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8年7月25日傍晚（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一场旷古未有的特大地震袭击了山东省郯城县。时任郯城知县的冯可参用「落井下石」来形容这个小县城的命运。早在大地震到来之前的半个世纪里，郯城和它的居民们始终磨难不断，天灾人祸交替出现，耗尽了人口，熬干了土地。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郯县西南归昌集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妇人王氏与她的情人私奔了。谁也不知道王氏为什么要跑，可能是因为孤单，也可能是因为贫穷，还有可能只是因为和公爹相处不好。出逃后不久，王氏又被情人所抛弃，她不得不回到丈夫任某身边。结果，却在熟睡之后被丈夫残忍地杀死并抛尸。直到被人发现，王氏都孤单地陈尸旷野，穿着她死前换上的衣服：蓝色的夹衫和白色的单裤，以及一双有些磨损的软底红布睡鞋。野外酷寒，她的尸体仍然保持着一份鲜活的颜色。任某杀妻之后，企图嫁祸给邻居高某，因为高某曾经和任某就王氏的问题发生过口角，而且高某还打了任某两巴掌。结果任某的计算被下一位知县黄六鸿拆穿。因为子嗣传承和赡养家老的缘故，任某被轻判杖刑和枷刑。为了安抚王氏的「冤魂」，黄大人准备拨出十两银子安葬她，但是这笔钱县衙不出，黄大人自己也不出，任某出不起，最后判给被诬告的高某出。黄大人此举也是为了警告高某，以后不要在脾气不好的时候打人。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把这个「无名」王氏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即《王氏之死》。王氏引领着史景迁和所有读这本书的人，进入满目疮痍的郯城和郯城灰暗的历史。史景迁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把王氏从琐碎的记载中挖掘出来的史学家。他把王氏形容为一颗石头，潮水褪去之时，在群石中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对「这颗石头」的兴趣并没有随着故事节奏的深入逐渐消散，而是更加鲜明。这种「模糊而深远」的反应，史景迁将它称之为「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史景迁说：
「我仍然不知道她（王氏）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整个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许多女人像她一样，就像许多县城跟郯城一样」。
在王氏短暂的一生中，在史景迁的笔下，中国古代乡村史走过了好几个轮回，一张记史之「网」，由此展开。
《王氏之死》是史景迁的第四部史学著作。此前三部，他的选题焦点是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有皇帝，士大夫，知识分子。而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第一次把重点放在底层民众，有农民、劳役、小商贩、无品级的差人以及最基层的地方官员。叙述这一类群体，在中国传统史家笔下也极其少见。史景迁从1668年到1672年的地方文献中，提取这些底层民众的生活脉络，辅以当时造成轰动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他不是历史的直接观察者，史料本身才是。而当时的民间文献最贴近当事人的生活，因而能够使历史更加真实而鲜明。于是，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借助了三个「观察者」：「第一个观察者冯可参，他是个福建读书人，1668年到1670年间，在郯城担任知县。他于1673年编撰了《郯城县志》。在史景迁看来，与其他地方志相比，《郯城县志》在内容或体例上没有什么不寻常，但是「它对这个县的困苦的描述写实而鲜明」。这可能来源于冯可参自身苦闷且短暂的为官生涯。中国的基层地方官吏，往往直面底层群体最真实的生活，同时又夹在上一级官员和下一级地方豪族中间，两面受气。冯可参还是一个颇具儒士精神的人，对民有仁爱之心，也极力维护正统。史景迁交代了他的结局：1674年，《郯城县志》编撰完成之后，冯可参回到家乡福建。彼时，靖南王耿精忠占据福建，响应平西王吴三桂，反叛清廷，两藩大乱。冯可参拒做叛王之臣，远遁深山，最终死在了隐居之地。史景迁认为，冯可参基于自身经历所撰写的《郯城县志》，在数据和事实方面，都更加精确，也更充满不同于档案的同情心。「冯非常坦白地写下这个地区的不幸遭遇、居民的贫困以及当地士绅在纾解困境上的无能」，史景迁这样评价道。与冯可参相比，第二个「观察者」——继任知县黄六鸿相对就要轻松得多。告老还乡之后，黄六鸿在苏州过着舒适的生活，并开始撰写回忆录和官箴，定名为《福惠全书》。冯可参的县志是即时记录，而黄六鸿的官箴则包含着回忆与反思的体悟。黄六鸿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整理他在任期内获得的资料，在《福惠全书》中，我们能看到郯县与其他地区的对比，能看到各类总结陈词，也有更多的群体内部的关系梳理。
▲《福惠全书》
作者：黄六鸿
著书年代：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
刊刻年代：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
黄六鸿也是个标准的儒士，他将人的身体和精神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黄六鸿的工作重点，被史景迁总结为「如何在眼前这个看似崩解的世界中，求取肉体和道德的基本生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王氏的案件中，黄六鸿能够从轻发落凶犯任某。然后又因为神鬼之故，超额拨款安葬王氏。而且，他对圣人的遗迹和宗教跪拜场所的重修格外重视。史景迁认为，黄六鸿从郯城居民自杀、纵欲、争斗和暴力的表象中，看到了人在这个自然绝望之地，自我堕落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又会反过来增加郯城的灾祸。冯可参的《郯城县志》和黄六鸿的官箴，都来自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实地考察之后形成的系统记述。这两种史料，基本算是确凿可信，也是构建地方历史面貌的常用文献类目。然而，史景迁没有止步于此，他还选择采用第三个「观察者」，这成为他著作最具特色之处，也是最为争议之处。蒲松龄所著的《聊斋志异》，怕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鬼故事集」了。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大量选取《聊斋志异》里的故事，或直接引用，或转译诠释，或拼接片段，试图用那些看似怪力乱神的情节，来反应当时郯城人的真实生活和他们不为人识的内心世界。蒲松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家乡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这里与郯城接壤。可以说，蒲松龄是部分经历、完整见证了郯城在十七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一些带自述性质的篇目，就涉及了很多与郯城有关的历史事件。史景迁用《聊斋志异》，一方面是为了让记史不再一板一眼地机械复述。另一方面，蒲松龄和冯可参、黄六鸿一样，他们本人都是史料的一部分。从《聊斋志异》所用的语言、塑造的人物、杜撰的情节等，可以看到蒲松龄本人对当时社会阶层的认识以及群体命运的体察。这正如史景迁所说，《聊斋志异》虽然是小说，但是「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我们在《聊斋志异》中看到了蒲松龄本人」。在王氏濒死这一情节的刻画上，史景迁通过蒙太奇的方式，将《聊斋志异》多篇故事整合起来，为她编撰了一个梦境，填充了在生存和道德之外的人的另一层对于世界的反应，即情感。史景迁指出，想象、肉欲、安全感这类情感话题，在《聊斋志异》中，反复出现，这是「对当时时空的适当评注」。透过冯可参、黄六鸿、蒲松龄三个人，从县志、官箴、小说三种文献，表现生存、道德、情感三个主题，由此形成了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的纵向线索，让这张覆盖郯城十七世纪磨难历史之「网」，有了清晰的经度结构。
本书名为《王氏之死》，但实际上，在整本书七个部分的内容中，王氏只出现在了「第五章私奔的女人」的后半段，以及「结语审判」中。其他九成的笔墨，被史景迁用来书写郯城人的生活。从史学家的角度，史景迁必须证明，他选择王氏这个个案对全局的历史是有普遍意义的。在纵向的史料上，搭配横向的史实，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之「网」。于是，在史景迁的叙述结构中，他将郯城的群体生活编织成四种「危机」。他说：「在整个历史记录的脉络而言，这些危机是『小的』。但是，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有绝对、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在这四种危机的内部结构中，史景迁较为清晰地表达了特定区域中，民与民，民与官，地方与中央的的关联谱系。这种关系在中国古代历史结构中，具有普遍性。这样一来，这个横向的结构网又可以链接新的纵向线索，就跳脱了郯城这个特定地区的框架，而折射出整个中国17世纪的乡村面貌。土地关乎口粮，赋税关乎财政。直至1670年，郯城已经连续13年拖欠税款。在史景迁看来，郯城这个地方，「收税是一项苦差事」。因为郯城地处北向南的重要交通干道上，直接沟通北京朝廷与耿精忠的藩地。所以，从战略、补给、基础设施等方面考虑，都需要沿途抽调人丁和税额以完成相关工作。徭役繁重的结果就是，耕地人口不足，收成就不够，难以完成税收任务。黄六鸿为此感慨道，「民之流亡者，未尽复业。地之荒芜者，未尽开垦」。有的家庭有壮年男丁能够保证土地税收和徭役的交付，但仍然压力巨大。而没有顶梁柱的寡妇和幼嗣情况则更为糟糕。史景迁从土地引申出去，讲到第二个危机，与家庭和财产相关。史景迁用「寡妇」给第三章定名，以一个群体来反应生存斗争背后牵涉的纪律、道义以及情感相关的各方面问题。根据《大清例律·户律·户役》规定：「妇人夫亡……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这样一来，为了尽夺家产，欺辱孤儿寡母之事屡有发生。蒲松龄写的细柳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乡村妇女的生存面貌。史景迁引用这个故事，旨在揭示妇女生存困境的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变得越发紧张。而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第三类危机：争斗与暴力。 在《王氏之死》的叙述体系中，郯城存在着内外两种暴力形式。外在的暴力表现为盗匪集团的猖獗，以及满人入关后带来的兵祸，始终贯穿着郯城半个世纪以来的苦难。而内在的暴力形式，史景迁则用《聊斋志异·崔猛》来表现。崔猛出生在大户人家，为人刚烈，好行侠仗义，对作恶之人屡屡施加私刑。苦主之一的李申感念崔猛的恩德，跟随在他身边为奴。最后，崔李二人捣毁山匪老巢，建立地方团练，维护治安。史景迁说，蒲松龄透过崔猛，「看到了社群内赤裸裸的恐怖所造成的后果，看到不幸如何孵化出轻率、鲁莽以及几乎无法处理的突发和不理性的暴力」。崔猛在大环境下的个人行为，「完全用个人的意志在控制」。因此，暴力背后所展现的民与民的关系，一方面是郯城区域内群体自治的结果，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个人脱离了整个社会，百姓脱离了官方的结果。形成这种脱离的原因，从外在来说是社会环境的混乱造成的。而内在方面，是中国古代历史对个体内心情感的整体忽视造成的。因此，史景迁写的最后一层危机，来源于情感，这也是造成王氏之死的终极动因。史景迁试图通过王氏，使中国底层民众的模糊面目清晰起来。这个群体的存在不仅关乎政治和经济这类牵涉国家存亡的大话题，还深刻地反应了人们最普遍最单纯，也是最细微的心灵世界。一个简单个体的经历，三种基础的文献资料，三大主题结构，四层生存危机，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重塑了一个古代乡村社会在国家大环境之下的生存图景。至于这种形态是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中国所有的古代乡村，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史景迁文笔晓畅、生动，一般读者都会喜欢这种「小说式」的书写方式。但对于一些学者来说，就未必了。据说，钱钟书先生在访问耶鲁时，私下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把一个历史学家称作「小说家」，还是「失败」的，可以说是对一个历史学家的最尖刻评价。▲史景迁，原名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Spence，1936-），1993年起，担任耶鲁大学历史学斯特林教席，2004-2005年，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又因为钱钟书这样评价过，一些学者也跟风看低史景迁，认为他过于注重文字的精妙和故事情节的推进，反而在史料和史论上欠缺一个专业历史学者应有的「咬文嚼字」，缺乏对文献资料一杆到底的考据与推演，也缺少理论框架的建构与运用，也没能从历史线索中抽象提炼理论。麻省理工大学的历史学家布鲁斯·马茨里斯（Bruce Mazlish）就把史景迁的作品归为后现代文学，他批评史景迁并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写小说。但是，这种观点未免对史景迁不公。事实上，史景迁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历史学家，一直以来，他接受的都是最严格、最传统的历史学训练。他的老师芮玛丽（Mary Wright）曾撰写过《同治中兴》，以分析原始文献闻名于美国汉学界。后来，史景迁作博士论文期间，师从华人史学家房兆楹先生，房先生本人也是文献研究专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1917-1970），美国著名汉学家。第一位任职于耶鲁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女性，也是第一位被该学院聘为教授的女性。其丈夫是美国汉学奠基人之一的芮沃寿（Arthur F. Wright）。
▲房兆楹（1908-1985），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明、清史权威学者。参与编撰《清代名人传略》、《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明代名人录》。「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字，就是老师房兆楹给起的，「景迁」意指「景仰司马迁」，学史之人，当以太史公为榜样。而史景迁一直以来的著史风格，也确实当得起这「景迁」之名。2004年，史景迁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华裔历史学教授卢汉超采访了他。在采访中，史景迁总结他的著史路数为：「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里的「文学」，是指通过文字上的表达，来执行对历史事实的梳理，是一种语言形式。但是，「文学」绝对不是「小说」。小说是一种体裁，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但历史与文学结合却不等于就是文学，「以文论史」，归根结底还是历史。而史景迁「以文论史」的观点，其实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早有定式。他所景仰的司马迁，就是用「文」的笔法，来著「史」。鲁迅在其未完之作《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史记》奉为「无韵之离骚」，评价这部史作「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乎情，肆于心而未文」。「不拘」、「不囿」、「肆于心」，将司马迁在《史记》中倾注的个人情感表露无遗，而这种对于历史和现实真切的体悟，也非「文」不能表达。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国传统著史以「文史一体」的结构进行，也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看法的认同。哪怕是严守「史书之大体」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他也承认著史需有文采。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更是把「以文著史」发挥到了极致。他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所以，在史景迁看来，用「文学」的语言著史，正是他对史学的激情所在。他对卢汉超说：「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和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这种「以文论史」的著史风格，让史景迁的历史作品变得可读性更强，也让他本人成为了一个「学术明星」。2014年，史景迁到北大做演讲，以「沈福宗」为主题，讲十七世纪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很多人恐怕并不知道「沈福宗」是谁，也不了解十七世纪的中国对外关系。但「史景迁」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慕名而来的各界人士挤满报告厅。▲沈福宗（1657-1692），早期出访欧洲的中国人之一，他把中国儒家经典和诸子书籍四十多部传入欧洲，成为早期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1687年，英王詹姆斯二世召见沈福宗，并让人给沈福宗画了这幅全身像。史景迁的作品和他本人，流行度颇高。这与人们印象中古板苛刻的史学家，以及他们严肃考据的史学论著，极为不同。正因如此，反对者们批评史景迁刻意迎合读者的口味，用大众容易接受的技巧和艺术来写作。这个问题，卢汉超也在采访中也提了出来。「我总是试图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读物，告诉人们应该往那个方向走，希望他们能培养出自己的个人兴趣。」而史景迁提供给人们的方向，就是通过人来看历史。他的笔下，有帝王将相，也有市井小民，有草莽枭雄，也有知识分子。从个体到整体，从个案到群体现象，中国古代社会延续至今的文化观、政治观和生存观不再只是纸片中的「礼义廉耻」和牌位上的「天地君亲」，历史在鲜活的人物命运之上，更加立体和具象，仿佛立于人前，触手可及。「王氏的尸体整夜躺在雪地里。当她被发现时，她看上去几乎好像活着一样：严寒给她死去的脸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这一场雪，不仅是王氏的最后宿命，同时也是她身处的社会的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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