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当时阿根廷宣布:阿根廷政府已无力偿还高达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一夜之间,阿根廷变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违约国。据世行数据显示,2002年阿根廷人均GDP跌至2593.40美元,自1990年代才开始稍有起色的阿根廷经济遭遇复苏以来最大的滑铁卢。而2002年的美国人均GDP为38023.16美元,两相比较,阿根廷人均GDP仅占美国的6.8%。6.8比100,是一个悬殊极大的差距,但人们可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震撼感,因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比它差不是很正常吗?但要让时间倒回到100年前,情况可不是这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的经济一直处于世界前十列,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一批国家。且据后世计算,1895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跃居世界第一。100年的时间,是什么让阿根廷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违约国?阿根廷的百年经历为何常常被人拿来谈论,当作是对中国、对美国、对全世界的警示?| 位于南美洲的阿根廷,领土面积约278万平方公里,为拉美第二、世界第八。
在讨论阿根廷经济问题时,人们常常会引用西蒙·库兹涅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一句话:「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好理解,例外的日本与阿根廷,一个是在二战后迅速崛起,一个是在高度发达后又经历漫长的衰落。阿根廷与日本一样,都成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经典案例。也许笼统来说,阿根廷能给我们的警示就是:在上百年的发展中,这个崛起与跌落的国家,几乎走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可能寻找的道路。阿根廷的快速发展期是在1860—1900年间,40年的发展让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稳居世界经济前列。阿根廷土著居民为印第安人,16世纪初开始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19世纪初,由于西班牙正忙于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阿根廷人民得以寻到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机会,1816年,阿根廷宣布独立。尽管宣布独立后的统治阶层仍然是西班牙等欧洲裔人民,但独立建国总比殖民统治更符合现代国家的发展。独立后的阿根廷,由于内部的矛盾,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战与统一战争,直至1853年,阿根廷仿照美国制度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并建立了与美国一样的联邦制。宪法颁布后,内战仍持续了几年,到了1861年,阿根廷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与统一。在19世纪后半叶,阿根廷能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的因素是多重的。首先是政治因素。统一后的稳定、以及仿照美国设立的联邦制、民主制,一套相对完善与稳定的政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社会环境稳定后,阿根廷的发展主要依靠丰厚的自然资源与农牧业出口贸易。自然资源方面,可以从阿根廷的名字上窥见一斑。阿根廷的名称「Argentina」是由拉丁语中的白银「argentum」演变而来,由此可见阿根廷自然资源的丰富。阿根廷的农业也仰仗大自然的馈赠,在阿根廷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我们的平原从大西洋起,一犁头耕到安第斯山麓,都不会碰到一块石头。」这是多么丰沃平坦的土地呀!
在全国接近2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里,那个气候温和、地势平坦的潘帕斯草原就占去了四分之一(约76万平方公里)。它辽阔、肥沃,是农牧业绝佳的天堂。
图片来源:Rellman Foods
另外,阿根廷拥有近五千公里的海岸线,排列在上面的不冻港也是鳞次栉比。
依靠着农牧业的优势,与欧洲国家关系的亲近,阿根廷通过向欧洲市场出口贸易,获得了第一阶段的成功。在当时欧洲移民者眼中,阿根廷与美国一样具有吸引力。同时,阿根廷本就地广人稀(1870年时不足200万人口),大批移民者的到来,又开发了许多阿根廷未开发的土地,就像美国19世纪初的西进运动一样。这一系列的发展形成的是一种良性循环。到19世纪末,由于欧洲工业化的发展,欧洲市场对农牧业产品的需求量猛增,阿根廷经济获得了比第一阶段更为猛进的发展。就这样,经过40年的发展,阿根廷已经稳居在世界发达国家前列,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在当时被称作「南美巴黎」。| 知鸦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联合打造的《极简中国史》通识课程,在B站正式上线了!现在订阅,立即享受限时5折特惠,一起来重温历史的温度与厚度吧~
阿根廷的衰落,不是旦夕之间土崩瓦解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可以经历几代人?也许阿根廷人自己都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衰落。来看看阿根廷衰落的几个阶段数据:
1895年,阿根廷与美国人均GDP相当。
1910年代,阿根廷人均GDP约为美国的70%;
1940年代,阿根廷人均GDP约为美国的50%;
1970年代,阿根廷人均GDP约为美国的30%;
1990年代,阿根廷经济稍有起色,当时被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胜利;
2002年,阿根廷遭遇债务危机,经济跌至谷底,人均GDP仅占美国的6.8%。
南美洲的阿根廷从1860年开始经济腾飞,而北美洲的美国,1865年结束内战,也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
到了19世纪末,两个国家都发展到了相当水准,都位列世界前十。但到了20世纪,南北美洲的这两个国家,美国与阿根廷的差距就开始出现。
当然,能经历漫长的一个世纪的缓慢衰落,也表明了阿根廷之前超强经济的韧性。而这正是对美国、中国等世界其他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警示。拿美国举例,若真经历衰落,以美国的经济韧性,100年够吗?200年?300年?和一部法案紧密相关——《萨恩斯·佩尼亚法》(Sáenz Peña)。| 萨恩斯·佩尼亚,阿根廷总统,1910-1914年在任。
萨恩斯·佩尼亚是阿根廷一位总统的名字,他于1912年颁布了一部《普选法》,也即《萨恩斯·佩尼亚法》。这部法案规定,所有阿根廷成年男性均具有、且必须具有选举权(秘密、普遍和强制的投票方式)。
所有成年男性,不分社会地位,不分个人财富,均具有选举权,这不是民主的胜利吗,怎么会被视为阿根廷衰落的一个重要节点呢?民粹主义政治家通过人民普遍的选举权、通过向底层民众保证大量福利政策来获得选票,从而登上总统的位置。《萨恩斯·佩尼亚法》颁布仅四年,阿根廷人民就用自己的选票推举出了第一位民粹主义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伊里戈延于1916年当选总统,他是《萨恩斯·佩尼亚法》下产生的第一位总统,有着「贫民之父」的称号。这一称号听起来就很民粹主义。
| 伊波利托·伊里戈延,阿根廷总统,1916-1922年、1928-1930年两度任职阿根廷总统。
用福利照顾平民,让更多的人拥有选举权,这些初衷原本不错。可是民粹主义在现实中往往会滑向威权主义,结果是民粹主义的初衷被扭曲,民粹垄断了民主,普选终结了权利。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长期繁荣,其实必须有几个必备的前提:自由市场:保证市场交易与经济的调节功能与持续繁荣;司法独立: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体系,且此司法体系应具有独立不被侵犯的制度保护。民粹是一个开关,一旦开启,会推动整个国家机器以正义的名义去干预、以贫民的名义干预,于是经济自由会受限,政府愈发庞大,不仅会干预经济成果的再分配,还会碾压反对意见,破坏司法独立,以多数人名义行不平等之事。当社会财富差距过大,财富等级化明显时,就很容易滋生民粹。其实,民粹主义是整个拉美现代化过程中的通病,这里单讲阿根廷。前文我们提到,阿根廷最初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并在独立后效仿美国的制度而建国。但是,美国独立的人民主体为英裔,阿根廷则是西班牙裔。这就是说,北美保留的是英国传统,南美保留的则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传统。尽管这些西班牙裔的阿根廷人仿照了美国的制度,但他们学到的只是英美制度的躯壳。在精神传统上,阿根廷人民的自由意识远远不及美国,在实操上更多表现的则是专制色彩、精英政治。所以,阿根廷最初的经济发达,与美国的经济繁荣不一样。美国的繁荣,背后是小政府+自由市场+社会平等+独立司法;而阿根廷的经济发达背后,乃是精英寡头+特权+财富等级化。
精英寡头+特权+财富等级化,也能在一段时间内带来经济发展,但随着选举权的普及,不堪压迫的底层民众会用选票,将提倡民粹的领导人送上台。
精英寡头也不会甘心退出,于是发动政变重新上台。整个社会的政治,就会在民粹与精英寡头政变之间摇摆,动荡不安。
而政治上的每一轮动荡,都会伤害能带来繁荣的关键因素:经济自由度萎缩,政府越来越支配经济结构,独立司法的权威一再被削弱,社会在寡头精英的特权与底层民众的民粹之间严重对立。在现代民主自由等价值的躯壳下,行违背现代价值之实,这是阿根廷给全世界更多数国家带来的更普遍警示。当寡头精英的特权给社会带来的财富等级鸿沟越来越严重时,这个国家就越容易民粹化,如果有选票为助力,提倡民粹的政治家很方便就能上台,那么政治上的动荡必将开启。以经济繁荣的四要素来严格比较,阿根廷自独立建国以来,尽管有辉煌的时光,但实际上乃因缘巧合而成,在繁荣的根本原因上并不扎实。阿根廷最初的成功,受益于国际环境、国际贸易,底层结构依然是精英寡头的特权。先从政治与经济上来说。阿根廷独立后,白人贵族占据社会上层地位,并在广袤的土地上实行租佃制(tenant farmers system),即贵族拥有大量土地,依靠下层佃农租用地主的土地来维持生产。在这种模式下,地主依靠大量租金维持奢侈的生活,而下层佃农始终无法积累出自己的财富,很难摆脱底层的身份。经济的垄断与政治的垄断是并行的,上层大地主贵族同时又是阿根廷的统治阶层,在国家于1860年代后依靠农牧业迅速发展后,上层贵族势力更加雄厚,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等级差异。这就形成了阿根廷政治最突出的特点:精英政治与寡头政治。这种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导致阿根廷从根本上缺失「小政府」与「自由市场」这两个必要条件,而没有自由市场,攥在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就无法通过市场来转移,没有市场的竞争与激励,导致的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僵化,还有农牧业本身生产效率的低下、与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样,很容易理解,在这种固化的等级差异中,个人的自由平等也是很难实现的,在这种精英寡头的政治垄断下,真正的法治社会与司法独立也很难保证。就像1853年,阿根廷仿照美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在实际操作上也只是半纸空文。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并不是这种体制就会一定完全导致下层民众生活的不堪。实际上,在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阿根廷于1884年便实行了普遍的免费教育,所以阿根廷民众——包括下层民众的受教育率十分之高,也占当时整个世界的前列。一群受过普遍现代教育的下层民众,与一群未受过教育的下层民众,他们所起到的社会作用是不一样的。未受过教育的民众,易于奴役。而受过教育的民众,有强烈的权利意识。首先,受过良好教育的下层民众必定会对社会的等级分化、个人的生活境遇、国家的运作体制产生直接的不满。而且,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经济最初增长的阶段,必定会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此图示中指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贫富差距必然不断拉大,只有经济持续不断的发展才能最终摆脱贫富差距,而多数国家往往在「库兹涅茨拐点」之前便已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且很难摆脱。在贫富差距、社会不满不断增大的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恰好又出现了席卷欧洲的社会主义左翼思潮。受过现代教育的阿根廷下层民众,瞬间获得了思想上的武器。他们要求改变下层现状、要求个人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福利的发展。于是,精英统治者借助下层民众的呼声,下层民众借助政治家保证的福利,整个社会迅速走向民粹化。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为何阿根廷在1912年颁布了带有强制性质的《普选法》,为何在1916年就迅速选举出一位民粹主义背景的总统伊里戈延。伊里戈延总统有「贫民之父」的称号,对于贫民来说,有福利可吃,为什么要选择更有竞争力的职业去谋生?高福利本身需要持续的高财政来维持,但高福利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对政府财政的透支,更是使民众、使市场丧失了自由的活力。市场丧失了活力,便丧失了继续繁荣的可能。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持续的市场繁荣以保证经济度过库兹涅茨拐点,那整个国家只会持续陷入贫富差距之中。福利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是经济的增长。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而在于穷人有多贫穷。单从这点来看,已经够持续消耗阿根廷财力的了,再加之阿根廷民粹化后,世界就进入一战时期,欧洲市场受战争影响大幅度萎缩,阿根廷的出口贸易也受到很大打击,经济进一步下滑。除了民粹化消耗市场经济与政府财力外,它还给阿根廷带来另一个危机:政治上的摆钟现象——在精英寡头政治与民粹福利政治之间的摇摆。1910年代,民粹化的政府取代了原本的寡头政治,但精英寡头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就造成了阿根廷1930年代精英寡头夺权、军事政变频发的政治混乱现象。而1930年代正是纳粹思想泛滥的年代,阿根廷本来就与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这三个有纳粹倾向的国家关系密切(阿根廷民众多为西班牙裔、意大利裔、德国裔),这就导致了阿根廷军方精英寡头的纳粹化。从1930年到1955年,阿根廷先后上任8位总统,其间发动多次军事政变。这8位总统中,有7位是亲纳粹者,这几届政府也多为军事政府,最短的总统在任时间不过三天。1930年,出身于贵族的军人乌里武鲁(José Félix Uriburu)发起军事政变,推翻了原本奉行民粹主义的伊里戈延(HipólitoYrigoyen),乌里武鲁是个军国主义的狂热者。| 乌里武鲁将军,通过军事政变获得阿根廷总统职位,1930-1932年在任。
两年后,这个迷信法西斯体制的乌里武鲁因为病逝结束任期,胡斯托(Agustín Pedro Justo)总统被选举上台。胡斯托之后,继任者是唯一反对纳粹的奥尔蒂斯,只不过奥尔蒂斯在任两年后便因健康问题退居幕后。随后,军方在1943年发动军事政变,将奥尔蒂斯的继任者卡斯蒂略推翻,政府继续由亲纳粹的军方操持。二战结束后,1946年,就是那位曾经参与1943年的军事政变、久负盛名的民粹主义领袖——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当选为总统。庇隆既是民粹主义的代表,又是阿根廷军方精英寡头与纳粹化的代表。这种结果的出现,正是阿根廷民粹主义政治与精英寡头政治摆钟作用下产生的怪胎。这位总统带领他的妻子爱娃(María Eva Duarte de Perón)一起发展这个国家,他们推行名为「庇隆主义」的政治理念,并以此建立政党「正义党」,与工会联系紧密,人民将他们视为「民主」的化身,爱娃更是被视为「圣母」。但是,在国际视野中,庇隆却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亲纳粹者。庇隆写有一本书,名为《武力是弱肉强食的权利》,单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倾向。事实上,庇隆在二战结束后还收留了大量德国及意大利的纳粹残党,在任期间与美国的关系僵硬。
| 推行「庇隆主义」的庇隆,庇隆其父为意大利裔,其母为西班牙裔,其本人也曾在意大利参军。
很不幸,庇隆仍然没逃过政变的魔咒。1955年,他在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随后流亡国外。阿根廷就在这样起起伏伏的军事斗争中混乱过活,直到20世纪末,这个国家才逐渐向正常化的民主政治过渡。但这种起色又是短暂的,不过十年,它就又跌入了谷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崛起与跌落的国家几乎走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可能寻找的道路。只要不能真正达成繁荣的根本条件,经济依然可能再次陷入困境。只要在经济高速发展时不重视寡头以及特权,那么,在民众能掌握选票时,民粹化就会变成未来。
只要政治在寡头特权化与民粹福利化之间摇摆、动荡,那么国家的拉美化就很难避免。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否会因为自由市场的不足及政府的过多干预而终结?那些奉行威权主义的国家,在人民获得选票后,是否会迅速进入民粹政治与寡头政治的不稳定交替之中?经济的衰退是否会是一个长达上百年的过程,等我们发现时已为时已晚?Henryk A. Kowalczyk.Argentina — a wa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ata Driven Investor. 2020.
Yascha Mounk,Roberto Stefan Foa. The End of the Democratic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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