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迷信权力到迷信命运，政治强人怎么了？
撰文|黄大拿
这样一个时时处于高度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无法入眠者，怎么会是一个心理强大的人呢？
谁是心理最强大的人？
帝王似乎是当然的人选，因为他握有不可一世的权力。不仅权力巨大，而且超级自信，这样的帝王应该是心理最强大的人了。
但是你看到的很可能是一个表象。
阅读关于晚年朱元璋的史料，一个很突出的印象就是，随着年华的老大，这个不可一世的政治强人，居然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幻灭感。
一
罕见的人生悲鸣
这种幻灭感，一个很显要的表现，就是他仿佛突然意识到了“帝力之微”，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虚弱，屡屡发出人生的悲鸣。
这在向来信心满满，自起兵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登基后又以天纵之圣自居的朱元璋身上，是非常不寻常的。
对朱元璋原本强悍的心理给以近乎致命一击的，是太子朱标的早逝。
朱标是马皇后所生，按传统观念，是所谓“嫡长子”，朱元璋对他寄予厚望，延请名师，悉心调教，但太子生性比较仁弱，和父亲在治国理念上存在一定差异。
据野史记载，太子为了求父亲不杀自己的老师宋濂，曾经投水自尽，又劝谏喜欢滥杀的父亲，说“诛夷过滥，恐伤和气”。
尽管如此，朱元璋对这个没有什么邪行的儿子还是满意的，特别是从情感上，较之更像他性格的其他儿子，如后来成为明成祖的燕王朱棣，他对知书识理、宅心仁厚的太子更有一种亲近感。
所以当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太子病逝时，他就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召见群臣时，一边大哭，一边悲叹：“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
在臣下面前大哭，无遮掩地表现自己的软弱，这于朱元璋是非常少见的。
太子的早逝，加上前几年马皇后的死，对朱元璋都是沉重的打击。
在艰难困苦中蛰伏，于群雄中脱颖而出后，朱元璋就几乎未碰到什么强有力的阻碍，即使有，也是很快被他消灭。
久而久之，很容易生成一种幻觉，即“人莫予毒”，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对自己造成真正的威胁，也没有什么自己办不成的事。
但随着身体一天天衰老，目睹最亲爱的人从自己眼皮底下消失，自己却毫无办法，他才像突然想到，原来，一个拥有再大俗世权力的人，也不能对抗疾病、衰老和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所无法掌控的。
太子死后，衰病之中的朱元璋做过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即于太子死的那一年十月，下诏征求能掐会算的阴阳家，“试无不验者，爵封侯”。
一个向来迷信权力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迷信命运，这表明，支撑其强悍的内在根基已经动摇。而一个处于迷茫之中，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是最容易被焦虑感所困扰，而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的，
使朱元璋产生幻灭感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越来越认定，自己的治国理想在有生之年已经不可能实现。
熟悉朱元璋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君主。他虽然文化素养不高，但依靠他对传统儒家文化一知半解的认识，在其心中，是有一整套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图式的。
简而言之，就是在强大国家机器的威慑和深厚儒家伦理的教化之下，创造一个完全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没有游手、民风朴厚、官员守法、富人谦抑的小农社会。
这样一个社会是他心目中的盛世，从其登基之日起，他就一直在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
然而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却不是蛮横的人力能够生硬阻止的，经过宋元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朱元璋却偏要开倒车，把人类天生聚敛财富、向往奢华、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遏制，虽然其严刑峻法一度能够发挥作用，但也注定难以持久。
就像他为反贪煞费苦心，贪官仍然层出不穷一样，民间社会在其政治高压之下，仍然不断出现所谓“僭越”“奢靡”等怪象。
而他对人性和社会规律又缺乏基本的宽容与理解，这样就越发加深了他内心深处的困惑与迷茫。
哲学家冯友兰曾经说过：“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其实大多数人还不仅仅是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发愁。关心这个问题的，只能是超越了果腹暖身层面的人士。
作为从布衣中崛起的一代帝王，朱元璋无疑是世俗人眼中的成功者，但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帝王，晚年的他是不敢自信的。
也许垂暮之中的朱元璋曾经一次次自问：我究竟会以一种怎样的面目进入历史？而最终的答案会是什么，他显然存在很大的疑虑。
一个被幻灭感折磨却又掌握巨大权力的老人是可怕的，加之他天性中本来就有嗜杀的成份，晚年朱元璋行事不可以常情常理揣度，就是一种必然了。
二
江山太沉重
折磨晚年朱元璋的，不仅仅有幻灭感，还有一种因患得患失而生的浓重忧虑。
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的江山，对他来说太沉重了。如果他只把这个江山看作他一个人的江山，那倒好办，随着死神的逼近，问题会自然解决，但他显然把江山视为老朱家的私产，渴望世世代代永传下去。
这样烦恼就来了，因为他虽然不相信在其有生之年，有人能撼动这座大厦的根基，可一旦自己撒手西归呢？
因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选择的是太子的儿子朱允汶作继承人，“皇太孙”年幼柔弱，更加重了朱元璋怕江山在其身后一朝易手的心理负担。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朱元璋起早贪黑，废寝忘食，还不惜大开杀戒，为确保江山无虞争分夺秒地工作，而与此同时，以朱元璋的智商，他自己又清楚知道，他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纰漏，因此也不可能在自己去世之前就替后代将这些漏洞全部堵上。这就使朱元璋愈发焦躁了。
在幻灭感和忧虑感双重夹击下的朱元璋，其暴虐和攻击性在晚年达到了极致。
据清初学者查继佐所著《罪惟录》记载：御河中发现一堕胎婴儿，朱元璋没有任何凭据，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所为，乃亲手杀死，弃尸郊外，楚王来朝，哭求母尸不得，只得到一条练带，归葬于王府；鲁王母郭宁妃、唐王母李贤妃和伊王母葛丽妃，竟在元璋的一次暴怒中同时被杀，三具尸体装在一个大筐中，埋于太平门外，待元璋怒气平息，想给予棺木进行埋葬时，三具尸体已腐烂不能辨，只好立三个坟丘算作三妃墓。
纵观朱元璋一生，他的天性雄猜好杀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这种性格的发作，在不同的时段显然又有不同的表现，即早年有所抑制，而越到后期，发作得越厉害。这实际上可以用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性是由本我、自我与超我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
本我，是人的本能的冲动，包括性本能和攻击本能。因为客观环境的制约，人的这种本能，即“本我”常常要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所以，很多时候“本我”是潜藏的，难为人窥知的。“超我”则是在“自我”上面的最高层次。
朱元璋虽然天性嗜杀，但过去为了在群雄逐鹿中争取人心夺得天下，其“超我”发展得较好，能够适当注意节制自己的本能，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礼贤下士、约束军纪、声称“唯不嗜杀人”的朱元璋。
然而随着其帝王基业的肇建，他的“本我”开始显现，到了洪武中后期，朱元璋的“超我”和“自我”退化得更加严重，几乎丧失了压抑冲动和欲望的自制力。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基本上就是一个“本我”的朱元璋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朱元璋。
史书上描写朱元璋晚年生活状态时有这样两句话，“中夜寝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
这样一个时时处于高度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无法入眠者，怎么会是一个心理强大的人呢？
老实说，我读到这样的文字，对朱元璋的憎恶减轻了许多，油然生起的，倒是一种深深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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