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到国库的钱，不能随便为民企自己经营不善而埋单！”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很正常，但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让人热血沸腾的冠冕旗号，裹挟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使社会局势严重失控。
“老百姓交到国库的钱，怎么能为民营公司自己经营不善而埋单？”
这个疑问是著名官商、后人称为“晚清商神”的盛宣怀提出来的。提问的背景则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保路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是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鄂军被急征入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武昌起义出人意料的成功，孙中山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孙中山把称“保路运动”为“起义”，后之历史教科书又将其界定为“近代史上大规模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当然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当年发起保路运动的人们，打出来的就是一面“商路亡，中国亡”的亮丽大旗。
然而当时盛宣怀又何以会冒出上述这样一个疑问？历史的真相如何？
一
铁路风潮牵涉多省，为什么唯独四川闹得最凶？
在盛宣怀的事业中，铁路是一个很大的盘子。
晚清铁路风潮即起因于亦官亦商的盛宣怀主持的铁路国有政策。
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官方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一种自然的政策转向。
清政府认为，铁路建设成本巨大，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西方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铁路建设才会取得成效，而南方各省相当多的绅商则主张继续由民间自办，这样就产生了碰撞。
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清政府的做法称为“卖国”，把以“商路亡，中国亡”为号召鼓动风潮的人们称为“爱国者”，未免忽略了情绪化的东西下面掩藏着的利益考量。
铁路风潮牵涉多省，为什么唯独四川闹得最凶？
原来，湖北、湖南两地商人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而四川公司亏空的300万元，盛宣怀却拒绝补偿。
盛宣怀为什么要拒绝？
原因在于，四川公司的亏损，是其卷入了1910年世界性的橡胶投机生意，遭遇失败。
盛宣怀说：全国老百姓交到国库的钱，怎么能为民营公司自己经营不善而埋单？盛氏虽然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但这句话却不能不说自有相当的道理。
二
蒙在鼓里却大义凛然的大多数
关于“保路运动”，大陆学者萧功秦先生在《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一文中有深入的分析，而美国学者周锡瑞更早有精辟论断，他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那些钱庄倒闭时，钱丢了，而中央政府拒绝补偿四川公司那些股份。
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绅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词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词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词藻还是词藻，并未见诸行动。”
四川发起保路运动的绅商们，他们将自己的策略归纳为两句毫不含糊的话，即“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这颇有些像今日的“嘴里是主义，心里是生意”。
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很正常，但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让人热血沸腾的冠冕旗号，裹挟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使社会局势严重失控。
清政府在商办铁路成效甚微的情况下，决心将铁路路权收归国有，这是一种权衡利弊后无奈的选择，不但与所谓“卖国”毫不沾边，而且原无可厚非。
但清政府的最大失误在于，在绅商、立宪派人士再三再四的暂缓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吁请声中，眼见风潮愈演愈烈，仍然坚持一意孤行，尽管技术上没错，但明显缺乏战略眼光。
三
大臣被杀，局势再无回旋余地
川乱爆发，负责入川弹压的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对局势倒有清醒认识。他在出发前和赴川途中，曾多次谏言，要求朝廷废除国有政策，以免刺激众怒，引发全面骚乱。
一路上，端方走走停停迟迟其行，显示了他对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茫然。他也知道危机迫在眉睫，并力图用清廷官员罕有的柔软身段将其化解。
随端方入川的幕僚后来向朝廷报告：“此行端故督上体朝廷德意，下念民生困苦，虽带有鄂军两标护行，实不主剿办宗旨。沿途皆由端故守竭诚演说，日行百余里，道路崎岖，宿于牛栏豕圈之间，寝食俱废。
然遇村屯乡镇人烟稠密匪徒麋集之区，犹作舌敝唇焦口讲指划，务使川民皆感朝廷恩惠，解散胁从。……是以每到一邑或一州一镇，人民皆备极欢迎，结彩舆前有如山积。”
端方家丁也向朝廷报告：“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六大人（端方之弟端锦）前往演说。……各界感情殷殷。”
端方又根据地方人士的申诉，向朝廷电奏：“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辕请释，统领田征葵擅行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
电文中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希望借此取得和绅民谅解的动机跃然纸上。
在革命风暴已经席卷而来的时候，作为负责弹压动乱的清廷大员，端方要面对的危机，既是他个人的，也是清政府的。为了化解这两个层面的危机，可以说端方也竭尽了所能。
但该来的还是来了。在一场兵变中，端方和他那曾经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弟弟均被士兵杀害。
晚清川乱就像一幕历史大剧的预演。不久之后，大清帝国也走向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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