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六(8月17日)晚八点,资深媒体人、《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老师将做客明白直播间,为知识圈学友分享「变革者:从徐继畬到梁启超」,敬请期待~
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早在900多年前的北宋,王安石就提出了自己对于「变」的理解,并展开轰轰烈烈的变法事业,以解决北宋积累的弊病。可以想到的是,这种「变」中暗含的激进观念,自然会在一个倾向于「平稳」的农业社会掀起波澜,进而引发「新」与「旧」之间的激烈对抗。类似的情况,在纷乱的晚清重新上演。面对李鸿章口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的浪潮,走到了历史的三岔路口。▲此油画由英国画家John Burnet所作,还原了《南京条约》的签订现场,《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与他国签订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晚清政治变局
一开始,清廷内的洋务派为中国开辟了一条「西器」之路,所谓「西器」,便是西方的军事和工业技术。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
「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用西方的新技术来武装东方的旧制度,听起来似乎不错。正如晚清名臣张之洞所总结的那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确实是当时中国的文人志士在面对危局时,所能设想的最佳出路。直到甲午年间的那场大败,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抽在了洋务派的脸上,也抽在了那些对旧的制度仍抱有希望的国人脸上。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到的那样,「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西器」之路走到了尽头,洋务运动这场体制内的自我改良宣告失败。在那个不进则退,不变则危的大时代,清醒过来的文人志士真正认识到了「变」的重要性。而且,摆在他们面前的路更清晰了,那是两条可以预见的道路。其中一条叫作「君主立宪」,另一条叫作「民主共和」。中国的未来,只能在两条路中择一而行。只不过,中国的专制历史实在太过漫长,守旧势力也不甘失败,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两条通往民主的道路都布满了荆棘。年轻的梁启超,就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代,依次踏过这两条荆棘之路,并登上了历史舞台。▲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教育家等等,在清末民初的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梁启超的行动
《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600余人在京城发起「公车上书」,并组织强学会,为变法做准备。张之洞、翁同龢等朝中大臣也对强学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到了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在光绪皇帝的主持下,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文人士子,得以在国家的层面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便是后世所说的「维新变法」,又称「戊戌变法」,康梁等维新志士为中国选择的道路,就是君主立宪。遗憾的是,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便宣告失败,维新志士们也四散飘零。有的像谭嗣同那样舍生取义,有的像康有为那样远赴海外继续宣传变法。至于梁启超,他也踏上了十四年的流亡之旅。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这都是梁启超人生中一次大的危机。不过,如果我们把「危机」两字拆开来看,所谓「危者,机也」,危险中也往往潜藏着机会,梁启超显然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漫长的流亡时光中,梁启超以日本为落脚点,将目光投向了世界,在不断吸收海外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延续着为中国寻求变革的事业。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奏响了大清的挽歌,清王朝随着一纸《清帝退位诏书》而烟消云散。而梁启超的流亡生涯,也随着大清的消亡而结束。凭借多年来在海外积累的影响力,归国后的梁启超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民国政府也为他「敞开怀抱」,在1913年、1914年以及1917年,梁启超分别担任了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与财政总长。梁启超每次的任职时间都很短暂,而他的政治生涯最终也以低落收场。但这并不妨碍他政治理念的传播,以及求变意图的传达。比如,梁启超曾对金本位制度「摇旗呐喊」,积极推动中国的币制改革。这一时期的他,成为著名财税学家李炜光老师眼中「公共财政的启蒙师与先行者」。03.
作为「变革者」
区别于国内外学者对梁启超政治与经济政策的研究,有一个人对梁启超有着自己的理解,他把梁启超看作是那个变革时代中,无数求变者中的一个。而这个人,就是李礼。李礼老师是资深媒体人,现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他在多年的媒体与写作生涯中,对晚清和民国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心力。像《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2014)与《穿越百年:民国前传》(2012)等著作,就是李礼老师为读者们端上的思考大餐。在他的新书《求变者:回首与重访》中,李礼老师为梁启超专开一章,并以《从前的迷梦》为题,针对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与政治变革历程,做出精彩的诠释。在李礼老师的笔下,梁启超乐天的性格与理想主义的追求展露无遗,而这对于我们认识一个真实且有趣的梁启超大有裨益。当梁启超于1917年退出政坛并准备赴欧访问时,李礼老师对此写道:
「1918年底,酝酿已久的欧洲之旅得以成行,上船之前的一个晚上,梁与张东荪彻夜长谈,称自己要为中国思想界出一些力。说到此前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不免感慨,将之称为『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
摆脱「迷梦」而投身于思想,历史已经证明,梁启超的这个决定无比明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可能不是一个具有实干才华的政治家,不过,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宗师。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他,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身影。在清末民初这个变革时代的大舞台上,留下足迹的又何止是梁启超一人?像编纂《瀛寰志略》的晚清名臣徐继畲,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学者。徐继畲在李礼老师心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求变者:回首与重访》这本书中,李礼老师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徐继畬。梁启超就曾在《三十自述》中说:「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在李礼老师看来,《瀛寰志略》这本书就是梁启超观察现代,面向世界的一个崭新窗口。梁启超、徐继畲等人,在李礼老师那里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变革者」。在《求变者:回首与重访》中,李礼老师这样说道:
「19世纪中叶以后,一批体制内外的少数中国人,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置身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转折之处。他们不安现状,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并以此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本周六(8月17日)晚8点,明白知识圈特邀资深媒体人、《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老师,解析「变革者:从徐继畬到梁启超」这一主题,对那些曾经活跃在这片大地上的变革者们,做出精彩的讲解,感兴趣的学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更多精彩文章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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