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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为何多“淫僧”?

黄大拿 黄大拿明史拍案 2018-12-16


撰文|黄大拿



社会如果肮脏,佛门岂是净土?


  

“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是鬼乐官,四个字色中饿鬼!”


这句话放在今天有诽谤之嫌,但它却堂而皇之出现在一部名著中。


《水浒传》 第四十五回《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中,裴如海是一个花和尚,勾引杨雄的老婆潘巧云,遂引出了这一句“俗话”。


何谓“鬼乐官”?即指佛家放焰口、打水陆,说是替鬼超度,实际除了鬼高兴,毫无意义,纯属骗人。


这是不是对和尚的偏见?《水浒传》不但断然否定,还进行了一番分析曰:


但凡世上的人,惟有和尚色情最紧,为何说这句话?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没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


《水浒传》以宋朝为虚构之背景,但因为作者是明人,所写实为明朝生活。


那么明朝和尚究竟有没有这么不堪?

  

一 

“淫僧现象”是否纯属小说家言?

 

描写晚明社会的小说《三言》、《两拍》,经常写到“淫僧”。


《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写水月寺的主持玉通禅师,一直以得道高僧的矜持面目示人,但在妓女红莲的勾引之下,看到“如花如玉的身体”,便不禁春心荡漾起来,破了色戒。


《喻世明言》第三十五卷“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的还俗和尚,设谋奸骗,骗取良家妇女,还想杀人灭口。


《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烧宝莲寺”,说是古刹宝莲寺在信男信女中极为有名,因为不孕妇女前去烧香求嗣,真个是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奥秘何在?原来寺中的僧人暗修了密道,他们乘求嗣的妇女在静室中睡熟,便来奸宿,那妇女醒觉时,已被轻薄,只得忍羞而就。最后生下孩子不但不敢道破,为了把戏演得更真实一点,还得再去寺院捐几个功德钱表示感谢。


《初刻拍案惊奇》的故事则颇为简单,村妇杜氏素来嫌弃丈夫粗蠢不解风情,一次在回娘家的路上因避雨进入太平禅寺,遂与寺中师徒二人发生奸情。后师徒为杜氏争风吃醋,老和尚怒将杜氏杀死,案发后两个淫僧都被判了死刑。


《三言》、《两拍》中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珍品,但从艺术角度,以上小说均不能称为高明。


一个重要原因是所有淫僧都是扁平人物,小说除了绘声绘色地描写他们身上的勃勃淫欲,读者看不出任何深刻、复杂的性格。


显然,这些小说最后成形受到了说书人的影响,因为说书中加进一点性的佐料才容易受到市井小民的欢迎。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三言》、《两拍》中的淫僧多少有一点夸张,隐藏着作者对佛教的某种偏见。


但是文学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淫僧现象”是否出于小说家的向壁虚构?


明人有一本书叫《杜骗新书》,作者张应俞有感于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伦理道理的冲击,搜集了很多行骗的故事,希望引起世人的警惕。


《杜骗新书》中为僧道立了专门一章,名为“僧道骗”。有一个故事说僧人无二欲勾引入寺烧香的董寡妇,最后闹出了命案。


在比较可信的史料中,淫僧也并不罕见。


据明人何良俊的笔记《四友斋丛说》记载,一个叫继晓的僧人,深受皇帝宠信,被尊为法王,“出入禁御,赐美姝十余,金宝不可胜纪”。


就是这位继晓和尚,还有幸进入了正史。《明史》中说,继晓以秘术被明宪宗封为国师,一位正直大臣斥责他祸国殃民,惹怒了皇帝,结果被捕入狱。


看来,“淫僧现象”并不能说纯属小说家言。


二 

“你是高僧,如何不在深山修行?”

 

不可否认,明中叶之后,不守戒律甚至寻花问柳的和尚明显增多了。


何以如此?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出家当过和尚,其对宗教作为宣传、动员工具的威力有深切认识,所以在荣登大宝之后,对宗教的管理颇为用心,制订了严格的制度。


比如明初法律禁止僧人奔走于外,不许与官府交结,不可随意进入市村,必须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


同时,朱元璋还明确规定了僧人做法事所需各类物品的价格,和法事本身应收取的费用标准。


但是随着朱家王朝对社会控制力的削弱,伴随商品经济的活跃,以上规定逐渐成为一纸空文。


与朱元璋希望把宗教和世俗社会隔离的愿望相反,宗教和普通人群的联系渐趋紧密,宗教世俗化过程简直势不可挡。


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僧道的道德水准也在呈下降的趋势。人们越来越发现,原本四大皆空的出家人,对世俗人眼中的势和利远未绝缘。

名士王思任游历寺院甚多,感叹“天下名山,寺领之,天下名寺,僧领之,天下名僧,势与利领之。”


明太祖禁止僧人交结官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明所谓“四大高僧”均与官府往来密切。


其中万历年间的高僧紫柏真可更是三进京城,最后因矿税事牵连入狱,审案官员惊讶地质问道:


你是高僧,如何不在深山修行?缘何来京城中,交结士夫,干预公事?


这一句质问十分有力,然而类似现象是否应该全由出家人负责?


明宪宗时期的淫僧继晓让人痛恨,但他也不过是投君上之所好而已。因为明宪宗好色多欲,僧人献秘术,大臣们也纷纷呈上房中药,上行下效,“士习遂大坏”。


以荒淫著称的明武宗则“崇信西僧,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


世风如此,连读书人都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又怎能独独责怪出家人淫邪?


一言以蔽之,社会如果肮脏,佛门岂是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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