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你人头平息通胀，可否？

撰文|黄大拿

史料类书籍对照着阅读往往最有味道

米荒！米荒！

老百姓连米都买不到也吃不起了，问题出在哪儿？

问题还没有彻底摸清，解决的办法倒是来了。

那就是杀头！

一 

抗战中的成都米荒

买到新出的两种“民国文献丛刊”，一是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的《陈克文日记》，二是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陈克文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张公权则是民国时期的著名银行家，后来官拜国民政府交通部长。

史料类书籍对照着阅读往往最有味道。比如关于抗战中的成都米荒，两书均有记载。

1940年9月，陈克文在日记记载了一件大事：

“吃午饭时看报，朋友杨全宇被枪毙的消息突然射进眼帘。囤积居奇以至处死这是第一个，他是才卸任的成都市长，大川银行的总经理，官不大不小，地位不高不低，这时候恰好做一个牺牲品。他囤的麦子虽不过300石，处死的作用却是不小的。”

过了两个月，张公权在日记中记载，蒋介石下手谕拘传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及农本局办理粮食平价人员八名。

这么大的动作，张公权几乎一夜失眠。

张公权虽然认为蒋介石查究平价购销处及农本局措施与其账目，“原属正办”，“惟执行者将各人拘置一处，搜查各人随身什物，禁与外间往来，与处理现场刑事犯人无殊，实属侮辱士人。且拘传之前，未尝通知主管长官，不独损削其威信，甚至怀疑其可能走漏消息，帮助属员逃避，实使热心任职者灰心。”

忧心忡忡的张公权特地写了一封长达17页的长函送呈蒋介石，申说此事之消极影响，恳请蒋介石“将拘传各员，先行释放”。

据张公权日记，在其送呈长函的当夜，蒋介石下达命令，将被拘各人释放，而且“据称蒋接阅长函后，大发雷霆，对于执行者颇加申斥，以其手令仅‘集中询问’四字而已”。

两种史料所载其实同为一事，即抗战中的成都米荒风潮。

由于日寇节节进逼，抗战后方受到威胁，粮价虽经严厉管制，仍如脱疆之野马，民众怨声载道。

为应对米荒，国民党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如一方面在经济部内设平价供销处，责成农本局提供平价粮食；另一方面颁布法令严打囤积居奇，然而收效甚微。

大张旗鼓平抑米价却没有什么效果，当然需要给公众一个说法。于是就出现了陈克文、张公权在日记中所写的场景。

从蒋介石的处置来看，他似乎认定成都市长杨全宇和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及农本局相关职员应该为米价继续上扬负责。

然而事实是，经济部和农本局的职员并没有舞弊行为。

即便是以囤麦300石的罪名被枪毙的杨全宇，也极有可能是一个冤案。

而且就算杨全宇囤麦属实，按照当时公布的法令，囤积粮食数额只有超过1000石才算达到了死刑标准。

蒋介石法外用刑的动机并不难理解，三国时期的官渡大战，曹操缺粮，为稳定人心，曹操给管放粮的小吏“商量”，“借你项上人头以示众”，蒋介石之所为不过效曹操故智罢了。

二 

权术只能用之于一时

在接到张公权为几位公职人员申诉的长函之后，蒋介石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处理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然而他却采取了诿过于人的手法，以其手令仅“集中询问”四字，于是对拘传、搜查公职人员的执行者“大发雷霆”、“颇加申斥”，俨然是执行者错误领会了他的旨意。

这一手法又像极了另一个历史人物朱元璋。

朱元璋放纵锦衣卫残酷对待官员，而有些官员，明太祖不过想略施惩戒，并没有准备让他彻底消失，这样，锦衣卫的所谓诸多“不法”之事就传到了明太祖那里。

朱元璋遂演出了一场怒烧锦衣卫刑具的好戏。

朱元璋说：审问犯人是司法机关的事，我有时让锦衣卫先问问，不过是要他们先把情况摸一下而已，怎能随意入人于罪？

当年朱元璋煞费苦心地上演这样一出好戏，意在对官僚集团作出一种安抚的姿态，而现在，蒋介石的安抚对象则是民国时期的文人从政群体。

然而曹操、朱元璋的权术，只能用之于一时，将其用之较长周期的抗战，效果又会如何？

以经济学家而从政，时在农本局担任总经理的何廉看得非常清楚。

他在口述回忆中评论杨全宇之死说：“我认为这种方法是不会解决问题的，他应不应该枪毙是另一个问题。即使他罪有应得，也应当按照正当的法律手续处理。可是他在头一天晚上被逮捕，第二天早晨就被枪毙了。我感到很悲痛和不安。”

据何廉回忆：

某一次在委员长官邸举行的每周例会上，我说我们在重庆有两个明显的问题，一个是高物价。市场上大米是否真的稀缺呢？我说如果在重庆市场上没有缺米问题，那么米价之高就不是因为供应短缺，一定还有造成高物价的其他根本原因。我没有明说存在通货膨胀，那是忌讳的！孔祥熙立刻站起来回答：“你是不是说物价高是由于通货膨胀？”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应该找出物价高的原因何在。”

作为经济学家，在奸商囤积居奇之外，何廉更关注导致米荒的错误的经济政策，但遗憾的是他却只能讳此而不言。

祭出人头哪能解决经济学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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