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依然关注这个话题，是因为确诊数据攀升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忍受痛苦，甚至因之消逝的生命，也暴露出一个国家背负的沉疴顽疾。比如，拉美国家秘鲁。
我们知道，能否遏制疫情的蔓延，并不完全靠政府当下的举措，也与国情紧密关联。我们在之前的文章《印度的疫情，失控了》，就从国情的角度分析了印度疫情失控的原因。截止到10月17日，秘鲁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超过85万，死亡人数超过3.3万，在拉美国家中仅次于巴西，是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因为秘鲁的总人口只有约3200万，每百人中的确诊人数要比美国、巴西还要高。如果从确诊率来看，秘鲁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和印度相似，秘鲁疫情失控，既有政府本身抗疫举措的漏洞，也有国情的原因。事实上，秘鲁政府在疫情刚开始时表现不错，是拉美地区最早实施预防措施的政府之一。| 知鸦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联合打造的《极简中国史》通识课程，在B站正式上线了！现在订阅，立即享受限时5折特惠，一起来重温历史的温度与厚度吧～10天后，总统比斯卡拉（Martín Vizcarra）就宣布秘鲁进入为期15天的全国紧急状态，实行强制民众居家隔离、封锁该国边界、宵禁等措施。
在紧急状态下，秘鲁国内的大多数企业关闭，只有医院、食品店和银行等继续营业。然而，仅仅几天之后，病例猛增至数千例，政府只能不断延长紧急状态期限。比斯卡拉表示，由于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因此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至10月31日。他还提醒民众，这一措施可能会延长到年底，希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秘鲁政府这种态度，可以说与邻近的巴西有天差地别。要知道，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多次淡化疫情的风险，谴责媒体散播恐慌。这位一直拒戴口罩的总统在7月份确诊了新冠。
可是，秘鲁政府「封国」「居家」的初衷没有问题，不代表这些举措没有出现弊端。疫情期间，为了照顾较为贫困的民众，秘鲁政府划拨了财政资金用于支持贫民度过难关。这些财政支援需要通过银行来支付，但根据秘鲁银行保险基金监管局（SBS）的一份报告显示，整个秘鲁只有约38%的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因此，那些没有账户的人，就不得不去银行领取自己的救济金，导致银行门口人群密集起来，增加了病毒传播的机率。可以看到，政府本身出于好意做出的决策，却造成了反效果，使得病毒更快速地传播开来。医学人类学家玛利亚·佩桑特斯（Maria Pesantes）便说：
（For these populations, one could say that the state has been a vector of contagion.）根据秘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ruvian Studies）发布的调查显示，有31%的受访者认为比斯卡拉对疫情的处理「不好或很不好」，有46%的受访者觉得总统表现只是普通，认为总统的处理「好或非常好」的只有23%。因此，虽然比斯卡拉总统积极采取了措施，民众并不买账。另外，9月22日，秘鲁教育部部长贝纳维德斯（Martín Benavides）宣布，计划在2021年的3月份恢复线下授课，但这一计划也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秘鲁私立基础教育学校家长委员会（Anapef）的调查表明，在受访的家长中有74%表示，只有新冠疫苗问世才愿意让子女回到校园。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 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 ，评估了各国民众对当地腐败程度的感知，进行了国家排行。在2019年，秘鲁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了101位，位于平均数之后。据《外交政策》报道，巴西一家公司曾向全球一些政治领导人行贿，其中就包括四位秘鲁前总统。可以想见，民众对政府会如何不信任。不信任，政府的管制就很难做到完全遵守。5月22日，比斯卡拉就表示，在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最初几周里，有3000人因违反规定而被捕。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与对防疫措施的抵触，导致政府防疫措施没有落实到位，只能继续延长紧急状态，这似乎是个恶性循环，无法遏制新增病例猛增的势头。第三，政府在卫生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医疗设施匮乏。在2017年，秘鲁投入到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占GDP的 3.2%。是南美洲最低的国家之一。同年，巴西的医疗保健支出则达到了9.5%。这使得秘鲁的卫生系统既脆弱又老旧。
举个例子，秘鲁的大部分医院都没有自己的制氧机，只能从外部采购氧气。放在平时，也是相当棘手的一件事，若碰上了新冠，就更加麻烦了。要知道，新冠病毒作为一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病毒，会产生呼吸道感染。因此，在治疗时，制氧机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秘鲁的医院无法快速获得医用氧气，这场疫情就更加快速地在这个国家传播开来了。同时，氧气的价格也在短时间内迅速上涨近十倍，成为了富人的专供品。再比如，因为政府腐败，秘鲁当地很多医院建筑因为缺乏资金而烂尾。可以说，医疗设施的缺乏并不是近期才出现的。病毒学家德雷克斯勒（Felix Drexler）就指出：「与其去寻找『应被怪罪的人』，不如把高感染率归咎于拉丁美洲过去留下来的『可悲遗产』 。」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在疫情中所暴露出来的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的匮乏，是在这场危机之前就出现的问题。只是在这场大流行病中，这些问题暴露得更彻底罢了。秘鲁卡耶塔诺埃雷迪亚大学（Cayetano Heredia University）的慢性病中心的主任米兰达（Jaime Miranda）就对这个情况做过反思：
「有人告诉我们秘鲁正在发展，正在前进，我们已经有多年的稳定。但是当这种流行病来临，就迅速而突然地暴露出这个国家多么岌岌可危，它脆弱又无力，其中就包括了卫生部门。」这种不平等分为两种，地区间的不平等与贫富间的不平等。虽说秘鲁整体的医疗系统都较为落后，但在不同地区之间，医疗资源也是天壤之别。从秘鲁全国来看，每万人中有13位医生，而在秘鲁的首都利马，每千人中就有12位医生。近十倍的差距可以看出，在这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前面提到的医学人类学家佩桑特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总统颁布的措施为何收效甚微：「大流行到来后，秘鲁政府发布了紧急状态令，但公共政策纯粹是从城市的角度出发，为利马制定的。」秘鲁201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个国家只有一半的人拥有冰箱，单看城市稍微高些，为61%。这就意味着，食物本身难以储存，富人尚可以一次性购买几周的粮食保存起来，穷人却只能不断地外出工作、购买食物。即使是乖乖地进行居家隔离，穷人的生活也难以保持「安全距离」。根据秘鲁的经济学家瓦尔加斯（Kristian Lopez Vargas）统计，30%以上的秘鲁家庭都生活在狭小的环境中，可能4个人或者更多人必须同处一屋。这种过度拥挤的环境自然与「社交安全距离」不沾边了。除此之外，秘鲁国家统计与信息研究所（INEI）的数据显示，在秘鲁有超过70%的人从事着非正规的工作，也就是说，大约每4个工人中就有3个缺乏医疗保障，他们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工作。
研究秘鲁土著的人类学家休利特（Christopher Hewlett）就认为：「秘鲁由于出色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之一。但当您踏足实地时，您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增长正在加剧不平等，医疗服务也没有得到真正改善。」从以上四点看来，疫情在秘鲁的爆发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因此，不能单纯认为由于政府采取了措施，依据表面数据就认为疫情会被控制住。而秘鲁的沉疴，也不是一日累积而成的。造成这些落后、不平等的原因，回顾漫长的历史，就不得不说到秘鲁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内战了。秘鲁是一个多党制国家，同时存在着秘鲁人民党、秘鲁民族主义党、国家党、争取未来联盟等多个不同的党派。秘鲁政府由直接选举产生，且实行的是强制投票制（compulsory voting），所有18岁至70岁的公民必须为这个国家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不投票，会被罚款。缺席投票也不被允许。所以秘鲁的投票率占投票年龄人口的比例高的惊人，无论是议会选举的投票还是总统选举的投票，一般都能超过85%。相比之下，美国的投票率也就在50%上下。但这种「资本主义的民主」并不被秘鲁的一个特殊政党——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所接受。光辉道路建立于1960年代末，前身是秘鲁共产党的一个分支。光辉道路的名字，来自秘鲁共产党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920年代的一句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明之路」（El Marxismo-Leninismo abrirá el sendero luminoso hacia la revolución）。
光明道路要用「新民主」替代资本主义民主，方法是游击战争，推翻当前政府并取代之。简而言之，武装内战。从 1980年代开始，光辉道路就掀起内战，开始从事反政府武装活动。与此同时，秘鲁的军政府也开始民主改革，允许多党派参政，实施选举。然而，光辉道路拒绝参与选举。不但如此，还不让别人参加。1980年5月17日，光辉道路就通烧毁了丘奇（Chuschi）农村投票站，以阻止选举活动。此后，光辉道路不断以暴力的方式袭击投票站，制造事端。通过武力，光辉道路一度控制了秘鲁1/3的国土面积。但一系列的暴力行为使得光辉道路被秘鲁政府、美国、欧盟等列为恐怖组织。直到1992年，光辉道路当时的领导人古斯曼（Abimael Guzmán）被捕，这个政党才逐渐走向衰落。
到了2013年，光辉道路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捕或是去世，这个政党几乎再无活动了。在这场内战中，有约7万人丧生，其中有无数的无辜民众，而整个秘鲁的人口也不过3200万人，可见这场内战对这个国家的重创。战争中，由于光辉道路把农村作为根据地，难民们只能被迫离开家乡，迁往城市的边缘地带，住在贫民窟里。秘鲁首都利马的人口超过了800万，占据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正是内战造成的后果。在利马，还有一座高3米、长10公里的「耻辱围墙」（Wall of Shame），将贫民窟和富人区给隔开。这场内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把人们逼向了不稳定、不健康、边缘化的生活中去。人们大量密集地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区，为现在疫情的传播埋下地雷。可以说，秘鲁政府推出倾向于城市、尤其是首都利马的防疫举措，以及国内存在的大量非正规工作，都与内战脱不了干系，而这，都是当下秘鲁疫情失控的暗因。其实，我们是难以简单通过数据来论定一个国家在这次新冠病毒危机中表现的优良或是糟糕，按照迈阿密大学拉丁美洲新冠研究员塔奇顿（Michael Touchton）的说，也即「没有标准化的测试，也就没有相同的数据基础」。许多国家进行了大面积、全方位的测试，因此确诊病例数据数据惊人。一些较为落后、封闭的国家，在测试不足的情况下，呈现出的数据可能就不足以体现事实。因此，我们在讨论秘鲁疫情爆发的缘由时，依然可以看到一些较为乐观的因素。尽管秘鲁卫生部发出警告，第二波疫情极有可能会在10月下旬或11月初到来。但目前来看，秘鲁的新增病例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峰值也在逐渐降低。由于疫情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间广泛传播，一些人又迁回了农村。尽管农村会有疫情失控的风险，但无论如何，人群回流，秘鲁政府的政策自然就会有倾斜，给农民的补贴、信贷金额也会增加。从长远来看，这会改善整个秘鲁农村的投资市场，相应的基础设施也会得到提升。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也会缓解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疫情大流行也会迫使秘鲁的卫生系统迅速成长起来。在疫情期间，秘鲁成倍增加了重症监护病房的数量，尽可能地增加了床位，许多实验室也在这期间加紧研究，不仅是为了抵抗第二波疫情的到来，也是在为未来做准备。人类学家佩桑特斯就表示，疫情使得很多以往被忽略的方面重新被重视了起来，例如农村地区的卫生培训、土著的生存境况等，这使得秘鲁在这些方面不断改进，总有一天会强大起来。只能说，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中，有的国家被迫成长了起来。正如流行病学家乌加特（César Ugarte）——总部设在利马的热带医学研究所（The Lima-based Instituto de Medicina Tropical 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研究员所言：
「尽管我们有所落后，但我认为有必要制定计划，为几个月后的第二波浪潮做准备。我们已经有经验，已经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事情，知道不使用什么药物，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和不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像马德里或巴黎现在一样犯同样的错误。」长远看，秘鲁是福是祸，还要看它能否熬过第二波疫情高峰。Michael Albertus.Peru’s Civil War Left It Vulnerable to the Pandemic.Foreign Policy,2020.05.15
Milagros Costabel.The Peruvian Poor Can’t Breathe in the Pandemic.Foreign Policy,2020.10.06
Rosa Chávez Yacila.Highways of Peru Swell With Families Fleeing Virus.The New York Times,2020.4.30
南博一.秘鲁似乎做对了一切,为何仍然成为南美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澎湃新闻,2020.05.27
1/3秘鲁人民认为总统处理疫情不当.瑞士广播电视台,2020.08.17
拉丁美洲在困境中试图遏止疫情蔓延.德国之声,2020.07.22
拒绝口罩的总统博尔索纳罗确诊.BBC中文网,20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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