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抵制偏见的最有力武器

市场奖励那些抛弃偏见的人，使他们通过贸易获益。

强制性法令从善行中抽干了美德，同时又允许坏的动机在法律的掩护下隐藏起来。

每个人都需要歧视的自由
文：杰弗里·塔克（Jeffrey A.Tucker）译：姜峰（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校：禅心云起
就在最高法院判决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纽约时报》告诉我们：“同性恋运动领导人已经把目光转向下一个战场，准备打一场大的战役：在就业、住房、商业和其他领域，获得联邦、各州、地方一级的法律保护。”
换言之，这个国家为自由选择设置了新的障碍，以替代那些刚刚拆掉的旧障碍！
要驳斥这些反歧视法，以结社（交往）和财产使用的自由为理由就足够了。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个自由社会允许任何和平的事情存在，这也包括不结社（交往）的权利。哎！可是现在这些观点似乎一提出就会被否定掉。
 
让我们想的深一些，看看为什么反歧视法对男、女同性恋和其他人其实都没有好处。保留歧视的能力，能够使市场体系向一个社区释放出重要的反馈信号，让这个社区能够用购买力奖励志同道合者，并且不必借助强制或蛮力就能惩罚那些不认同其价值观的志趣迥异者。
还有，消费者会越来越多地依据核心价值做选择。这种机制会保护环境，公平对待工人，支持正确的政治目标吗？为了做选择——也就是说，为了歧视或区别对待——消费者需要信息。 以同性恋权利为例，消费者需要知道谁赞成包容，谁赞成排斥。通过反歧视法来闭塞信息，夺走了人们做出明智购买决定所依赖的那些关键数据。此外，这些法律消除了商家证明其认同社区价值观（并增进这种认同）的竞争压力，因为所有商家表面上都受到了反歧视法的约束。

在一个容许歧视的市场中，即使这种歧视不怎么公正，也会让资金和利润流向那些胸襟开阔的人，而不会流向那些心胸狭隘者。在这里，自由市场助推着社会通往更加开放包容的立场。金钱比法律更具有说服力。
请注意，拟议的这些反歧视法，只约束生产者而不约束消费者。但歧视是一把双刃剑，有的人会用这一权利抵制他不喜欢的特定族群，而那些族群也可以用它来对付不喜欢他们的人。 这两个方面都是必要的，并服务于同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们代表着和平的方式，给那些做决策时摒弃偏见、怀着宽容之心的人们以社会和经济的回报。
如果我是天主教徒，只想支持虔诚天主教徒商户的生意，所以我要知道哪些商户喜欢天主教，哪些不喜欢。如果我是穆斯林，只想用我的钱来支持我的信仰，我就得知道谁愿意或者不愿意向穆斯林提供服务（或者谁会乱花我付的钱）。如果一项法律禁止商家根据宗教原因提供服务或者雇佣，我怎么能判断我该支持哪些商家呢？
对同性恋者也是这样。他们不想跟歧视同性恋的公司做生意。要区分出各种价值上的好恶，需要获取关于商家行为的信息，而唯有具备了歧视的自由，才能显示出这些信息。制定统一的法律并只允许用一种方式做生意，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强制性法令从善行中抽干了美德，同时又允许坏的动机在法律的掩护下隐藏起来。

设想一家教堂拒绝同性伴侣的情形。好吧，教堂也别想从同性伴侣那里得到赞助。教堂将偏好开诚布公，提供了一个竞争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获得赞助的机会。每个教堂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市场，供求法则将从那里接手。没有人受到伤害。
再举我最近的租房经历为例。我曾经在爱彼迎网站（AirBnB）帮朋友找住处。他要住一星期，愿付1000美元。我联系的第一个房东很谨慎，老是问这问那，我朋友的国籍、民族、宗教等等都问了。房东当然完全有权这样做，那是他的家，他没有义务向所有人开放。
但我也觉得他问的这些问题很烦，甚至有些不礼貌。我决定不租他的房子了，敲了几下键盘就取消了问询。我用了几分钟就找到了另外一家，这位房东很高兴把房子租给我的朋友。

我之所以十分开心，居于两个原因：第一，我朋友找到了一个真正愿意接纳他的地方，这太重要了。做生意绝不能强买强卖。第二，我不用把那一千块给一个厌恶风险、心胸狭隘的房东，他甚至可能是个偏执狂呢。

拒绝租那个人的房子，也算是我一个小小的抗议，这让我感觉不错。我不能让朋友住在一个不受待见的地方，我也不想让那个我不喜欢的家伙挣这笔钱。
在这一次交易中，我能够对那个包容和开明的房东提供回报。事实也证明，这个房东的确让我朋友觉得无可挑剔。
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这类交易中歧视的权利是受保护的。那个问东问西的房东可能会因为没挣到钱而后悔，甚至可能正在反思自己的排斥态度。我通过自己的购买决定，为特定文化价值的提升真正做出了贡献。

如果这时有反歧视法，会怎么样呢？那个房东不被允许对我朋友的国籍、宗教和民族刨根问底。假如他把房间留给开放的市场，法律要求他必须接受我的承租要求，无论他的好恶是什么。
那样的话，我的钱将装进某一个对我的朋友不太尊重的人的口袋，我的朋友也不会知道有关房东的重要信息，我也不能因为我所珍视的价值观给予人们以奖励。
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权利的领导人应当接受而不是反对歧视权的原因。如果你要建立一个更为包容的社会，你就需要自由社会才能提供的信息。
你需要知道谁愿意向男女同性恋提供服务或者工作岗位，这样他们才能因为宽容得到回报。你还需要知道谁不愿向男女同性恋提供服务或者工作岗位，这样他们就得不到那些好处。潜在的雇员和消费者都要了解自己可能被如何对待。潜在的新生产者也需要知道在服务不足的细分市场中商机何在。
如果每个人都被迫提供服务或者雇佣同性恋者，那么社会将无法了解关于谁支持或者不支持这个话题上开明想法的重要信息。

还记得那个典型例子吧，糕点师不愿为一对同性伴侣做结婚蛋糕。那可是他的权利。他丢了一个客户，那是他自愿承受的损失。同样，那对同性伴侣也有权不跟那个糕点师做生意。如果有选择，两人可以把钱给别的愿意为他们做蛋糕的人。同样，也总有人愿意同反对同性婚姻的糕点师做生意，那也是他们的权利。
每一个歧视行为，只要是公开的和合法的，总能给他人提供生意机会。

从长远来看，这一机制是怎么实施的呢？商业倾向于奖励包容、大度和心胸宽广。部落式的忠诚，伦理和宗教的偏执，以及非理性的成见，都不利于把生意做好。商人阶层传统上不受部落式领袖的待见，这从古至今没变过，主要是因为商业的机制倾向于打碎族群间的屏障。

从美国废除奴隶制之后的情况，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黑人和白人通过商业往来，特别是交通技术的发展和收入的增长，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这可以解释为何种族主义者越来越乞灵于国家去禁止这种商业往来。即使市场一直致力于种族融合，分区居住法、最低工资管制、强制隔离以及职业证照限制等都是用于维持种族隔离的策略。

市场压倒一切的趋势是将人们拢到一起，打破偏见，说服大家走向合作共赢，忘记阶级、种族、宗教、性别的区别以及其他人为武断的区分。性取向问题也尤其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市场奖励那些抛弃偏见的人，使他们通过贸易获益。
这就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各州的种族主义者和仇视黑人的警察经常用暴力来管制市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作为犹太人，一生都是歧视的受害者。他视管制市场为纳粹经济政策的基础。市场是纳粹的敌人，因为市场让人们忘记种族、宗教和国籍。
米塞斯在1944年写道：“数十年的反闪米特（犹太先祖）宣传，并没有成功地阻止德国的‘雅利安人’在犹太人商店里买东西，以及接受犹太医生和律师的服务，也没有阻止他们阅读犹太人作家的书。”所以，种族主义者求助于建立全权国家，关闭犹太商户，没收犹太资产，驱逐犹太学者，焚烧犹太书籍，以切断德国各种族间的社会和经济纽带。

藐视和歧视人类的最大敌人是而且一直是国家。提升普遍权利和宽容文化的最大希望在市场经济。市场是迄今为止为抵制偏见而设的最有力武器。但为了运转正常，市场需要基于个人按自己价值观行事的选择自由构建起来的信号系统。
的确，市场还能为想退回去支持一套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提供一个出口，这种价值观或许根植于传统的宗教关切。好必来（Hobby Lobby）、福乐鸡（Chick-fil-A）、In-and-Out汉堡等等，一边做生意一边公开宣扬他们的宗教使命，顾客也买这个账。这也是一件好事。用市场（以选择决定）的方式去达到目标，比用政治（以强力决定）的方式好得多。
用夺走消费者和生产者自由选择权的方式压制市场，会损害每一个人。反歧视法想要提供更多的选择，却以牺牲更多的知情选择为手段。这种法律迫使偏见转入地下，关闭了给宽容以特殊奖赏的机会，使得本来可以导向更强包容性社会的社会学习过程失灵。
新的反歧视法非但无助于迅即实现公平和正义，反而带走了使世界一步步变得更美好的无数机会。

米塞斯的思想影响了罗斯巴德、哈耶克、安·兰德等人，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让奥地利学派再度崛起，他因此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他是影响思想家的思想家。正如罗斯巴德说：“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是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

但遗憾的是米塞斯的思想与著作，在国内仅在少数学者、企业家圈子中流传。为此，新少数派＆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米塞斯作品”（精选·2卷），读他的人生和作品，从中汲取力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读懂米塞斯（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哈耶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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