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们说的是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女主角。金智英的扮演者郑裕美，与饰演她丈夫的孔侑，这一对韩影的经典cp，继《熔炉》和《釜山行》之后，两人第三次合作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再次引发了观影热潮。影片以疾病开场。平凡的家庭主妇金智英突然患上了心理疾病，不自觉地转变为另外一个人，这些人包括她的母亲、同学、朋友，借着她们的身份，金智英说出了一些她平时不敢开口的话。
因为这场疾病，金智英看似平静安稳的生活帷幕被逐渐拉开，一部斑驳的女性成长史呈现在观众眼前。
|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2019年10月23日在韩国公映，后引起热议。
截止到目前，这部由金度英执导的电影在韩国已有超过366万名观众观看。虽未在中国公映，但在豆瓣网上，这部电影已有近五万人标记为看过，评分高达8.6。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在电影上映前，女主角郑裕美却在其个人社交软件上，收到了数千条恶评。既赢得了赞誉与票房，又收获了针对女演员的差评，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早在电影上映之前，它的原著小说已在韩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部由韩国70后女作家赵南柱创作的小说在韩国的销量已突破百万。
2019年9月，小说的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在新京报评选的2019年「大众阅读推荐榜」中，《82年生的金智英》位列其中。可以说，在图书市场日渐凋敝的今天，《82年生的金智英》称得上是一本「现象级」的小说。
小说与电影问世，在韩国遭到了极端两极化的评价，争论的话题都离不开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女性。一边有人赞赏它再现了女性生存的困境，一边则抨击它把所有男性都「污名化」。几位在社交软件上推荐了这本书的女明星，甚至遭到了极端男粉丝的谩骂。既然小说与电影文本都紧紧围绕着社会焦点问题，不妨把它放在问题小说的序列。01 「女性问题小说」的诞生
这一类型的小说内容单薄，不以文学性见长，将突出社会矛盾作为目的，曾在中国五四时期大放异彩。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社会问题矛盾频出的年代，催生了大批以「问题的提出与探索」而成篇的文学作品，女性问题即是其中一类。挪威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玩偶之家》，其女主角「娜拉」曾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议，她挣扎在家庭围成的牢笼里，在真实与谎言之间苦苦徘徊。鲁迅的杂文名篇《娜拉出走之后》就是借这一形象，探讨走出家庭的女性如何面对社会问题，「娜拉」由此成为女性问题的标志。而鲁迅的《伤逝》、丁玲的《梦珂》、庐隐的《海滨故人》等等，都在塑造着一个又一个娜拉。
将《82年生的金智英》放在女性问题小说的序列，是因为它同样诞生在一个女性问题频出的时代，别忘了韩国也是发起轰轰烈烈的Me too运动的国家。小说以最集中的方式融合了女性一生所可能遇到的性别问题，以最浅近直白的方式表达了性别焦虑。这是一部观念先行（Novel with a purpose）的小说，始终把展现女性问题这一主旨放在塑造人物、虚构情节和斟酌词句之上。你很难找到另外一部作品，将近几年几乎所有的女性问题统统囊括其中。在小说中，产后抑郁、育儿抑郁、女性职场、公共场合偷拍、婆媳关系等问题轮番出现，分别降临在金智英和她的女性朋友身上，她们除了加倍小心以减轻伤害之外，绝无拒绝和规避的可能。小说以回忆的方式，记录了金智英从小到大生活的点点滴滴。身为家中次女，她要与姐姐承担家务，同住一个房间，穿姐姐剩下的衣服，还要细心照顾弟弟；在学校里，当她受到同班男生欺负时，老师却语重心长地告诉她，男生欺负你，是因为他喜欢你；毕业之后，她不仅要忍受求职单位毫无理由的性别歧视，还要在工作单位表现得比同龄男性更加勤奋、细心、积极.......小说并没有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更加复杂的探讨，它删减去繁，专取女性问题这一个视角，将她们成长中所可能遇到的一切问题，全部累加到金智英和她身边的女性身上，从这几个人物的遭遇，最大限度地展现社会上层出不穷的问题，发出对男性世界的直接控诉。当女主角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社会的性别恶意时，男性观众看不下去了，他们不禁发问，难道我们真的有这么差劲，真的无时无刻不在侮辱女性吗？这是作品自身缺陷造成的，它想无所不包地容纳女性困境的所有议题，将所有男性对女性的典型伤害全部集中在几个人物身上，难免会产生制造性别对立、将男性他者化的危险。这样的危险，作者赵南柱是有意识的，但是她仍然选择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她说 ：「虽然也想过我是不是让其他人感觉不舒服，但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平等地生活，让孩子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行。」
在急切的价值观表达的驱使下，作者没有按照虚构小说的思路去写，甚至在小说注释中穿插了许多热点新闻和社会调查报告，着力展示社会问题。这些创作手法无不提醒着观众，不要把它当作一部虚构作品来看，而应该通过它关注更多的女性现实。02 「娜拉」的三重身份：女儿、妻子和母亲
如今，网络上女性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微博上层出不穷的女性问题时时引爆热点，而女性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作品也常常夺人眼球。在美国，《致命女人》以代际划分，展现了美国几代女性的情爱与现实生活，《使女的故事》更是将社会想象为一个极权统治下的「异托邦」，女性被还原为一个个移动的子宫；在日本，热播剧《坡道上的家》将视野缩小到家庭内部，用细腻入微的方式透视女性婚育生活的挣扎，而另一部日剧《问题餐厅》，将一群受到男性世界伤害的女性，聚集在一家餐厅里，温情脉脉地虚构了一个女性乌托邦。
| 日剧《坡道上的家》，改编自直木赏作家角田光代的同名小说，为观众诠释何为「丧偶式婚姻」。
这样的关注，中文世界早在35年前就有了。台湾电影《我这样过了一生》便对女性一生的婚姻与生存问题作了深刻探讨。故事始于上世纪40年代末，女主角桂美到台湾寻找未婚夫未果，在表姐安排下，嫁给了饭店服务员候永年。候永年带着前妻的三个孩子，不务正业，嗜赌成性，甚至把桂美借来生产的钱全部拿去赌博。桂美性格坚韧、自尊心强，把几个孩子都视如己出。侯永年被开除后，两人来到日本帮佣，桂美抽空跟随一家饭店学厨，后来回到台湾开了一家餐厅。当两人的经济状况终于有起色时，侯永年却再次陷入赌博的泥潭，成年的孩子也因为各种问题与桂美发生矛盾.......与这些作品相比，《82年生的金智英》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情节设置都格外朴素，几乎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桥段，平实地展现了金智英一生的三个阶段，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三种身份形成了一个闭环，牢牢地规约着她的一生。在故事开头，金智英一家三口回到男方家里过节。金智英一边忙碌着做家务，一边听丈夫、婆婆、小姑子等一家人愉快地闲话家常。突然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她以自己母亲的口吻大声斥责婆婆一家人，为什么你们全家在一起欢聚时，我却要像佣人一样伺候全家人，不能回到自己的家里呢？
这番话是金智英的肺腑之言，是她对自己境遇的抗争之辞，但是，身为标准好儿媳的金智英永远没有表达自己心声的机会。她只能在病发时，借助别人的身份，别人的声音，为自己争取到一点宣泄的权利。
身为女儿，她在传统「父之法」的笼罩之下成长，全盘接受父亲的任何教导，接受他的种种不合理投资招致的种种后果，看着母亲为全家人的生计劳心劳力。当她在补习班下课，碰上意图猥亵的同班男生时，父亲谆谆教导她：你的裙子不能穿这么短。
身为妻子，她要把照顾丈夫一家，当作本分。
电影开头有一幕，在婆婆家中，当金智英的丈夫看到一堆碗筷摆在水池里，顺手要洗时，她慌了神，赶紧跑过去抢过碗来。见此场景，婆婆说，你有一个好老公，她立即向婆婆赔笑解释，在家都是我在洗的。
在这里，「厨房」被理所当然地视作女性的领地，男性任何形式的劳动，都是格外的奖赏和恩赐，应当倍加感恩。
身为母亲，金智英放弃了原有的工作，专心在家照看女儿。当推着女儿出门散步喝咖啡时，她被人讥讽，老公在外面辛苦地挣钱，而她却可以闲逛，喝咖啡。
这一段描写取材自韩国的「妈虫」事件，「妈虫」是韩国的网络流行词，原指没把小孩子管教好的年轻妈妈，后来泛指依靠丈夫生存、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作者创作这部小说正是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
这三种身份，是众多女性会经历的阶段，与其说她们在看金智英的故事，不如说她们借这个人物找到了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影子。从小说的名称来看，创作者也是希望读者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这部作品的，「82年」锁定了80后的一代人，而熟悉韩剧的观众都知道，无论是「金」姓还是「智英」，都是韩国最普通的女性名称。到了中国，这一「共情点」仍然得到了不少认同。中韩有着相似的传统文化背景，「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影响深远。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这两个国家都排名靠后（2020年的排名报告，中国第106，韩国第108）。
| 《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韩国的统计数据。
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比韩国相对要高，没有「妈虫」式的责骂，但重男轻女的家庭旧习、来自权力上层的性骚然、舆论对女性的性格固化，也同样是困扰已久的老问题。2018年8月24日，乐清女孩滴滴车被害案引爆了网络舆论，当大家热烈讨论打车软件的弊端与犯罪者的残忍时，仍有不少看客跑到被害者的社交账号下留言，指责她衣着、举止不当才招来了危险。因此，当韩国女性对这部作品直面韩国社会的勇气予以褒奖时，中国女性也感谢它再现了女性生存困境。简言之，金智英并不是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虚构人物，在她的身上「共性」远超「个性」，这些共性使她成为陷入性别问题的全体女性的缩影，无处不在，难以逃脱。03 代际与对立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除了金智英之外，塑造最完整的角色是她的母亲。母亲性格坚韧，要强，身为女性，她是金智英的同盟者，可以深切体会女儿的无奈，但同样无力改变现实，遵循着老一辈的传统。年少时，母亲的梦想是做一名老师，但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被迫放弃学业，供养家中的男孩读书。因为头胎是女儿，她要向婆婆道歉，继续生孩子，直到生出儿子为止。她尽到了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三种身份的重重责任，成就却得不到他人的认同。父亲下岗，投资生意失败，母亲陆续尝试各种小生意，终于开了一家粥店，经济才有了起色，但是她的一切努力被隐匿在丈夫背后。
母亲这个人物，代表着「80后」一代人的母亲，从她和金智英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代女性的命运循环，也能在这种循环中发现些许改善。母亲没能继续接受教育，于是拼命鼓励女儿上大学；当父亲对女儿说出「我看你就乖乖等着嫁人吧」时，母亲奋力反抗，并告诉智英，如果听到这样的陈腔滥调，一定要坚决反驳。另一对代际对比则表现在金智英的父亲和丈夫身上。父亲是个寻常不过的韩国男人，他继承了传统社会的种种认知观念，是传统家庭的绝对核心，也是「男性中心」社会的最普遍一例。在他的身上，混杂着父亲的慈爱、家庭顶梁柱的姿态，父权伦理的傲慢，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先天性偏见等等。我们可以在这个角色身上窥见传统伦理最根深蒂固、最难以改变的地方，这种伦理不是大奸大恶的「恶」，却构成了「男性中心」社会建立的基石。与父亲形成对比的，是金智英的丈夫郑代贤。他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能够尊重妻子的意愿。他也不乏对全体女性的同情，电影中有一幕，当男同事对女性污言秽语时，他「不小心」把咖啡泼了上去。郑代贤代表了与传统社会相背离的男性，也是电影创作者所寄寓的一点希望。但是，这位理想的丈夫也不能完全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对于金智英的各种问题，他只能以温柔的姿态予以抚慰，却不能对她的境况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实质的解决方案，作者没能提供，导演也无法提供，她们只能尽力通过作品挖掘出问题来，让它们得到正视，引起女性与男性的思考。金智英的孩子是一个女孩，未来的女性世界会降临在她的身上，是幸运还是不幸，无人得知。我们只能怀揣着作者的期望：
「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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