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特朗普崛起，全球化危机与民主反思

原作者：秦晖  

内容编辑：Kuange 编辑：柏果、李强、新少数派

编者按：从2018年以来，中美两大经济体的摩擦从经贸到汇率，不断升级。贸易战以及为解决冲突两国之间的谈判和斡旋，是全球化态势下，不同制度文化的碰撞。早在1996年，美国政治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提出了对“文明冲突”的担忧。亨廷顿的论据虽然有些过时，但是他的问题意识至今不衰。

2018年，著名历史学家秦晖教授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题为“21世纪全球化危机”的主题讲座。他从2016年全球之怪现状谈起，纵深四十年历史现实，探寻全球化危机背后深层的制度与文化的内核差异。在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下，全球化会走向怎样的道路，最终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

特朗普代表民主的胜利？

2016年起，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其中之一便是当年的美国大选。这次大选，选出了一个既非传统左派，也非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特朗普。

有人把特朗普的当选，看做一场“民粹主义”的狂欢，再结合同时期的英国脱欧，“民粹”（populism）一词被广泛使用开来。

虽然使用频繁，但是“民粹”至今没有十分精确的定义。于是，那些既不是传统的左派，又不是传统的右派，却又有强大民意支持率，令很多人感到危险的事件，就被称作“民粹”。

追本溯源，民粹的英文“populism”，词源自俄语词“narodnik”， 可直译为“平民主义”。英语中这个词语的广泛使用可以归功于19世纪美国人民党的崛起。这支政党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核心诉求，反对大资本，主张社会平等。同时，人民党所主张的社会平等，是以尊重个人自由为前提的。

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民粹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后来会被引申为一个贬义词，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俄国民粹主义的不良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核心诉求与美国人民党类似，但是俄国民粹主义的突出特征在于，它特别强调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凌驾于个人之上。

由此可见，俄国的“民粹”之所以成为贬义，就是因为它的主张破坏了当时西方主流社会认定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民主和自由。

在公共领域，这种民粹主义主张以人民领袖的身份来指挥一切，抛弃程序性民主。在个人领域，它又会以人民集体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

不止俄国，在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民粹势力抬头的例子。比如1950年代，盛行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麦卡锡主义。它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命名，打着反共、反间谍和反颠覆国家的名义，大肆迫害左翼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典型。

约瑟夫·麦卡锡

除此之外，左翼也有民粹主义的代表。19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中生发出的一些队伍，他们不承认选举结果，主张推翻现存秩序，依靠街头暴力冲击民主灰度，这可以称作左翼民粹主义，尤以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简称BPP）为主要代表。

美国黑豹党，摄于1969年 

从民粹现象的表征来看，特朗普参选前后，既没有发生街头暴力行为，也没有出现公权力打压个人自由的问题，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都不符合民粹主义的特点。

相反，特朗普的当选，恰恰是民主的表现。

长期以来，美国选举制度一直都遭到左右派别的批评。左翼方面认为，选举营造的是一种民主幻想，选民很容易受到金钱和舆论的双重操纵；右翼方面认为，民主本身就是虚伪的，因为民众在智性和德性上都不完善，因此独裁或者寡头政治才是比较合适的。

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整个选举过程，资金和舆论都不占优势，显然选民没有被操纵。既然没能被操纵，就说明选民不是傻瓜，民主虚伪的论调也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但是，特朗普又是一个天怒人怨的“坏总统”，因此他的当选，也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失败。

这样又胜利，又失败的局面，很多人认为与1933年希特勒当选类似。事实上，翻阅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当时的选举背景，还是采取的选举措施，特朗普和希特勒都有本质的区别。他既没有在两党斗争如火如荼之际“钻空子”，也没有利用手头的亲卫力量大搞政治恐怖。特朗普就任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宪法。

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及施政的不满，归根究底是对美国现状的不满。或者说反映了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和困惑。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已经开始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

全球化造成不平等加剧？

那么为什么全球化会走向当下如此困惑的境地？

1990年代初，伴随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西方经历了至少25年的乐观态势。著名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断言“历史终结”。但是很快，他们就从极度的乐观，变成了深度的悲观。

对此，历史早有投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老大帝国纷纷解体，一个全新的共和宪政时代似乎到来了。但是很快进入1930年代，很多当时新兴的民主国家成为了“民主失败”的案例，其中尤以俄国和德国最发人深省。

最近十年，世界也是起火不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疲软至今没能恢复；2010年欧债危机，使得好不容易凝结起来的欧洲国家又面临分裂的局面；2010年，以“阿拉伯之春”为名的伊斯兰民主运动，演变为原教旨主义回潮的“阿拉伯之冬”。

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书中，皮凯蒂探讨了自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财富不均的问题。在西方乐观的岁月里，贫富不均一度被忽视了，人们认为西方已经演变为工会强势、高福利、低基尼系数，既自由又平等、既有竞争又有社会保障的一种社会。

 托马斯·皮凯蒂

但是皮凯蒂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两级分化已再度加剧。

对于皮凯蒂提出的问题的讨论，最初只是在知识界响应。但是当特朗普当选，这个问题被提到了现实生活中。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因此，西方世界的两极分化问题，已经到了不可回避的时候。

皮凯蒂认为，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但是，当一国经济处于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即所谓的经济奇迹时期，经济增长率就可能会高于资本利润率，这样社会不平等的状态就会大大的缓解。然而，皮凯蒂指出，高增长带来平等，只是昙花一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级分化的问题，产生持续性的效果。

那么，高增长一定能够带来社会平等吗？也不尽然。

1970年代的拉美奇迹，就是最好的反例。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越来越大。究其原因，在于拉美国家倾向于进口导向的贸易策略。

这与亚洲四小龙完全相反。当时的东亚国家普遍施行外向型经济，输出廉价商品，获得大量资本内流，拉动高增长。

全球化经济往往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我方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势必导致彼方资本过剩，劳动力稀缺，那么前者社会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而后者获得投资的同时还解决了国内就业问题，从而创造奇迹。

然而，亚洲四小龙用自身成功经验锻造的逻辑，却在南非和中国同时遭遇滑铁卢。南非和中国适合实行外向型经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近30年来，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不降反增。南非有种族隔离的痼疾，中国也有自身体制上的弊病，这都压抑了全球化带来的优势。

于是，从南非和中国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使得这两个国家在社会平等方面出现了“双输”的局面，时间越长，困境越显。

如果东德统一德国？

不仅在南非和中国这样的经济后发国家对社会不平等有所怨言，已经完成经济和政治转型的东德，在统一之后，同样面临着社会不平等的窘境。

一方面，东德地区享受着和西德地区一样的高福利政策；但是另一方面，过去的工业体系被冲垮之后，很难再找到接盘的企业完成后续变革，于是东德地区出现“去工业化现象”，社会发展不进反退。

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德国维持现状，柏林墙没有倒塌，昂纳克的东德政权依然在任。唯一不同的是，昂纳克接受了西方资本世界的诱惑，那么会发生什么？

1962年，从西柏林方向看勃兰登堡门

首先，昂纳克一定会大搞市场经济。他完全可以肆意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给引进的西方资本大开方便之门，土地随便批，优惠政策随便给。其次，昂纳克的独裁经验恰好能够物尽其用地限制工会和舆论，高度集中国家资产，任其流入垄断企业或者外资的腰包里。

政策好了，人力资本便宜了，钱自然就从西向东流了，东德左派担忧的“去工业化”问题完全不会出现。东德还会取代西德成为工业资本的流向之地。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东德如此“成功”，是以尖锐的社会矛盾、剧烈的贫富差距、高发的人权问题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

再看西德，失去了工业地位，就会缺乏高福利需要的高税收，时间长了，社会必然动荡不安。况且工厂都没了，哪里还需要工会活蹦乱跳呢？

西德若要解决这样的危机，以下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

其一，西德也建自己的柏林墙，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但是这显然背离了西德的民主价值观，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二，西德向东德看齐，福利、民主和自由都相应降低，这样西德会逐渐变得和东德一样，等同于被东德“统一”；

其三，西德大幅度降低社会福利，以适应低税收带来的财政困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引发民众不满，财政危机带来政治危机，东德正好趁机统一。

值得庆幸的是，在现实历史中，以上状况并没有发生，它只是一个警示后人的“寓言”。但是，今天来看，这没有在德国演出的剧目，却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上演着。

什么是好的政府？

东德的经验，是很多国家民主转型的参照样板。税收、福利、就业和资本等不可调和的矛盾背后，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政府？

人人都希望政府既不征税，又能够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保障。但是这样“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的状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尤其是在孤立国家时期，全球贸易程度比较低，一旦出现财政问题，马上会反映到物价和收入上，民众能够快速感知到危机来临。

但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极端结果就是，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主张留在欧元区的希腊人集会。爆发于2009年的希腊债务危机是典型的全球化下国家财政通过经济一体化向其他国家无限制透支的结果。

美国国债发行就是这个中结果最直观的反映。美国以其强大的国家力量为基底，全球发行国债，以拉平国内高居不下的财政赤字。借钱不还，还打了一堆欠条，这种事普通人肯定是不愿意做的。但是美国是一块金字招牌，它的国债和它的货币一样，方便、坚挺，有很多国家不惜牺牲国内民众利益，也要为其买单。

这就造成全球化另一个极端结果，在一些国家，无论什么派别都要讨好政府。这些国家基本不存在高税收和高福利矛盾，因为征税和福利都由国家一锤定音，以此高度集中国内财富，来增加外汇储备，使国家在全球资本市场中，能够利于竞争的不败之地。但是否真的不败，也未可知。

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互动：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是穷政府，不见得穷人民；富政府也不见得富人民。

而在这两级之下，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两种政府形式，一种政府响应民众要求，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另一种政府只考虑自己的需求，权力越来越大，但是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小。

全球化是一个逐渐趋同的过程，贸易双方都在互相拉平。西方世界显示出来的民主危机和福利衰败，究竟是一个笑话，还是给其他地区敲响了警钟？

全球化趋势下的冲突和争端将我们带入一个大变局时代，每个人都身处其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秩序是否会重新整合，中美两国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要不要变，如何变，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回馈和反应，都是在全球化中势必引起深思，并且能够影响整个21世纪的问题。

现象和理论一直在变，但是值得人类思考的很多命题却具有永恒性。正如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也正如秦晖教授始终保持高度关注的制度与文化。

秦晖老师已近70岁高龄，作为一名有风骨的学者专家，他从不考虑因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对真正的问题敢说，敢当。他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节操与真理。

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他说：“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他更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但他却时常遭遇不公，如果我们不能听到他的声音，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他仅剩的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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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为秦晖教授讲座精华重新摘编，原文19000字，现重新编辑为5500字，未经作者亲审，如有纰漏，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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