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褚时健：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企业家

作者：风灵

来源：公众号“风灵”（ID：flthinking）

导读：褚时健一生大起大落，如今这漫长的悲喜剧终告落幕，给我们留下的最大教训莫过于个人命运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便如没有水，鱼儿终会干死在岸上。

褚时健的去世，引发了对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的热议，功过褒贬不一，但大体上人们都有个共识，褚时健是一位有为的企业家。在对他个人进行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企业家。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谈过“企业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企业家到底凭什么赚钱？”但还有个问题没有涉及，那就是企业家在创造社会财富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企业家的利润来源于套利，也就是低买高卖（详细的论述请参见上面的两篇文章）。低买高卖，说不好听点就是投机倒把，怎么能够创造财富呢？这是因为，价值是主观的，买卖也就是交换是把商品从评价较低的人手里转移到评价较高的人手里，从而增加了价值，增加的差额就是创造的财富。因此，投机倒把只要是自愿的交换，是可以创造财富的。

这样说并没有问题，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确实也是如此，但似乎不能够揭示出企业家才能最为独特之处，因为这看起来太简单太不值一提了。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要理解企业家才能，先得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米塞斯认为，市场是生产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消费者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者只是服从消费者的指令。能够生产价廉物美消费者迫切需要的商品的生产者获得利润，发展壮大，相反则蒙受亏损，乃至被淘汰出局。米塞斯将之称为消费者主权。

然而问题来了，消费者是怎样对生产者发号施令的呢？我们只看到商家拿着大喇叭在街上喊他在卖什么，没看到过消费者拿着大喇叭喊他要买什么啊！有人会说是价格。但仅仅是价格的话，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价格只反映已有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所有的价格都是历史，而生产者生产什么是面向未来的，你怎么知道明天的价格是什么？二是有些新东西还没生产出来，或还没有投放市场，这就没有价格（除了商品外，也包括服务），那怎么样进行生产活动呢？

在自由市场中，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企业家。企业家凭借自己的警觉，发现消费者的需求，然后评估自己能够使用的生产要素，进行计算，包括估计未来的价格和销量。如果他认为有利可图，就组织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他低价购进一篮子的生产要素和原材料，最后以产品的形式高价卖出同样这一篮子东西（物理形态不同）。高价卖出意味着他满足了消费者迫切的需求，为消费者增添了价值，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我们在“企业家到底凭什么赚钱？”中谈到过，纯粹的企业家不从事具体的生产，他所做的就是买进卖出，买卖之间可能隔了一个生产过程。是企业家来决定如何生产，也就是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企业家是生产的决策者，他来回答指导生产活动最关键的这些问题。

企业家回答了这些问题后，答案是否正确，由消费者进行评判并给予奖惩。企业家的销售所得扣掉所有的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的机会成本，剩下的利润就是他企业家才能的报酬，称为企业家纯利润。因此，他可能是富翁，也可能是负翁。他的报酬不是工资，工资是支付给劳动者的生产要素价格，但他不提供生产要素，他是决策者，市场的不确定性（包括正面的或负面的）和计算的正误，最终都是由他来承担。这与他的劳动强度、复杂度之类的没关系，与他的警觉性、想象力和判断力等有关系。

自由市场的神奇之处，就是无需借助外力，生产的过程、交换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评价的过程、分配的过程和激励的过程。市场依靠企业家而协调运作，它也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提供最好的制度环境。

但是，在国有企业中则是另外一回事。

褚时健一生最有争议的事就是他的贪污问题。褚时健作为玉溪卷烟厂的厂长，经过十七年的苦心经营，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最大的烟草企业，累计给国家上缴利税2000亿。但褚时健17年总共得到工资奖金不够80万元，最后，他因一笔174万美元的奖金而被诉贪污罪，以71岁的高龄锒铛入狱。

要理解这件事，必须要记住，褚时健当时是国有企业的厂长，具体地说，是一家烟草国有企业的厂长，这是关键所在。

首先，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就是管理者。他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决策，而是执行既定的生产计划，管理生产过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不是生产单位的事，而是中央计划者的事。管理者提供的是管理职能，拿到的也就是管理者的报酬（在国有企业中，这种报酬也不是要素的市场价格，但这是另一个主题了），归根结底是一种按劳所得。

其次，国有企业的性质也不允许管理者成为决策者。先不说原材料等可能存在特别的供货渠道，至少国有企业的资本归国家所有，这意味着资本没有市场价格，也意味着厂长个人不承担亏损的后果。扣发工资或奖金之类的“后果”，与企业家决策失误承担亏损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市场上的企业家亏损不但他本人要承担经济损失，企业本身也可能要倒闭关门，但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否大体上不取决于市场状况，而是取决于国家意志。没有市场价格，不能真正承担亏损的后果，则没有真正的经济计算，就谈不上企业家才能的发挥。

褚时健出事后，国有企业管理者报酬大幅度上升，这似乎是一种对企业家才能的回报。但是，从经济学角度讲，如上分析，第一，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不具备成为真正企业家，进行经济计算和经济决策的客观条件，当然也就不应该有企业家报酬。实际上，由于无法计算，国企的报酬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会是真正的企业家报酬。第二，虽然国企进行了改革，现在的管理者似乎也有了相当的经营决策权，但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决策的盈亏计算是不完全的（主要体现在不承担亏损后果）。如果以高薪或股权激励等方式鼓励对外扩张投资，则管理者会轻率冒进，进行不审慎的经济活动，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疼，可能造成大量财富损失；相反，如果严格限制管理者的经营决策，又可能错失市场良机。在决策责任缺位的情况下，免不了宽严皆误。

第三，烟草行业是严格垄断的行业。有人说，烟草行业虽然是垄断的，但各个不同的烟草厂家或烟草品牌之间存在竞争。然而，这种竞争与真正的市场竞争差距非常大。通俗点说，既然烟草行业不能自由进入，那么谁知道比褚时健更善于经营烟草厂的企业家人才有多少呢？竞争是一种发现的过程，没有竞争（竞争的含义就是自由准入），无法确定某种商品，某种生产要素，以及某个企业家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褚时健的成功，有多少成分是归功于这种垄断租值呢？谁能说得清？

总之，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既不能兼容真正的企业家才能，又没有机制为这种才能提供合理的评价和激励。褚时健在这样的环境下，试图像一个企业家那样行事，但终究撞到了体制的南墙上。在自由市场中，他的企业如果实现了2000亿的利润，扣掉支付给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原材料、劳动等，剩下的如果有1000亿，这1000亿都全是他的，不存在什么贪污问题。但在国有企业中，他作为管理者是受托人，擅自侵吞了委托人的174万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说他贪污，有理有据，无可指责。

褚时健出狱后转而经营褚橙，这时候他才真正成为一个企业家。有人说，他后来的成功全靠江湖小弟大佬各种帮忙，甚至指责他哄抬价格，4,5元一斤的褚橙买到14,5元。但我们不要忘了，自愿的交易是正合博弈，会为双方带来好处。有人愿意帮褚时健，是认为帮他对自己也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有人愿意买14,5元的褚橙，是因为他对褚橙的主观价值评价超过了14,5元，何况，人家也没妨碍你买4,5元一斤的橙子。经营褚橙的褚时健，完全符合企业家的定义，他认为他可以以低价运用各种要素（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生产褚橙，卖出高价。他做到了，市场对他的回报就是他企业家才能的证明。他赚的钱再多，也没有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造成损失。

褚时健一生大起大落，如今这漫长的悲喜剧终告落幕，给我们留下的最大教训莫过于个人命运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便如没有水，鱼儿终会干死在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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