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连中医都不能批评了

历代中医，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地位可以这么高。

经历了疫情的洗礼，经历了双黄连的笑话，最终中医迎来了这样一份法律意见稿。

5月29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

|《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六条、五十四条。

这简直是中医的巅峰时刻，「二千年未有之局面」：从此，谁批评中医，就可以抓谁。

好不威风。

开辟这样局面的幕后英雄是谁？这样的法律草稿出自何人之手？

中国最需要的「实名制」，应该是立法实名制。

如果这样的法律草稿能通过，为中医地位立下如此功勋的幕后英雄，不可埋没，应该广为宣传。

至少中医圈从此要多上一炷香。

说起来，这样的新闻，除了上柱香，也没法评论了。

《黄帝内经》云：「阴阳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可是，如今一向讲求「阴阳平秘」「阴阳平衡」的中医，忽然就横眉怒目，对批评者拿起了明晃晃的法律宝刀，这是响马还是中医？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这番话是传统文化的范围，持刀护卫中医的护法者应该能看得懂。

孔夫子这也在是告诫你们啊：为了中医的生意，要用法律手段整别人。这是连犯两戒。

戒之在得，戒之在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医要是治病神奇，哪还用得着立法禁止别人议论，自然无数病人都来踩中医门槛。

如果治病不行，又爱吹牛，还要立法禁止别人批评以维持体面，那是山大王做派。

估计扁鹊、华佗复生，也会羞于与你们为伍。

作为一门传承千年的经验之学，虽然遭遇现代医学的冲击，但中医再不济，也从没像今天这样失去体面。

也罢，再拣些历史上的中医事迹说说。

 「古方不能尽治今病」

——张从正（金代医学家，四大名医之首）

|《儒门事亲》，张从正编撰临床中医著作，秉承「唯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之思想。

据《吴江县志》记载，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民间曾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致命性鼠疫，蔓延至整个华北地区及南方各省。

当时的人们将这场疫病称作「疙瘩瘟」，因为患者的身上一开始会鼓起一个肉疙瘩，之后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病死亡。遗体无法得到及时处理，便会导致病变传染。

《大名府部纪事》中记录了当时足以压垮明朝的惨状，堪称人间炼狱一般：

「大旱，飞蝗食麦，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

但除了旱灾和瘟疫的威胁，不少民众还死于医生的错误诊治下。

由于疙瘩瘟的发病特征与外感病症存在相似之处，而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又是古代治疗外感病症的权威书籍，所以大批的医生因循守旧，依照古籍中的相关记载开方抓药。

只是，药不可乱吃，否则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传染病医学家吴有性亲身经历了此次瘟疫，他观察到因为愚昧无知，而带来的「枉死不可胜记」，于是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那些墨守成规的平庸医生：

「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 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

——《温疫论》

|《温疫论》，清乾隆时期天都黄晟校刊醒医六书本。

遵循古法却不合乎今病的诊治，将希望寄托于古法之中，这是多么的不明智啊。病情越加重，就越会乱投医，那么就算患者不死于疾病，也会死于错误的诊治，或是古籍经典之手。

看来，吴有性指明这个古法与今病的道理，我们现代人反倒是越活越回去了。

「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

——王清任（清代医学家、解剖学家）

清代也有位极富革新精神的医者，王清任。

他医术高超，颇有名声，却在精研岐黄的时候，发觉「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

这是为什么呢？

|清代名医王清任画像。

在古代社会，人们必须遵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孝道，解剖人体是被绝对禁令的，一旦触犯就会被判处死刑。

但这样一来，医学所赖以发展的解剖学知识，就会长期存在着错误而不能更正。

于是，王清任背负着封建礼教维护者的骂名——「教人于胳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潜心研究解剖学近30年。

嘉庆二年（1797年），王清任前往滦县稻地镇（今属河北唐山市）行医时，恰好遇上「瘟疹痢症」的流行病，每天都会死去孩童百余人。

王清任便冒着染病的危险，一连十多天，都泡在尸体堆里。他与古医书所绘的脏腑图进行对照，发现有许多不相吻合之处，于是重新绘制了《亲见改正脏腑图》。

|《亲见改正脏腑图》，王清任题写：「余将亲见诸脏腑显隐之形，绘于其后。计四十二件。」

嘉庆四年（1799年），他听闻有一女犯将被判处剐刑，立马赶赴刑场。仔细观察割裂的肢体后，王清任观察到成人与小儿的脏腑结构大致相同。

而后他又向领兵官员恒敬求教，明确了人体内脏上下的分界线。

除此之外，王清任还多次「以畜较之，遂喂遂杀」，进行动物解剖的实验。

终于，秉着「唯愿医林中人……临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的心愿和态度，王清任在逝世前一年，著成《医林改错》一书。

|《医林改错》，最大胆的中医典籍。

后来，梁启超评论王清任是：

「诚中国医界大胆革命论者，其人之学术，亦饶有科学的精神。」

中医面临的挑战

中医面临的最大挑战，当然是1840年国门被打开后，强势来袭的西医东渐。

西医东渐的说法，其实并不算准确。更准确的，应该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的内核是「科学的精神」，这是中医的传统哲学无法力敌的。到了民国，西医已成大势，树立了牢固地位，而中医不复成为社会需求。

知识界对中医多所不屑。

像是地质学家丁文江、著名学者陈独秀、傅斯年等等，都自称「科学不得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

还有一些激进派人士，将中医视为「全盘西化」的最后障碍，抨击中医行医者不过是些「依神道而敛财之辈」。

在鲁迅的笔下，中医中药则成为吃人血的骗子。

|鲁迅经典短篇小说《药》插画。

医学家余云岫更是提出「废止中医案」，当然，他的本意是不用区分中医西医，应该都统一于现代医学之下。

余云岫的看法看似激进，其实有洞见。他对中医的否定，不是否定中医所有的疗效，而是认为中医在医疗卫生体系上无作用，有效的医疗体系，还要是依靠现代医学上的原则来组织。

但中医学圈敝帚自珍，并且总抱着「夷夏之别」的态度，对被纳入统一的医学体系反应强烈，组团请愿。

最终「废止中医」并未成功。而且从此还落下了中西医之争。

当然，自民国开始，中医也有自我反思与更新。

中医会饱受质疑和批评的致命伤就在于：「不科学」。所以中医也做了一系列调整，比如：

（1）创办近代中医学校，改变师家相传的秘制传统模式。

在中医教学上，主张中西医并授，注重学术的临床实践，并吸取西医之专长。

（2）设立近代中医医院，改变私人运作的医馆医学关系。

（3）筹建中医团体和学术期刊，打造中医交流宣传平台。

其中尤以1930年代实施的「中医科学化」为最。

|1931年，紧密连结政府与中医的中央国医馆应运而生。

但是怎样使中医科学化，又成了一个难题。

最终，国医（中医）采取了二分法，他们接纳了西方医学的器具、解剖及生理形质，但是在触及中医之「根」时，比如伤寒、六气等基础理论，国医却不愿让步。

就在这样「非驴非马」的尴尬困境里，现代中医学形塑成十分复杂的面貌。

但不管怎样，只要是科学化的尝试，都是有益的。

历史学者熊月之曾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西医学在近代的命运：

「恰似一面巨大的文化透镜，聚敛着百年来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情绪与科学思潮、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都市化与田园情结等各种冲突与张力。」

中医与西医的冲突，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中医为了一股不被「完全西化」的执念，也确实千方百计的做了努力。

民国中医谢佩玉有这样的认识：

「循学术之无国界之公例，研习其真理而为吾医学臻完善焉则诸君所成就必有以杰出其群，宣国粹之光华。」

其实，只要是在科学精神的轨道上，无所谓中西方之分。反过来说，如果能用科学改造国粹，形成蕴含科学精神的中医，非要坚持保留中医，也无不可。

科学本是一种探索知识的理性方式，它跨越了民族、国家、疆域的界限，中西医之间也本不该势如水火，而是相互促进、批评和检验。

屠呦呦的青蒿素便是一个明证，虽不能说是中医药的胜利，但它打开了中西药结合研发的新视界。

或者粗暴点儿，只要能治病，中医与西医殊途同归。

还有一脉不通

但是，中医的科学改造是一回事，请来法律强制权力来保驾护航，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中医的维护如果到了《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地步，对反对中医的人要予以法办，那中医圈就到了救人还没看到效果、害人已经立竿见影的地步了。

中医看病，讲究脉络。但还有一脉不通。

此为言脉。

宋代的周密，在《癸辛杂识别集·襄阳始末》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夫当人言汹汹，所幸众言纷纷，古今所恃以立国于天地间者，独有此一脉。言脉犹活，国脉其有瘳乎，欲行求言，皆谬论也。」

人言汹汹，众言纷纷，这是国家立国的言脉。

中医圈人士，请细评这话。弄懂了，再去翻《黄帝内经》、练中医手艺。

如果弄不懂，也别为中医争命了。

你的文化水平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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