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误国了吗？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误国的，一种是指责别人误国的。
这当然是句玩笑话。
但如果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3月26日发表），看到文中为中国人口转型出谋划策时所提到的文科误国论，恐怕大多数人都笑不出来。
文章的四位作者，是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研究局以及金融研究所的经济学博士，在论文结尾提出应对之策时，指出要「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重视储蓄和投资」、「推进养老改革」、「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而文科生便在「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这个建议中躺枪。
「未来我国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四位经济学博士推导出的结论，总结起来就是，文科生误国。
那么，经济学属于文科还是理科？
倘若经济学勉强算理科，文科生误国，只有理科生才能救国。那是不是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全民学经济学就可以了？
把中等收入陷阱归结为文科生太多，显然是荒谬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但偏偏就是这样的逻辑谬误，成为了大部分人的「常识」。
这种「常识」的产生是有原因的，往深处说，是国人长达一百多年来所秉持的「科学救国」的信念所致。
「今试执途人而问，以欧、美各邦声名文物之盛何由致乎？答者不待再思 , 必曰此食科学之赐也 。」
西方繁盛，是拜近代科学发展所赐；而中国遭遇变局，是因缺少科学所致。所以，他们在西方求学，就应该向国人传播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 1915年中国《科学》杂志创刊号。
在创刊号中，他们这样写道：
他们眼中的科学，是用归纳和演绎方法来探索事物原理的知识；而科学的功能则是尽人之性，以正人德；尽物之性，以正物德。如此，可使民众生活富足。
这几位学生后来成了中国的知名学者，他们中有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
他们的呼吁，便是「科学救国」口号的先声，这也是赛先生和德先生一起，在中国备受推崇的原因。
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东南亚、南亚和拉丁美洲等遭受过现代化冲击的地区，科学都逐渐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知识体系。
如果说世界上真的存在两种人的话，那就是文科生和理科生。
理科生，他们对闵可夫斯基空间、黎曼几何了如指掌，却不知道伊拉斯谟、维柯到底是何许人也。
文科生，他们不会对庞加莱猜想感兴趣，不知道RNA有几种键，却对卢梭、尼采、休谟如数家珍。
这两类人，也许在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二者之间却仿佛隔着比大西洋更远的距离，两类人群如果见面，恐怕不知对方所云。
文科和理科之争，实际上是人文与科学之争。
这种割裂的现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笔下就有所体现。
斯诺在《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这本书里讲了一个故事：
19世纪90年代，牛津教师A·L·史密斯去剑桥的三一学院赴宴，他喜欢与别人搭话，但是这次却碰了壁。周围的两个教授对他的话题毫无兴趣，甚至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幸而剑桥的校长来打圆场说：「不要和他们讲话，他们是群数学家。」
| 斯诺《两种文化》初版。
斯诺将这种现象称为「两种文化」的割裂。他认为，在知识研究的领域，已经完全分为了两种文化，一种是科学型的，而另一种是人文型的。
这两种文化的形成不只是学科知识的边界造就的，斯诺认为这两种人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同的对待经验的方式，从而使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有很大分野。
科学总是在发展和积累，这个领域的专攻者们更多将科学的知识当做工具。如今的科学类知识人大多都比牛顿懂更多的物理学知识，而人文类知识人却依旧对莎士比亚望尘莫及。
这样的学习特点，让科学类知识人更注重实用，他们关注的是进步和发展，认为科学必将改变世界，人类总能控制命运。
所以，科学类知识人总是乐观主义，他们很少去品尝人文中的人生百味。
科学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很早以前我们就知道，勇敢、认真、诚实是美德，欺骗、自私、懒惰是恶习，而现在的文学作品还在谈论这些呢？这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科学类知识人对人文议题的偏见，可见一斑。
人文型知识人则完全不同，他们在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著作中读自己的人生，读时代、人性与命运。
他们总是能看到人生的悲剧性，以及对悲剧的抗争。他们总是回顾历史，思考人性的复杂，欣赏这种复杂下的美感。
在这样的认知差异下，误解充斥在两种人之间：
人文类知识人把那种纯粹的乐观看作无知，将那种毫无观点的科学家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知识分子必然是对社会有观点，对生命有感知的人。
科学类知识人则觉得，对方无病呻吟，自寻烦恼。
现实中，不少人认为这种割裂是无所谓的，不同领域，各司其职。
「继续放纵就意味着灭亡。」
斯诺坚信，弥补两种文化的裂痕十分必要，原因在于：
首先，如果科学家从未思考人文道德问题，世界将无比危险。
这并不是说，科学家的道德品质令人怀疑。相反，他们与其他人并无区别，也许还更为单纯。
然而这与本人愿意与否无关，考验无处不在且无法避免，因为他们的研究对人类至关重要，许多科学研究的成果都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
在这其中，对真理的坚持，便是科学类知识人首要的道德考验。
科学本应追求真理，但是迄今为止，在欲望的牵引下，科研造假的案例依旧比比皆是。当然，科学总是个自我矫正的系统，没什么造假能不被识破，但是层出不穷的假理论，依然让科学发展偶入迷途。
斯诺指出，如果没有追求真理的道德冲动，人类的科学研究将止步不前，而工业革命将延迟百年之久。
进一步来说，即使每个科学家都追求真理，但没有道德约束的话，科学仍然会变成毁灭人类的利刃。
如果科学家没有道德学习和教养，他的道德一旦受到侵袭，对于人类社会将是毁灭性的。
就像美苏争霸期间，两个大国的科学家都在为之奉献自己的智识。
| 美苏太空竞赛示意图。
除了向太空进军，美苏两国也没有放过陆地，美国在50年代的「莫霍计划」（Project Mohole），苏联在70年代的「世纪之钻」工程，都在打挖穿地球的疯狂主意。
不加约束的科学力量，其后果不仅仅是误国，还会误人类。
出版时间：2007
其次，科学研究所引起的变革，我们必须了解它，这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事情。
在原子弹研究过程中，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知道原子弹的真正威力，他们和一无所知的其他人不一样。也可以说，这一小撮科学家决定了人类的命运。
放眼科学界，类似的科学决策有很多例子，从克隆动物的出生，到基因编辑技术，从互联网的出现，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被科学浪潮裹挟其中，尚未分明，又急匆匆在另一个舞台粉墨登场。
这颇有些滑稽，事实上，现代民主发展良久，舆论对于各种决策也有了很大的影响，那公众舆论为什么在科学界总是屡屡碰壁呢？
因为，我们毫无所知。
不说其他，每年物理、生物和化学的诺贝尔奖是什么内容，大多数人都是略知皮毛。
毫不知晓、毫不关心的态度，导致了封闭性决策的出现。
当难以抵御的恐慌出现在人类眼前时，只可长叹一声：为时已晚。
惟一的出路
对于文化，每个人会有偏向，但割裂绝不是个好选择。
每个科学型学者都应该学习人文学科，每个人文型学者也不应当放弃科学决策的权利，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本应互通有无。
就比如，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为人类发展出避免饥饿、疾病和寒冷的技术，但人文思考也让人类拥有同理心、责任感，促使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每个人都避免饥饿、疾病和寒冷。
| 12世纪手稿《快乐花园》中对学科的描绘，哲学为核心，自由七艺（seven liberal arts）环绕在周围，包括了人文方向的文法、修辞、逻辑「三学」和理学方向的算术、几何、音乐、占星「四术」，是中世纪大学的主要科目。
科学型和人文型是不同知识所导致的不同思维模式，追根溯源，有两个原因。
（1）专业化教育
人们在学习过程中所受的专业化知识，造就了单一的思维方式，也就出现了科学和人文这一分野。
如果非要给这一裂痕加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大约是在五百年以前，也即现代世界的诞生。
大航海之后，哲学的分支「自然哲学」在数学和归纳方法的演进下，逐渐成为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
不过，彼时的「科学」（scientia），指代的仍是学问、知识，而非自然科学。
直到19世纪之后，英文里的「科学」（science）才开始普遍使用，有了「分科之学」的含义。不过，那时它只是业余爱好者的学问，很少有专门的科学家。
但这五百年以来，伴随着现代大学的建立，人们有了良好的环境与场所学习知识，可专业化使得科学和哲学逐渐变成小共同体的学科；贸易促进了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而战争，则刺激了科学与技术的同盟。
种种因素，造成知识体系的分裂，我们接受的知识被分成不同科目：历史、艺术、经济、法学·····
而在其中，代表科学的理科则成了专业化教育的主流。
（2）功利教育
如果说专业化是起源，那么功利教育则是帮凶。
教育专业化是为了让人在某个领域拥有更专业的知识储备和技术能力，从而在社会和工作中做出更高的成就。
但是，这种理论很容易走入误区，当它的理论目标，如「科学救国」被夸大的时候，功利心成了驱使不少人前进的动力。
在某个领域埋头苦干，无视其他知识，而其他的知识摄入成了浪费时间，或者说对宏大目标实现的阻碍。
渴望实现目标，从而抛弃一些必要的思想技能，这也就导致了这场危机的发酵——科学和人文的割裂。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在《功利教育批判》中曾说，无论我们怎么赢利，都要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的生与死。
如此一来，解除这场危机的办法不言而喻，摒弃功利的、完全专业化的教育，是务必首要解决的问题。
要改变专业化和功利教育的弊端，最先需要改变的是社会的认知偏见。
科学并不能完全救国，人文也不会误国。
真正误国的，是狭隘的认知和专业化门槛导致的封闭决策。■
[英]斯诺. 两种文化. 陈克艰 等(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美]玛莎·努斯鲍姆.功利教育批评. 肖聿(译). 新华出版社，2017.
樊洪业.赛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科学社会史的考察. 历史研究, 1989，3, 003.
Feyerabend, P. Against method. Verso，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