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隔膜太深，将会......
撰文|黄大拿
中外交往中的谣言引发巨案，后世读者当能抛掉情绪化的东西，思考一些真问题。比如：怎样才能培育消解谣言的能力？
《气炸！中国老夫妇被瑞典警察拖扔坟场》的文章刷屏了，此事已经惊动了中国大使馆，并向瑞典严重交涉。
由于目前瑞典方面信息的回应还不够详细，暂时不如让真相再飞一会儿。
但事件中的一个关键词却无法忽略。那就是“隔膜”！
不同的文化存在着隔膜是一个无法讳言的事实。而本次事件则说明，要消除这种隔膜，并不是相互会说几句对方的语言、来几次走马观花的探访就能解决。
中西隔膜太深将导致巨大灾难，自晚清以来，这样的教训就不断地显现……
一
谣言成为相互认知的媒介
不同的文明之间未必只有冲突，大可求同存异，这是当代人的共识。
取得这点共识远非容易，特别是在不同的文明相遇之初，如果沟通和交流不畅，甚至根本缺乏沟通和交流的有效渠道，那作为某一个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文明，在异族眼里，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图景？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到了十九世纪在中国流行过的一本小册子《辟邪纪实》，是专门抨击洋人洋教的，内容骇人听闻，如说外国“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婴儿，不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
现在很难找到《辟邪纪实》来证明以上说法，不过，类似的言辞曾在中国流行应是事实。
中华书局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收录了一份1862年在江西出现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实际上就是当年知识分子张贴的一张匿名大字报。
其中洋教士的罪责被归纳为：“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大字报号召民众“齐心拆毁天主教堂，泄我公愤。”
当时为息事宁人，清朝官方还派人到江西查访，了解民情。
官员问：“我等从上海来，彼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岂不是好事？”
回答者说：“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的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
相似的事物，在不同的文明环境中，往往呈现迥然不同的外观。
这里提到的育婴堂，同为中外皆有的慈善机构，但一旦到了异质文明的土壤中，双方不接触不了解，谣言就会转而成为相互认知的唯一媒介，这样，在异族的奇特想象中，文明也将成为格外狰狞和恐怖的东西。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因育婴堂的风波而起的。
二
真相并不扑朔迷离
天津教案的过程大致如下：
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境内屡屡发生用迷药诱拐儿童的案件，不久民团组织拿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嫌疑犯，武兰珍供称，迷药来自法国教堂的杂役王三。
当时清朝负责北方沿海开放口岸通商、外交事务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其衙门设在天津。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衙门，要求教堂交出嫌犯对质。
这时候，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愤怒的群众，各种说法不胫而走，人情汹汹。
丰大业为人之骄横傲慢，英国在华的一些外交人员都啧有烦言，其在中国人面前气焰更盛，一言不合，于崇厚衙门里居然拔出枪来，三口通商大臣慌忙躲避。
丰大业忿忿然离开衙门，恰好遇上天津知县刘杰，二人为迷拐案争吵了起来，丰大业开枪击之，打死了护卫知县的家丁。
此举激怒了本就愤愤不平的围观民众，大家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随从群殴至死，余恨未消，又焚毁了法国教堂，教堂中十名修女、两名牧师在冲突中死亡。事态进一步扩大，四座英、美教堂成为池鱼之殃，被天津民众捣毁，3个俄国商人也丢掉了性命。
教案发生后，外国炮舰迅速开至天津示威，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天津教案”的严峻性，清末人已有所认识，一本晚清笔记的作者就曾感叹，如果此案当时处理不当，庚子年中的“八国联军”侵华就会提前上演。
处理此案，对清政府来说真如利剑高悬。
一方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已充分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利害，现在多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不容他们有丝毫闪失。另一方面，民间对教堂乃至洋人的愤怒情绪，又未必不是统治者眼里可以倚重的力量。
经过反复权衡，清政府委派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平定太平军的曾国藩声望正隆，但此时已经抱病，这一点说明，在清廷最高统治者心目中，实在也找不出比曾更适当的人选。
曾国藩画像
曾国藩看得很清楚，要对外国人和本国民众都有所交待，首要的问题，就是查清真相。而真相的要害，则在于拨开笼罩在育婴堂上的疑云。
在深入调查之后，曾国藩上了一道奏折，其要点有四：
一，经曾氏实地调查，民间甚嚣尘上的洋教士“杀孩坏尸”、“采生配药”，教堂内“有眼盈坛” 云云，并无其事；
二，洋教士之育婴系慈善事业，“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巨”；
三，民众对洋教士的误解也不为无因，教堂“经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说到底，都是不沟通所致；
四，天津教案的发生必然中有偶然，适值其时“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而恰恰育婴堂中又“死人过多” （修女们特别愿意为生病和垂死儿童洗礼，这是育婴堂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原因），凑在一起酿成了巨变。
案情既已查清，就是善后了。
清政府在派大臣赴法国道歉的同时，最后以杀为首人员15人，军遣21人，将天津知府、知县以失职罪发往黑龙江，并赔偿外国人各种损失银46万两结案。
三
巨案了结惹非议
案子结了，办案的曾国藩却意外成为了众矢之的。
同僚和知识分子，都异口同声地抨击曾国藩对外太软，对本国官员和百姓又太苛。曾曾藩之子曾纪泽回忆说：“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道尽了儒家文化信徒曾国藩的隐衷。
曾国藩在向清廷请示善后办法中，剀切陈词，“中国目前之力，实难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法。……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衅，实天下生民之福。惟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臣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说到底，对外强硬，除了遵守国际交往的一般准则，也是需要实力作后盾的。
后代论史者说教案善后期间，正值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焦头烂额之际，清王朝完全可以强硬一些，殊不知外交上的折冲樽樽俎借力打力当然是一种技巧，曾几何时，强权也的确曾经压倒公理，但作为弱势且并不占理的清王朝，面对多国强权的抗议和干涉，又哪有四两拨千斤的妙法以避免实祸？
中外交往中的谣言引发巨案，后世读者当能抛掉情绪化的东西，思考一些真问题。比如：怎样才能培育消解谣言的能力？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谣言无处不有，但晚清华洋杂处、报业渐次发达、相对最为开放的上海为什么没有发生一起因谣言而起的教案，也未受相关冲突的严重波及？这难道是一种偶然吗？
编辑：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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