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卫东：我对校外培训的四点看法

我对校外培训的四点看法

文：茅卫东 来源：教育自由谈

一、不能因为商人有问题就否定商业、取缔市场。

当前的校外培训问题很多，整顿是必要的，视为洪水猛兽则不必，各地若有以整顿为名挟带私货更是可耻。

二、标本兼治是上策，拿校外培训开刀只是治标，从理解培训需求入手才能发现根本。

三、不要指望放火的人会真心灭火，自救才是唯一的正途。

四、“内卷”不只是一个“术”（经济）的问题，还是一个“道”（文化）的问题。

破解内卷的最终密钥是破除“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妄念。不能和谐共生，非要出人头地，“内卷”就依然会是常态。因为当社会绝大多数的人“痛恨平等和自由，追求高人一等、甚至唯我独尊”的时候，内卷就是一出会有中间休息但永远不会落幕的悲剧。

不多说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顾两段国外的历史：

（作者注：以下内容根据网络资料编写，特此说明。）

1、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禁酒令”

从1920年1月17日凌晨0时，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又称“伏尔斯泰得法案”）正式生效。根据这项法律规定，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自己在家里喝酒不算犯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则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禁酒法案生效前一天，道路上的运酒车络绎不绝，人们都赶着时间把酒运回家里收藏。到了晚上，街道上空无一人，大家都聚在家里或其他公众场合举行最后一次合法的的“借别酒会”。一位参议员在晚餐会上举杯说：“今天晚上是美国人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这番话引来了阵阵热烈掌声。

美国人向酒宣战，实始自他们立国之初。许多早期移民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抛弃欧洲故土、奔赴那片蛮荒之地。这些被称为“清教徒”的美国创始者，把他们的一腔宗教热情带过了大西洋，使之成为美国民族形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清教徒”力主敬畏上帝、清廉度日。至19世纪中期，美国一些地方的居民开始诉之于法律手段约束贪杯之人，这个民间运动时起时伏，绵延不绝，终于在20世纪初掀起大潮。

从1920年1月17日凌晨0时，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又称“伏尔斯泰得法案”）正式生效。

修正宪法以达禁酒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联邦政府执法也算积极有力，但从一开始，禁酒之事便遇到巨大阻力。

本来喝酒只是一种日常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酿酒、卖酒是一种正常市场行为，但禁酒令一出，喝酒又多了一层政治态度色彩，正常的市场行为变成违法犯罪举动。

需求没有消除，单靠禁止怎会成功。

至20年代末，即美国禁酒令颁布约10年之后，许多美国人开始呼吁弛禁。1932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即把开放酒禁作为其政纲之一。

1933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以取消禁酒之第八修正案。次年，随着犹他州作为第三十六个州签署此弛禁法案，美国的全国性禁酒便寿终正寝了。

虽然禁酒作为国策在美国早已成为昔日黄花，但地方性的禁酒及其它有关措施却并未绝迹。直到1966年，美国的一些州仍然禁酒。即使时到今日，美国的一些小城小镇仍是“滴酒不沾”。人们说，美国是多样化的国度，此言不虚。

2、韩国上世纪80年代的“禁补令”

为了给学生减负，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断出台改革政策，包括禁止补习，改革了高考制度，取消高考，引入推荐制度。

韩国教育部1968年取消了初中入学考试，1973年消除了高中重点学校、重点班的设置，将全国的公、私立高中划至学区，按学区确定就读学校。

本以为这样可以缓解应试教育压力，事实却收效甚微。

1980年7月30日，韩国政府出台了“7.30 教育改革政策”。

该政策全面禁止课外补习，取缔了所有课外辅导课程，无论提供辅导的老师还是聘请老师的家长，都将受到处分，甚至包括违规开设补习班不但罚款还要坐牢一年。

韩国当局还派出“课外辅导打压队”，来对老师和学生进行震慑。

然而，韩国家长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中国谚语发挥到极致：

比如让老师在深夜（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到学生家里提供辅导；

比如把辅导老师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或者躲到郊外别墅进行辅导；

甚至在轿车或汽车上进行辅导。

辅导班转入地下，辅导班成本上升，成为富人的教育资源，导致班级差异不断扩大。

上世纪90年代，打击补课的规定已经形同虚设。1995年，韩国“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应中低收入家庭的强烈要求，公布了承认“影子教育”(补充公共教育的课外辅导)的法律地位的教育改革方案。

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例如，补贴公立学校和教师，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优化高考政策，弱化分数论，防止补习班过热。

2000年韩国宪法法院裁定：禁止课外辅导的相关法律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对私人教育采取了过分的限制，侵犯了公民的教育权、职业选择权。

这项打击补课的措施彻底失败了。

编者后记：

对待社会问题，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认为只要依靠人类理性，依靠某些组织或政治强人，通过某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最终就能建成“理想国”，此即“圣化构想”；另一种认为对于任何社会问题，都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建成人间天堂，对社会问题与人类制度的研究，总是一种对“最可容忍的不完美制度”的研究，此即“悲观构想”。

对于校外培训的不同观点，其实都可以从这两种思维方式中找到其思想脉络，然而，历史与现实不断地提醒我们——那些看上去越高尚的理想、越完善的理论，带来的后果就越糟糕。

托马斯·索维尔一阵见血地指出：“很多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时常忘记，自己并不是上帝。”

而像米塞斯、哈耶克、诺齐克、雷蒙·阿隆……这些知识分子中“永远的少数派”，终其一生奉行的，是被索维尔称为“悲观构想”的思维：他们从不苛求完美，也拒绝给出任何“包治百病”的药方；他们只是运用逻辑和事实，指出明确的悖谬和“最不坏的选择”，告诉世人“什么可以做，什么绝不能做”。

知识分子既要批判现实，传播真理，又要超越“横渠四句”的修齐治平，避免陷入索维尔所批判的“圣化构想”。

为此，新少数派诚挚推荐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本书不仅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最新锐的系统阐述，也是识别左与右、洞悉当今社会冲突根源的绝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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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茅卫东，独立评论人，生活咨询师。17年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从教经历，7年教育媒体从业经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职业指导师，著有《重寻教师尊严》《心平气和当老师》《教师职业生涯十大误区》《怎样的爱才合适——做一个不过分的家长》，业余时间打理微信公众号“教育自由谈”（maowd121）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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