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偏爱他，为了抗战还是政治赌博？

撰文|黄大拿

实际上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蒋介石是为了身后之名而写日记，而且身前就准备供后世研读。故意造假之说只能说是诛心之论了。

方先觉的名字与抗战中的一个著名战役紧密相联。

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

面对近6倍于己的日军，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军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以兵员不足、装备低劣的疲惫之师困守衡阳孤城，血战40余日，重创日军，震动了世界。第十军军长正是方先觉。

然而后人谈及方先觉又有点“欲说还休”。原因在于日军虽然遭受了惨重损失，但因为援军迟迟不至，衡阳最后还是不幸失陷，更重要的是，方先觉和他的四个师长也落入敌手，后来又得以乘机脱逃。

方先觉如何落入敌手？围绕方先觉的评价，背后又有多少政治迷雾？

一

方先觉到底有没有投降

1944年，随着同盟国军队在世界反法西斯各战场的连续反攻，日军参谋总部意识到从东南亚到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线迟早会被切断。

因此，从东南亚马来半岛的新加坡经中国大陆到朝鲜釜山的大陆交通线将成为最后东亚大陆作战的生命线，但这条生命线在中国的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还为中国军队所控制。

为此，1944年2月，日军参谋总部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命令。

这一战役，中国抗战史称为豫湘桂会战。

衡阳是豫湘桂会战的第二阶段即长衡会战的主战场。

根据资料，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国民党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在1：1.2到1：1.5之间。

而具体到衡阳战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约为5:1。

1903年出生的方先觉毕业于黄浦军校第三期，衡阳之战前任第十军军长。

在会战之前，国民党军委会对第十军下达的作战命令是坚守衡阳城10至15天。应该说方先觉圆满完成了任务。

但是衡阳毕竟失陷，而且作为守将，方先觉在城陷后的去向也让人生疑。

方先觉如何落入敌手，国民党官方史料说是其“自戕不及，为敌所俘”，而日方史籍则记载，战役尾声阶段，日军先是“发现守军阵地竖起白旗”，接着“守军部队就接连放下武器”，随后，方先觉与日军签署了停火协议。

事实如何？近读《 民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一文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辨析，认为日方的记载更接近事实。

方先觉与日军签署了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实为投降。

这个是不是真相？

二

蒋介石偏爱方先觉是政治赌博？

方先觉最后实为投降。这个判断虽然残酷了一点，但黄大拿明史拍案认为它的确更接近于真相。

不过厘清这一点还不是《 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的重点。

方先觉从日军手里脱逃归来，国民党政府曾经两度为之授勋。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授勋的前后，围绕方先觉于衡阳城陷后的去向，在国民党政府内外，已经有了各种疑虑。

1945年5月10日，这已经是在第一次授勋之后，据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的日记，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发言，就对方先觉问题提出了严厉的质询。

唐纵日记记载：“上午大会，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

明明是一个降将，在蒋介石这里为什么会得到授勋等各种优待？

《民国的政治逻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究。

作者最大的用心之处在于，通过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情势的考察，特别是在美方对蒋介石渐感失望乃至欲以史迪威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背景下，作者发现蒋介石对“降将”方先觉的处理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与导向”。

在作者看来，因为蒋介石极欲借助衡阳保卫战的光荣为自己在美国舆论中正名，所以其才不遗余力地为方先觉开脱，并两度为之授勋，“其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对方个人的特殊偏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赌博。”

这篇文章颇具功力，作者眼光也堪称敏锐，但也不无可商之处。

在最高统帅那里，一个浴血奋战的将领引发情感的触动，应该是人情之常，说蒋介石对方先觉的处理完全没有这一层因素的作用，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绝对。

方先觉脱逃归来，受到蒋介石接见，当天蒋氏日记中记载：“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

饱含情感的话语，居然被作者认定为“故意写上这些假话”，“蒋知道他的日记是要为后人研读的”，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实际上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蒋介石是为了身后之名而写日记，而且身前就准备供后世研读。故意造假之说只能说是诛心之论了。

作者此文发表于2006年，考虑到写作的时间，文章的一些措词可能难免让人吃惊，比如“变节投敌”类似词汇加诸方先觉是否太苛酷了一点？即使日方记载属实，方先觉于力尽援绝之后放弃抵抗，与变节的性质似乎也相距甚远。

同样是在二战，1942年4月，美国将军温莱特在菲律宾战场上坚持战斗5个月之后投降日军，两年之后温莱特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有意思的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这个时候还在日军的战俘营中。

日本记者采访战俘营中的温莱特时曾经向他提问：“因为投降，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温莱特的回答是：“不，我从没想过，为了士兵的生命，我不得不这么做。”

东西文化的这种差异耐人寻味。

 编辑：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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