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老师都是社工就好了 | 以对话改变世界

记得大一我找给我们上社工概论的羿琼老师请教：一次是教到职业倦怠时提到的救世主情节；另一次则是我兴致勃勃地找羿琼老师说，要是每个老师都接受社工的训练就好了。结果两次都有被老师“泼了冷水”。

大三我又找了她做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大四有一次路上聊天，我就问她说，为啥老是“打击”我。她马上回答我说，因为我太自信了，需要打击。哈哈哈哈，虽然我不喜欢挫折教育，但老师对我的认知非常准确，因为过去那么久，我还记得我的奇思妙想/胡思乱想。

我改变世界的热情几年来分毫未减，还开始从懵懵懂懂的认知中慢慢形成了一些些稍有系统性的想法以及行动的策略。我认为，我要是想改变世界，应该是和大家一起借由对话开始意识到、理解到彼此的处境，并承诺以集体行动去做出改变。我们要推动有更多互助支持、更多变革活力的社会。

辅仁大学心理系教授夏林清老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对自己在大学教学之外社会参与的作用，认定为一名社会教育工作者而非心理治疗师”。夏林清老师说的教育不是指作为老师做一个单向的信息传递者，而是弗莱雷意义上迈向解放的教育，一种基于“对话”的教育。

弗莱雷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解放教育，一种指向社会变革的批判意识和集体行动的教育，将人们转化为能够进行相互与协作的参与式民主的人。这种教育必然以一种对话的形式发生。

夏林清老师在《斗室星空》里，用了更为本土化的方式进行了表达（同时也很有台湾的语言风格），“如果一个人有机会在与他者对话的过程中，辨识自己所带着的各种情绪的扭结包裹，被剥夺压制的权力与能力的话，他和外界就是相通的，他的生命就有一个工作的空间，压迫人的社会关系就有可能因着这些生命活动的发展空间，而有了对抗转化的机会”。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到，“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想要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我认为这是一个极高的要求，但这也应该是我们所期望的方向。

我们在时代和社会中定位自己，同时也在这样的脉络中去理解他人，我们才能达成一种真正的同理，一种指向改变社会的动机或说慈悲。试想我们若能理解彼此在家庭、社会和文化细密网络中的处境，我们便能真正地去理解彼此的困扰、需求以及渴望。

关于“真正”的同理，感兴趣还可以看我以前的一篇推文：跳桥与过敏：我们跟理解与行动的距离是什么？

我们回到更有鲜活体验的生命故事中。上周，我看到“性别友善校园”的一篇文章，题名为“穿上内衣那一刻，我也穿上了羞耻和不安”。

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了她小学教了她四年的班主任，她把这位老师称之为A老师。导语里她说到：“A老师其人，教书育人是刚柔并济，日常是助人为主、说教为辅。她教给我朴素的‘男女平等’概念，教会我思考、质疑性别刻板印象（那时没用这个词，但本质意思一样），让我可以不受限地发展潜能。

她还关注到我们在生理发育期时遇到的窘迫，关注到性别差异对班里人际关系的影响，帮助我们处理各种稚嫩的苦恼。”

四年级左右，作者班里的女生已经开始发育，围绕着内衣带子的“捉弄”也开始成为她们难以回避的主题。当内衣带子被解开时，作者不知道该怒该笑，或者说，她不知道是什么情绪更多。她说，“好像做错事情的是我，需要被惩罚”。

之后她把这个苦恼写到了A老师设置的“心语录”上。“心语录”像是一个树洞那样，作者记得老师有回应她说，作者不是唯一一个苦恼的人，老师会在班会课上讨论这个问题。

作者已经不记得那场班会课上都说了什么，但记得第一个穿内衣的女生在课堂上哭了，还有男生给弹过带子的女生偷偷递道歉的纸条。这时作者才感觉到，“看来错的不是我呀”。

因为A老师是级长，她注意到学生的性发育和性别意识发展得越来越早，所以还把相关科普讲座也提前了。

作者的这篇文章我非常非常喜欢，我认为她呈现了我心目中教育者的样子：

她积极地与学生对话，注意到常被忽略的性/别议题并加以重视，以班会对这个议题展开对话。同时她不把这个议题的出现看作孤立的事件，而是把它定位到当前时代儿童身心发展的情况上，用科普讲座做了更大范围的努力。

我在开篇提到人们能“意识到、理解到彼此的处境”，一大要点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多元的敏感性。

我们要知道性/别带来的不同处境在当前的社会是非常突出的，特别是女性被忽略的基本需求（譬如，疫情中被忽略的月经/卫生巾需要）；我们要知道被标识为“性少数”的群体和我们完全一样又有些不一样（譬如，我们可以用“对象”来替代“男/女朋友”问别人的亲密关系）。

我们能看到英美出现的一些“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但这不是我们拒绝多元敏感性的理由。

而“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更丰富了我对于“多元敏感性”的理解。

坦白说我对“创伤知情”的学习还不够多，但简单来说，创伤知情要求助人工作者在与所有服务对象互动时，都要心理有一根弦，提醒自己TA可能有过某种创伤。这是一个在临床情境下的要求，但我还是认为它有很有价值的部分。

举例来说，我有过几次和朋友提到我奶奶做的红烧鱼很好吃，不少人都是对我说“那你回去找让你奶奶做呀”，然而我奶奶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过世了。我记得好像只有一次，对方对我说的是“那你奶奶现在怎么样了”。当然，这个例子无关创伤，我并没有对于别人的回答太过介意，而和我对谈的人则会有轻微、朴素的“我不该这么说”的体验。

相信这个例子会让大家明白一些创伤知情的意义，大家感兴趣创伤知情的话还可以看看这篇译文。

我想说的背后的逻辑是，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以某种社会普遍的模式或者是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去推断他人，更不能单纯据此来给出建议。没有理解的行动、不是集体的行动，往往会出现许多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对一个自幼被虐待的幸存者说出“父母很伟大”的论断，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多元性不够有敏感性了。

有这样的“失误”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因为多元敏感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教育来的。我们缺少受到这样教育的机会，我们缺少做各方各面对话的机会，因为有很多话语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被忽略了。

我认识一位学姐做的就是丧亲相关的研究，我记得她的朋友圈就多次谈到过我们多么难以谈论“死亡”的话题。这里可能有些我的过度推断，不过我们要对“死亡”那么陌生，我们又怎么对它相关的事情有敏感性呢？顶多能敏感地去回避它罢了。

我一直蛮喜欢同城（GLCAC03）的原因就在于它对于人们性/别敏感性这个议题的推动。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两个项目：一个是“性/别教育师资师资培训”，培养了几百名性/别友善教师，让最能和儿童青少年接触的那么一批人能够有更多的性/别敏感性，我认为这师资培训是相对比较传统的“教育”项目；另一个是“HUG”青年项目计划，“通过五个阶段的行动与反思、同伴支持网络，参与者以简单的演讲为起点，逐渐成长成……的青年领导者”，我认为他们的“生命故事夜话”以及未来可能更多的分享、演说是开启更大范围对话的机会，这是更偏向前边界定的“解放教育”项目。

北京同志中心的“性少数人群友善心理咨询师培训”也做了很多年，在咨询师群体的性/别敏感度培育上做出了贡献（其实也不全是咨询师，就好像上边的师资培训参加的也不全是老师一样）。我看到他们还有其它的项目，像是用辩论的形式呈现特定议题等等，都有起到拓展对话空间的作用。

其实我个人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只能说是中等程度，但是谈到对话空间的展开，不得不说，至少在我个人的经验中性/别领域要做得更突出一些。可能有我身边朋友的倾向性，也可能有性/别研究领域对“生命故事”的强调产生了影响。

我一直有“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公众号，她们所做的则是性别议题与劳工议题的交叉。

我知道她们是因为她们的那部非虚构社区剧场作品——《生育纪事》。这个剧场呈现了打工女性的生育故事，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尝试。

近期看她们的推文，又发布了“女工故事博物馆”的一个故事，还发布了“看见最美基层女性劳动者”的获奖内容，呈现了“女工姐妹们的镜头，走近她们的日常生活与劳动场景”。

706青年空间也是我一直在关注的组织，线下的空间很有意思，但我实在不在一个地方；而他们线上活动关注的议题很广，从人文社科到科学技术都有所涉猎，让我没有明确的观看和参与意愿。但线上沙龙等等活动显然有开拓一些对话的空间。

“全球抗疫自组织系列”的文章让我重新对706投注了兴趣。看到招募以后填了表单，等了很久等到了好友请求。说好聊三分钟，没想到谈了半个小时。

对于怎么样让人们有更多的对话，我实在有太多的兴趣。面对方荣提到的线上社群困境，以及梗叔共学计划对我的启发（时间不合适一直没机会参加，只是看到他的书单我就很有启发了），我开始筹谋着以“共学”的行动研究开启我下一轮的探索。

“共学”这么一个面对共同材料而开创出来的对话空间，实在让我期待当它明确指向做出某种改变时能带来什么样的力量。

当时想着每个老师都是社工就好了，其实不必如此，只要每个人多一些对话，就会有更多希望与变革被培植出来。

---

我之前的其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