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之殇：杜威的思想为什么剧毒？｜刘军宁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思想界能认清杜威思想的危害，那就说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就终于超越了上个世纪胡适先生的那个年代！”
数年前，一家历史悠久的美国周刊，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评选出了过去两个世纪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本书，比如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我的奋斗》、文革时的红宝书等。其中，杜威的《民主与教育》竟也高分当选。
杜威是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中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学术导师、精神教父、思想源泉。胡适先生的一论一说几乎都打上了杜威的烙印，连孩子都给取名胡思杜。
杜威与胡适
杜威思想在中国的践行者名单中一些至今颇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领袖：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晏阳初、梁漱溟等等。
上个世纪早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被两位美国思想家在中国的代理人所瓜分。一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自由左派杜威在中国的代理人胡适与新文化派，一边是哈佛大学的保守主义右派白璧德在中国的代理人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陈寅恪。
白璧德注重主义、有信仰、很传统、重道德、很人文；杜威轻视主义，重实验，很科学、无信仰，世俗而唯物。
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深获中国（文）人之心。在这场交战中，杜威的思想后来完全占了上风。杜威的胜利为后来反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甚至在今日中国的知识界眼里，杜威依然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化身。然而，许多美国人却对杜威有一番截然不同的评价。
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杜威是美国教育制度，尤其是私立教育的毁灭者。更有人说，如果美国教育是一位农夫的话，杜威便是这位农夫怀里的毒蛇（Bosom Serpent of American Education）。
世界上有两种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一种是建立在不变的人性的信念基础之上，认为人是观念与信仰的动物，另一种是建立在可以改变因而也应该改变人性的信念基础之上。
基督教与保守主义认同前一种体制，杜威与马克思主义认同后一种体制。
受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影响，杜威认为人是进化的动物，不相信有不变的人性，相信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造的。胡适先生则笃信进化论法则：适者生存。
另一位对杜威影响很大的是法兰西启蒙的代表人物卢梭及其名著《爱弥儿》。卢梭影响了杜威，杜威亲授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也直接去卢梭那里寻找思想的灵感。
杜威教授、胡适先生与陈独秀一样，都是法兰西启蒙之子，这一点，从《新青年》杂志封面上的法文，也能看到，虽然胡适与陈独秀都从未负笈法国。
杜威的名字几乎可以与实用主义画等号。实用主义主张：凡是实用的，就是好的；凡是不实用的，就是坏的，一切以对自己是否实用，作为价值判断的根本准绳，应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因此，实用主义拒绝基于宗教的绝对真理，这样也就拒绝了绝对正义。作为美国立国之基的宗教信仰和超验价值观也就自然被杜威归入不实用的主义之列。
杜威拒绝宗教与传统价值，鼓励实验主义等所谓的科学方法，到中国后来演变成，“打倒孔家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用美育代替宗教”、“用实践检验真理”、“猫鼠论”等等。
其后果是对信仰、道德与传统的虚无主义。在胡适先生眼里，《水经》比《圣经》重要千百倍，因为前者是拿证据说话的，也是可以用实践来检验的。
杜威身上有自由主义的标签。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是不承认天赋人权和超验价值的自由主义。跟卢梭与马克思一样，杜威认为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
按照这个看法，《独立宣言》所引用的不证自明的真理来作为美国的立国之基就完全是无稽之谈。
杜威思想的流行必然从源头上动摇基于信仰的美国秩序。其破坏力危害性由此产生。杜威思想的得势，是世俗对信仰的胜利，是人占了神的上风。
罗素访华受到中国自由左派知识分子的欢迎
杜威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建立的秩序的颠覆者。对这种秩序的拥护者来说，杜威当然是有害者。把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民情，与这次大选所展现的美国民情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剧毒品作用的后果。
中国人会说，没有发现杜威有什么危害啊？这样指责杜威是不是太片面，太主观？的确，普通国人可能难以发现杜威思想的危害，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个世俗国家。
今天，杜威思想的遗产，正在毁掉一代代的中华留学生，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几乎没有丝毫的察觉，这些父母们认为他们的孩子在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教育。当然，胡适先生的母亲当年也未察觉。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思想界能认清杜威思想的危害，那就说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就终于超越了上个世纪胡适先生的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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