释的语境横断性特征突出体现在科学解释理论以下几方面的变化中:从注重结构转向注重过程，从注重部分转向注重整体，从注重实验科学转向注重认知科学，从注重构建转向注重网络模型，从注重真理转向注重对最终探索的客观性的最大限度的描述。这种转向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更明确地突出了从对象客体到结构关系的框架性转变，从而更突显了在科学解释中把握意义的语境基底的横断性。事实上，科学解释的概念框架或表征模式正是这种语境横断性的实现。最后，科学解释的语境横断性还体现在其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的不断渗透、拓展和扩张中。一种统一的科学解释理论应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既包括自然科学解释，也涵盖社会科学解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尽管在学科性质方面存在较大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二者必然具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模型。例如，在生物学解释与社会学解释之间就存在共同的语境特征，在这一限度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传统鸿沟弥合了。以语境论为基础的科学解释观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桥梁。［15］

科学解释行为作为一种科学认知过程，是一个在两种意义上对原有知识加以修正的行为。首先，作为一种完善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行为，导向对世界现存知识的丰富;其次，在科学解释的结果中，我们了解到为什么之前的理论知识没有成功地解释存在问题的现象，解释导致元理论知识的丰富。知识修正的认知语境赋予某些认知过程以解释性意义，使其成为解释行为而非描述行为或确证行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解释呈现出鲜明的语境开放性、系统性和横断性特征。因此，我们认为，科学解释不能离开特定语境而进行，科学解释的合理性、可获得性与可接受性中必然蕴涵着语境因素和语境变量的决定性作用，只有语境分析能够澄清科学解释的本质特征及其运作机制。

四 结束语

科学解释具有强的语境依赖性和语境敏感性，其本质是在语境化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展开和实现的。科学解释的语境本质即其语境结构和语境要素的有机结合，即其语形基础、语义规则、语用边界的结构性统一和解释问题、背景、主体及其意向性等语境要素的融合。正是从语境结构和要素的综合作用中才产生出解释规则、过程、标准及其模型的多样性、多重性和多元化。因此，语境论思想能够进一步增进科学解释理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导向一种更广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多元观念，从而包容各种不同科学解释思想内在的统一性和共同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Hempel C G, Oppenheim P. Studies o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J］.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48, 15(2):157．

　　［2］ Salmon W S. Four Decade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6:146－147．

　　［3］ Hempel C G.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5:425－426．

　　［4］ Dewey, John. How We Think ［M］.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10:11．

　　［5］ Kitcher P, Salmon W C. Scientific Explanation ［M］.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156．

　　［7］ Kantorovich A. Philosophy of Science: From Justification to Explanation ［J］.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8, 39(4):476．

　　［8］ Lipton P.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4:139－140．

　　［9］ Caruana L., Science, Virtue. An Essay on the Impact of the Scientific Mentality on Moral Character ［M］.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2006:68．

　　［10］ Potochnik A. Levels of Explanation Reconceived ［J］.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0, 77(1):69－70．

　　［11］ Cohen R S, ed． The Context of Explanation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x．

　　［12］ Hesse M. 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Lond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123．

　　［13］ Trout J D. The Psychology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J］. Philosophy Compass, 2007, 2/3:566．

　　［14］ Ruben D H. Explaining Explan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0:169．

　　［15］ Gonzalez W J. Explanation, Prediction, and Confi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 Journal of the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0(41):390－391．

来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1期1-6页

作者：郭贵春 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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