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议和，日本“爱国青年”为何枪击李鸿章？
撰文|黄大拿
大凡一个曾被人轻视的国家，在卧薪尝胆、渐趋强盛之后，民众中间极易兴起敏感、自大的民族狂热，非常渴望向外展示自己的强大。
昨天是九月十八日，这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一个日子。
日本——这个邻居曾经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伤害，这种伤害至今还没能够完全抚平。
而在当下，日本国内的美化侵略言论，中国的“抗日神剧”，林林总总似乎都在说明，培育对历史的敬畏、用历史教育国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而要让历史真正发挥作用，则首先必须捍卫真相。
从真实的历史中了解日本这个民族，不妨从马关议和中那一声枪响开始……
一
暴徒代表日本民间的情绪
马关，日本的一个小镇，日人又称为“下关”。清光绪廿一年二月廿八日（公元1895年3月24日），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小镇突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一天，因甲午战败，奉清政府之命前来马关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下塌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立即成为全球特大新闻。
刺客是时年21岁的小山六之助。
小山六之助行刺李鸿章，并非仇视李鸿章个人，而是对中日正在进行中的媾和谈判不满。他认为日胜中败，媾和谈判只有利于中国。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日本，并不乏民意基础。
日本经由明治维新，进步极速。大凡一个曾被人轻视的国家，在卧薪尝胆，渐趋强盛之后，民众中间极易兴起敏感、自大的民族狂热，非常渴望向外展示自己的强大。
日本正是这样。中国是其“文化母国”，面积、人口、综合国力均在其之上，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超过日本。
对这样一个近邻，很多日本人充满了嫉恨，他们认为，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自己要称霸非压倒中国不可。
甲午战前几年，丁汝昌曾率中国从西方购置的巨舰访问日本，日本国民饱受刺激，立即兴起了海军热，个人捐资购舰极为踊跃。
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有利于国家的自强，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集体的不理性之下，容易牵引民族走向歧路。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型，列强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
还是引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作为例证。陆奥宗光，这位“积极促成”中日大战的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平壤、黄海战胜以前，心中焦虑最后胜利之国民，现今深信胜利必归我国，问题只为我旭日军旗何时能进入北京城门。至此，一般气象壮心快意狂跃，流于骄肆高慢，国民到处凯歌有如乱醉，对将来之欲望日增。……在此期间如有深谋远虑之士倡妥当中庸之说，必被目为怯懦毫无爱国心之徒，几为社会所不齿。”
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中， “爱国青年” 小山六之助认定，整个中日媾和谈判就是中国旨在摆脱战败困境的阴谋，认定李鸿章跑到马关就是专门来忽悠自己国家，乃至愤而拔枪，岂非顺理成章？
二
日本人枪杀外宾并非首例
日本人因民族狂热情绪发作而对外宾行凶，这并非第一例。
光绪十七年（1891年），俄国皇太子先到中国后至日本访问。在与中日相邻的国家中，自以俄国实力最强，而日本还在崛起中，日本君臣自然不肯放过这个讨好的机会。
不料，政府官员在俄国太子面前的过度热情，在部分日本人眼里成了有失尊严的“献媚”，结果导致一个狂热分子开枪打伤了俄太子。枪案发生后，日本朝野十分恐慌，日本天皇和各部大臣连夜前往探视，总算没有闹出大的事端。
李鸿章遇刺后，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天皇遣御医军医前来为李鸿章诊治，皇后特派护士两名，还送上了据说由皇后亲制的绷带。日本国民中，特地到李鸿章下塌旅馆探视、用电报书信等形式表达慰问的，也络绎不绝。
日本人如此动作，无非害怕这一凶案授予列强干涉的口实。
中国当时犹如一个让人垂涎的蛋糕，日本如果借助战争的胜利，在这块蛋糕上切割过多，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这其中又以强邻俄国的态度最为莫测，让日本如芒刺在背。
在自己家门口险些让前来议和的外宾丧命，慰问等表面功夫当然不可少，但怎样才能给世界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交待呢？
李鸿章来马关后，在春帆楼已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会谈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提出应先休战，再谈议和条款。
左为李鸿章，右为伊藤博文
这一年，伊藤博文55岁，陆奥宗光52岁，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均属李鸿章的晚辈，但晚辈却一点儿也没给前辈面子。李鸿章的休战请求被强硬拒绝。现在发生了凶案，日本人立即想到可用同意休战来笼络病床上的李鸿章。
当陆奥宗光到李鸿章病榻前宣布天皇的暂时休战决定时，“李鸿章之半脸绑绷带，以其绷带外之一眼呈十分欢喜之意。……并对我谓：其负伤尚未痊愈，虽不能赴会议所商议，但在其病床前谈判则无妨。”
暂时休战，于日本人并无实际损失，但到底能使战火中煎熬的中国人少受一点摧残，李鸿章的“十分欢喜之意”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吧。
三
打下北京，活捉清帝？
小山六之助射出的子弹入骨两寸有余，所幸非要害部位，无性命之忧。
日本医生均认为，要免除后患，最好将子弹取出，但须患者静养多日。李鸿章以谈判刻不容缓，拒绝了这一治疗方案。至三月十六日（公元4月10日），仅调养了半个月的李鸿章基本痊愈，再度走上谈判桌。与伊藤博文展开了第四次、第五次会谈。
会谈的结果众所周知，但过程则耐人寻味。
败军之将不言勇，城下之盟不好签。会谈中伊藤博文赤裸裸地威胁，如果谈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使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胜利者的骄横和战败者的窘困，跃然纸上！尽管如此，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是竭力发挥了其滔滔雄辨之才。
马关谈判正式开始，李鸿章首谓中日“总以永好为是，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日本）有益”，彼此“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接着对日本的进步和谈判对手伊藤博文的功绩大表赞赏，又论东西洋形势，以“兄弟阋墙”相戒。
二次谈判，日本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再度解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我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
三次谈判，他劝日本“回头”，“少走几步，不亦可乎？”他希望签订的条约使“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两国百姓“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
不能不说，中日必须和好的道理，李鸿章阐述得甚为透彻，可惜打了胜仗器小易盈的日本人哪里听得进去？陆奥宗光后来就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家常茶饭之谈”！
为了争得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堪称付出了最大努力，但因底气不足，不免辞锐而气竭。
日本在捞取巨大利益后，同意签订和约，而没有像当初叫嚣的那样“打下北京，活捉清帝”，并非出于善心，实由于列强环伺，而且力有未逮。
参加了甲午海战的日本海军大尉木村浩吉于战后撰文，就曾“忠告”国民不要以为攻陷了帝都就可以征服中国就忘了中国的庞大，他要日本国民铺开中国地图，“将实际可蹂躏之部分涂以墨汁，然后挂于墙上，仔细看看，目前我等是否果真有降服该国之能力？”
只相信实力，只尊重强者，这就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民性！
编辑：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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