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桃色事件，背后的迷雾你看不透
撰文|黄大拿
和纯操妓业的女子相比，她的健康、活泼和纯朴足以让一个见过大世面的老男人沉迷
食、色，性也。
这世上只要有男人和女人，就不会缺乏带色的故事。
但一般的男人和女人，衍生出的故事常常只与本能、荷尔蒙有关。
对政治、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大人物，他们的桃色故事就不那么简单了。
大佬桃色事件，背后的迷雾你看不透……
一
“我纳妓了，请求处罚”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官员可以和妓女逢场作戏，但把妓女娶进家门却不被容许。
清光绪八年，一个位居副部级的高官不但违反了这一规则，而且堂而皇之地向朝廷奏报，最后还强烈要求朝廷对他的违纪行为给予惩罚。
事件的主角宝廷，字竹坡，其家世十分显赫，他是宗室出身，隶满洲镶蓝旗，系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可谓天潢贵胄。
宝廷还是晚清诗坛之一大家，文章学问俱佳。
他在出京赴福建主持选拔举人的乡试的时候，途中于浙江衢州乘船，迷恋性质在“船妓”与“船娘”之间的舟女，纳为妾。
按照清朝法律，官员纳妓为妾是要受处分的，尽管这一条款在实际生活中的执行力大成问题，晚清官员纳妓早成风气，但如果当事人自请其罪，朝廷和法律又怎么好意思继续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呢？
据说，宝廷对浙江的船娘十分迷恋，在此之前就曾经买过一船妓。
晚清大名士李慈铭就在日记中写道，宝廷此前买了一个船妓，回京城的时候，宝廷自己走的是旱路，而船妓走的是水路，“及宝廷由京城以车亲迎之，则船人俱杳然矣。时传以为笑。”
用现在的话说，宝廷想纳船妓的心情太急切，结果被人“放了鸽子”。而这一次，当然不肯再上当了，因此要和新纳的船妓“同行而北”。
在晚清文人中，李慈铭以刻薄著称。他在日记中不但嘲笑宝廷“明目张胆，自供娶妓，不学之弊，一至于此”，还不忘捎带一笔，讥其并不懂欣赏美女，因为听说新纳的船娘“面麻，年已二十六七”。
像李慈铭这样的人对宝廷嘻笑怒骂，被朝廷革职的宝廷本人的态度又如何呢？
果然是诗人，也以诗应之：
江浙衡文眼界宽，两番携妓入长安。
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
“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说得何等坦荡！
宝廷后来还有诗曰：“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纪红裙”，表示自己为了“红裙”不惧被人弹劾，又倡言“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直接否定红颜祸水论，更可见其人对女性之态度。
为了娶船娘，宝廷不怕失败，一娶再娶。难免叫人疑惑：这“九姓渔船”上的船娘，究竟是何种尤物？
二
船娘妖娆
清末民初人曾朴所著的《孽海花》虽名为小说，但实则多据真人真事敷演而成，而且有幸被作者选为小说角色的人物，均系当时之显贵和名流。
宝廷眷恋钱塘江船娘，不惜弃官迎娶，即为小说中活色生香的桥段。
《孽海花》第七回写道：
“钱塘江里有一种船，叫做江山船，只在江内来往，从不到别处。如要渡江往江西，或到浙江一带，总要坐这种船。这船上都有船娘，都是十七八岁的妖娆女子，名为船户的眷属，实是客商的钩饵……做这项生意的，都是江边人，只有九个姓，他姓不能抢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
江山九姓船的船家靠水吃水，其主业当然是客、货运和打渔了，船娘之登场，应该是市场需求的一种自然产物。
或为照顾船家生活或为招徕客人，船娘起初未必全为操皮肉生涯的“神女”。第一个“引入”船娘的，在竞争中必然具有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因为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肯定会群起效仿，这样一来，船上是否有船娘势必成为这一行业的准入门槛之一了。
随着船娘的普遍进入，人性的欲求自然也会被激发出来，但如《孽海花》所说，船娘都是客商的钩饵，纯粹是为了给客人提供性服务恐怕也不尽合实际。
我们只能说船娘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性也可能是其中之一，而这种可能是否会成为现实，则完全视主客双方的意愿。
不能将船娘等同于船妓，从宝廷的痴迷也可窥出端倪。
像宝廷这样见过大世面的人，如果要纳妓，何必要几次三番到钱塘江上去找呢？
而且他喜欢的这位船娘，“面麻，年已二十六七”，在常人眼里未必十分漂亮。
不纯为妓女却被当时人们视为船妓，这里反映的是社会对贱民阶层的轻视。
三
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
宝廷纳船妓，难道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好色故事？
要揭破谜底，就不能忽视宝廷的身份和政治立场。
定廷本人是晚清著名的“清流党”要员。
所谓“清流”，比喻德行高洁、勇于言事，有名望的士大夫。晚清的“清流党”当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并未形成为一种组织，主要指以传统儒家规范为标准，侃侃论政的一批言官和谏官。他们的特点是坚执己见甚至敢批君主逆鳞，持论甚高却又未必均有裨于实际。
晚清“清流党”中最著者，除了宝廷，还有后来以办洋务出名的张之洞，以及成为李鸿章女婿的张佩纶。
晚清官场派系很多，在大臣之中，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和这些清流最为接近，于是宝廷等人隐然奉李鸿藻为“宗主”。因“清流”与“青牛”谐音，时人便称李鸿藻为“牛头”，其余成员或为“牛角”或为“牛尾”。
牛一发怒是要顶人的，这种绰号，也象征着当时一般官员对他们的敬畏之心，因为清廷向来优待言官和谏官，弄得不好，被这些清流狠狠参上一本，是要吃苦头的。
可是，清流党看似风光，但随着清王朝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清流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经常成为其抨击对象的“浊流”不待见他们自不必说，另外，由于他们所持的儒家高论虽然看起来很美，但往往缺乏可操作性，究竟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掌握大权的地方督抚们眼里，动辄放言高论、侃侃谈兵谈洋务的清流简直就是自己大展施政宏图的障碍。
在宝廷被革职后不久的光绪十年，中法之间发生马尾海战，清政府官员和将领不战而逃，中方损失惨重，清流党成员也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而在此之前，另一位清流党要角张之洞于光绪七年出任山西巡抚，在当时关心各派势力消长的人看来，已有分化、瓦解清流党的嫌疑。
这种阴谋论无法细究，但一个事实确是清楚的，到了光绪十年，清流党的声势近于销沉。
从时序上看，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宝廷纳妓自劾之前后！
因此，当清流党招遇致命打击的时候，回忆宝廷当初的纳妓自劾、激流勇退，不少人称赞其善于洞烛机先，也就不奇怪了。
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上厮混，没点大智慧哪成？
晚清的“清流党”毁誉不一，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批不畏权势、勇于言事的清流们，大吏们的气焰会嚣张得多，晚清政治也会更加污浊。
回到本文的主角宝廷。据《花随人圣庵摭忆》所记，其罢官后生活非常窘困，冬天时著一破棉袄，“面破棉见”，作者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身为贵胄，交游遍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徒今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
作者的这种感喟放到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引起强烈的共鸣。
无论如何，黄大拿明史拍案愿意对宝廷等真正的清流们保持一份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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