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

本文选自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第二章“知识与观念”，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5页。转自公众号保守主义评论。

知识的竞争性概念

许多知识分子使用“知识”一词的方式，经常武断地限制了那些已经验证的信息被当作可靠知识的可能性。在“知识”这一词汇范围上的武断限制，可以用一首关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本杰明·乔维特的打油诗来很好地表明：

我的名字是本杰明·乔维特。

如果这是知识，我知道它。

我是该学院的院长，

我所不知道的，它就并非知识。

被看作“知识渊博的”那些人通常会有一种特殊知识，也许那会是学术知识，也许会是其他种类的尚未被大众广泛掌握的知识。那些在寻常事务（比如铺设水管、木匠活或打棒球等）方面掌握有很多知识的人们，不太可能被知识分子称作“知识渊博的”人，因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就不能算是知识。尽管与知识分子相关的特殊种类的知识通常更具有价值，并且那些拥有这类知识的人们常常会被给予更高威望，但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类知识却不是必然对现实世界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甚至专家的知识也并非绝对重要。

毫无疑问，那些掌控着泰坦尼克号的人，拥有比普通人多得多的远洋航行方面的各种专门知识；可就当时的灾难性后果来说，最关键的知识却是“特殊的冰山偶然会出现在特定夜晚”这样的平凡知识。许多重大的经济决定，也同样取决于这类平凡的知识；但在知识分子对“知识”这一词汇的习惯性使用的意义上，他们却可能不屑于承认这些平凡知识的地位。

地点只是那许多种寻常知识中的一种，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冰山会在哪里出现的相关知识。比如，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和第23大街之间，适合经营什么店铺、周边都有什么相邻店铺的平凡知识，大概不会被当作判断某人能否被视为知识渊博者的相关因素。但是对于正在寻找营业场所、准备开张经营店铺的商人来说，对于位置知识的有无，却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可能会让他们财源滚滚，也可能会让他们倒闭破产。

企业会投入许多时间和金钱用于调研，来决定它们在哪里开展自己的事业。地点的选择绝对不是随兴而为。加油站总会位于街角并常常会临近其他加油站，这并非偶然，就像汽车用品供应商也总是将他们的店开在其他汽车用品店的旁边一样。但是文具店却很少与其同行比邻。商业领域中知识渊博的人士，已经将星巴克公司对于地点的选择，引证为星巴克公司市场地位显著跃升的成功因素之一。星巴克的经营者总是精心选择其分店的地点。但星巴克公司也曾一度偏离精心选址的经营原则；他们在2008年不得不关闭几百家分店，其原因之一也是地点选择方面出了问题。地产经纪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决定房屋价值的三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地点，地点，还是地点。

地点只是许多这样的寻常事实之一：这些寻常事实关系重大，并且常常会导致决定性的结果。一名护士对于某位患者是否会对青霉素过敏的普通知识，可能会决定患者的生与死。当一架飞机飞临机场准备降落时，控制塔台观察到飞机驾驶员忘记放下起落架，塔台立即将这一信息通知给驾驶员，飞机的安全得以保障；这一过程中所传递的这个简简单单的信息，也同样至为关键，尽管这类知识除视力外并没有任何智力上的挑战。如果当初希特勒能够预判到盟军在反攻欧洲时，可能会选在诺曼底登陆而不是选择在加来登陆，那将会导致纳粹军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集结，那也将会导致数千名夺滩盟军士兵牺牲生命，而且也许会摧毁整个登陆行动并改变“二战”的战争进程。

总而言之，许多在知识分子中间汇聚的特殊类型知识，可能并不会带来许多寻常知识以及未被知识体系看重的那些知识所引起的重大后果；这些寻常知识和不被知识分子看重的知识，散布在社会大众之中。但从它们各自的总体来看，寻常知识大大超过精英的特殊知识，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后果上，都是如此。尽管特殊知识几乎总是一种被清晰阐明的知识，而其他种类知识不需要被清晰地向他人阐明，甚至不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向自己阐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把这些内容也包括进了知识，“人类向环境做出的所有适应、过去的经验都包含其中”。哈耶克补充道：

并非这个意义上的所有知识，都是我们智力的一部分；也并非我们的智力就是我们知识的全部。我们的习惯和技能，我们的情感态度，我们的工具，以及我们的制度，都是这个意义上的人类对于过去经验的适应；这些知识都是在对不合适行为的选择性淘汰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些知识和我们有意识的知识一样，是成功的行动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知识的汇聚和传播

当把特殊知识和寻常知识都纳入知识的概念中之后，有一点就值得怀疑：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或者即使只是拥有某一领域中重要知识的1%？

总体性知识不可能全面获得的这种特征，可以引发出许多严重的后果；它和其他事情一起就能够解释，为何那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屡屡支持了那些后来被证实为灾难性的观念。知识分子并不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政策上经常主张错误的、危险的决定。他们在政策制定上整体性的普遍方法，即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就经常反映出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观念，即在知识和知识汇聚或传播方面的错误观念。

许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都有着这样一种极为深刻的观念：像他们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拥有着远远超过普通大众水准的人均知识；当然这是在特殊知识的意义上而言。从这一点出发，就很容易发展出下一个观点：受过教育的知识精英，适合成为一个社会的高级向导，适合来为大众指出：社会中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知识分子这样做的同时，经常忽视了关键的事实，即普通大众可能拥有比精英更多的总体性知识（当然这是在寻常知识的意义上），即使那些知识分散在极大数量的人群中，以只鳞片甲、平淡无奇的知识碎片方式存在着。

如果没有任何人拥有目前所有知识总量（还不算那些有待发现的数量巨大的知识）的哪怕百分之一，那么由于知识分子深信其自身拥有的超级知识和美德，而由他们从上而下给社会强加以知识精英所偏爱的观念，这就必定会是个招致灾难的程式。

有时候这会是中央计划所导致的经济灾难。中央计划经济带来的灾难，其最终结果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到20世纪末都开始用自由市场来替代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经济。毫无疑问，与市场中做交易的普通人相比，中央计划者拥有多得多的专业知识，也掌握有多得多的统计数据。然而在计划经济被丢弃之后，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带着更多的寻常知识彼此自行相互协调，这种模式总是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好的生活水平。这方面的典范是中国和印度，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以加速度增长的同时，其贫困率也呈现出激动人心的下降态势。

中央计划经济仅仅是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范例。这些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依赖于这样一个潜在假设，即拥有更多人均知识（在特殊知识的意义上）的人，应当引导他们的社会。这种一般观念的其他形式包括司法能动主义、城市规划以及其他的政策制定过程，都是对于下面这一信念的制度性表达：社会决策不能够任由知识并不渊博的普通大众的行动和价值来决定。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人能够拥有一个社会中所有知识的即使1%（从广义上来说许多不同种类的知识都很重要），那么这一点就会极为关键：其他细碎、零星、平淡无奇地散落在普通大众中的99%的知识，应当被允许自由地运用于大众中间，以衍生出民众之间的相互适应。这些存在于社会大众之中的、多到无法计数的互动和相互适应，将那些中央计划者所不具备的其余99%的知识加以运用，并在来来回回的讨价还价中生成新的知识，反映出供需之间的各种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生发于许多人的经验——而非某位精英之预设——的自由市场、司法克制以及对判例和传统的信心，对那些不分享流行于知识精英中的社会构想的人们来说会如此重要。简言之，意识形态上的断层线区分出了两类人：一类是拥有关于知识的意义的不同概念的人，另一类必然是把知识看作能够汇聚而来、又能够四处传播的人。《华尔街日报》的已故编辑罗伯特·巴特利，用这句话来表达其对系统性过程的信念：“总的来说，‘市场’要比其个体参与者中最聪明的人还要聪明。”巴特利认为系统性过程能将更多知识用于决策目的，它是通过许多个体间的种种互动和互相适应而进行，而不是通过这些个体中的任何一个。

系统性程序本质上是一种试错程序，其过程中融合了来自那些参与者的反反复复的、源源不断的往往也是至关重要的反馈。与系统性程序不同，政治的程序和法律的程序则是这样一种过程：其最初的决策很难去改变，无论是因为承认错误会给政治事业带来太过沉重的代价，还是因为某些规范已然确立，例如在法律方面的司法判例。为什么决策的过程或权力，会从在所决策事务中既具有个人经验、其个人利益又与决策的结果息息相关的那些人手里，转移到那些既不能期盼其会制定出更好决策、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制定出更好决策的人手里，这个问题既没有人去问，更没有人来回答。如果我们做做这方面的比较——把纠正代理性决策的巨大代价与纠正个体决策的代价相比较，把那些为自己制定决策的人们在坚持错误决策中的巨大代价，与为他人制定错误决策的人们所承受的非常低的代价相比较，就完全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成功丝毫不令人惊奇；同样，各种形式的社会工程，其适得其反的效果以及经常具有的灾难性后果，也并不令人惊奇。

在“知识”这一概念的意义上持有两种不同立场的人，可能都会信奉这点：在制定影响社会的决策时，拥有最多知识的人应当拥有最大的权重。但是，两个阵营中的人们在这一点上有着极端不同的观念：最多的知识究竟存在于社会的何处？如果知识被宽泛地定义，它就会包括更多寻常知识，人们是否拥有寻常知识，这就是很重要的并且常常也是很关键的事情。这样来看，即使拥有博士头衔的人们，也会同其他个体一样严重忽视最为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成为真正知识渊博的人——如果从为全社会制定重大决策的水准来要求的话。每个个体只能够做到，拥有人类所有知识的巨大谱系中的一个狭窄部分。

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的无知、偏见和群体性思考，也仍然是无知偏见和群体性思考。这就意味着：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在特殊知识和寻常知识间的差别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只停留于语义层面，这种差别的社会后果是至关重要的。例如，集中权力要远远比集中知识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社会工程事与愿违。

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指出，许多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经常被实践证明并非对症下药，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更可怕的是，他们因为无须承担责任而固执己见。

著名学者刘瑜说：这本书如果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20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而灾难的受害者——普通人，依然对他们顶礼膜拜，这不仅是20世纪的历史，也是21世纪的现实。

学者郑也夫评论：随着公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出现，美誉与污名并驾同来。若不想盲目地赞誉或诋毁，深入认识这一角色当为必要的前提。故《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出版，堪称及时。

为此，新少数派诚荐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索维尔的书是伪装成甜点的一道健康大餐，流畅的文笔、无懈可击的逻辑、渊博的知识，无论对专业人士还是初学者都是一种享受。本书中译本早已绝版，因价值极大，先知书店特少量复活，感兴趣的读者，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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