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秘密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游独立评论 Author 我是北游
01
观察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现象，那就是人口数量的大起大落。
张宏杰在参考了多卷本的《中国人口史》后，梳理出了以下让人触目惊心的人口变化数据：
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降为1500万 ~1800万，损失率为一半多。
西汉末的公元2年，中国人口达到6000万，成为人口史的高峰之一。然而王莽之乱和东汉初的战争让人口又降到3000多万。东汉后期（永寿三年，157年），再一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人口损失达到60%，至2300万。
魏晋南北朝，人口多次出现起落，北方地区在十六国期间，人口最低点只有500多万，只及原来的1/4，损失了3/4。
隋大业五年（609年），人口恢复到6000万。隋唐易代战争让人口再次损失超过一半，唐初中国人口只有2500万。
唐代在安史之乱前的755年，人口增长到8000万左右，达到新高峰。安史之乱使全国的户口数从891万户锐减到大历中期（770年左右）的130万户。人口损失当然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幅度也非常巨大。
南宋和金的经济恢复使13世纪初全国人口（也就是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过了1.4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第三个高峰。但是宋元易代，使得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只有1000万。1290年，全国人口降为7500万。
明初人口不到6000万，17世纪突破2亿。明清易代损失40%，清初时为1.2亿，康熙时恢复至2亿，乾隆时3亿，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创造了4.3亿的新高峰，之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后又损失了1亿。
张宏杰不禁感叹到，（中国历史上）人口动不动就被消灭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接近90%，这实在太吓人了。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莫言
最让人不能直视的是四川的惨状，历经宋元之际的战争和明清交替时期的大屠杀之后，四川已“不是人间景象，而似乎在阴间”。
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在答孙可望信中说：自从进入四川，只见遍地是荆棘塞道，万里人烟断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类踪迹。偶尔见到一两个幸存下来的人类，又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
读来让人毛骨悚然，更加可怕的不是场景的可怕，而是这是历史的真实。
如果你想看懂中国，看懂中国人，不读透这些数据和图景，就注定只能是盲人摸象。
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口数量如此频繁的大起大落，都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
对比中国人口变化图和欧洲人口变化图时，那种视觉差异给带来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
同中国出现大幅度人口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改朝换代的战乱不同，欧洲的人口损失主要是因为灾荒和传染病。
欧洲人口下降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段：一个是公元200年到600年，罗马帝国衰败期间，另一个时段出现在1300年到1400年，因为人所皆知的黑死病大流行，总体曲线呈现上升态势。
从图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罗马帝国衰败期的人口损失幅度并不大，即使是在被人们描绘成末日景象的黑死病肆虐之时，人口从巅峰期的5835万跌落到4150万的谷底，也只是损失了不到三分之一，跟中国历史人口动辄7成以上的损失，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更不要说频度，那更不是一个量级。
究其原因，首当其冲就是中国历史频繁的改朝换代所导致的战乱和全社会的剧烈动荡。
要不了几百年，甚至十几年，整个中国社会就会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来一次彻底的大洗牌，让无数中国人经历一场炼狱般的洗礼，周而复始，似乎看不到尽头。
灾难的不断轮回似乎是一种魔咒，把中国人压的踹不过气来，活下去是一件需要用尽全身力气的事情，这是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最为显著的特征。
无怪乎陈丹青说，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去他妈的，活下去最要紧”，这话貌似粗鄙，但我想，任何一个看懂中国历史的人，都会赞叹没有人比他表达得更加准确和到位了。
也正因如此，思考如何让中国摆脱轮回，如何打破周期性崩溃的宿命，成为了近代中国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
02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到了鲁迅，讲到了教员，还有诸多没来得及点到名字的近代知识分子。
虽然我对他们的观点不一定赞同，做法不一定同意，但我们都必须承认，整整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胸怀解救灾难深重的中国人之初心，在试图让中国摆脱轮回的魔爪，这是这些观点各异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
他们都看到了中国历史上这些骇人听闻的惨象，在找寻其中的病灶。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历史如此频繁的改朝换代，其根本原因何在？
与那些耳熟能详的知识届大牛不同的是，近代出版家、翻译家杜亚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他在1919年发表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
他把中国历史总体描述为游民阶层和贵族阶层不断相互转化的过程，他认为每当朝代末期的动荡，均可以归纳为游民阶层和知识阶层结合后，对贵族阶级势力的大规模讨伐。
而游民阶层上位后，又迅速贵族化，社会经过一段稳定期后，又会催生大量游民形成新的对抗，从而进入下一个轮回周期，杜亚泉说，“秦始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这是中国历史总体呈现治乱循环的最根本原因。
什么是游民呢？杜亚泉给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过剩的劳动阶级，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但数量众多，力量异常强大，他们虽然无知无识，但他们往往在与过剩的知识阶层结合后，在社会上获取道义上的支持，以便对抗和推翻贵族阶层，形成新的政权。
不仅是观察中国历史，对比法国大革命，我们同样会发现一个规律，当革命者素质极其低下，由其引领的革命对社会的破坏力也就越强。
在杜亚泉看来游民革命，既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无非是“帝王革命”，除开换了一个皇帝，社会组织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与更新。
但整个社会却被破坏力强大的游民打了个稀烂。
民国著名报人黄远生对此痛心疾首，“吾国数千年之政治，一游民之政治而已。”
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群体——和游民结合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称其为游民知识分子。
杜亚泉认为，因为古代统治者以仕途引诱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知识狭隘、能够从事的职业极少，很少有特长。而且，他们在宋代以后又人数增长过快，是亦过剩。他们除美术文字以外，无他技能可以生活。“少有财产者，安坐徒食，无营殖之能力、无财产者，除少数为精神的劳动外，殆无有能为筋肉的劳动者，故与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均格格不相入，此为过剩的知识阶级”。
这些“过剩的知识阶级”决不可能象农民一样安份守己，在社会骚动时必然会因之而起，给动乱以助力。
所以，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在社会动荡期，诸多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以激进面目示人，因为他们的生存原本就需要依附于人，越激进越得民心，越能在游民化的社会中获得一呼百应的权势。
对此，黄远生告诫到，“今日社会之贤者，勿自甘为游民，而为人利用也，夫必有独立之生计，而后其人乃能独立自尊”，这无疑是给那些缺少是非观念，又毫无生存技能，只能靠鼓动游民、破坏社会来获取生存资源的那类游民知识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游民知识分子蛊惑游民的招数当然是美化游民生活，讨游民欢心才好加以利用。
游民居无定所，这是云游四海，游民不修边幅，这是大气不拘小节，游民乱杀人，这是嫉恶如仇，游民烂酒，这叫豪爽不虚伪，游民不工作，是不贪财，游民不近女色，是好汉......
总之，游民知识分子给游民阶层树立了“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的光辉形象。
随着游民阶层不断夺取政权，以及游民知识分子对自身常年不断的美化和传播，游民文化逐步做大，并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秉性。
03
那么问题就来了，游民文化要成势，首先是要有人啊，文化不可能凭空出现，游民知识分子再能忽悠，也不可能做无米之炊，一定是游民在中国社会大规模出现后，才有可能催生游民之文化。
这么大规模的游民从何而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基本是一个共识——当然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官僚体制的汲取能力过度发达，很快就会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所致。
张宏杰发现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律，那就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往往比较精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数量就会成倍增长。
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官僚体系本身就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
以明朝为例，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的皇族仅有49人，180年后的嘉靖年间，就翻了400倍，达到了近2万人，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竟然已经繁衍到了近100万人之巨，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要知道，按照明朝制度的规定，皇族是不用从事任何职业的，这100万人可是全部要靠国家养起来。
古代底层中国人的负担有多重，大家可想而知。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私下里的官员寻租、巧立名目的横征暴敛更是花样百出。
我们以建立了“丰功伟业”的汉武帝为例，你以为“丰功伟业”是不需要花钱的啊？那都是榨干了百姓，掏空了国库换来的。
国库掏空了，百姓榨干了，怎么办？
自然轮到了油水足的商人，汉武帝让商人把钱拿出来“买爵”，从而免掉兵役，同时还可以买官，也可以买罪，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让商人交钱。
光是这点钱也不够，接着又给商人加税，同时，如果谁隐瞒不报，就查抄全部财产，接着他依葫芦画瓢把这一套路推广到了普通百姓，从而“得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
怎么还有奴婢呢？是因为凡是交不起钱的人，就只能入官府为奴婢。
搞到最后，倾家荡产的人不计其数，而人口也随之剧减，据研究成果称，汉武帝时期，人口足足减少了1500万。
这就是汉武帝的丰功伟业，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潮，正是出现在汉武帝晚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无数农民弃地而逃，成为流民。
而历朝历代末期大规模的流民，就是之后游民阶层形成的基础。
04
秦制暴政形成游民，游民暴乱形成新朝代，新朝代继续秦制暴政形成游民......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我毁灭一次，而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从本质上却没有丝毫改变。
直到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周期性的崩溃才第一次出现被打破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只要我们愿意，现代文明的秩序已经有能力覆盖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旧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左右中国人的生活，尤其在城市。
我也反复在文章里强调，过去的几十年不但是中国人最富足的年代，也是全世界人民有史以来最富足的年代，战乱、饥荒对人类的伤害，已经被人类控制到了最理想的状态。
然而，文化是有惯性的，尤其是对中国这么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而言，游民文化之遗毒怎么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被彻底清除呢？旧的秩序、旧的文化依然会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传统观念浓厚的地区形成足够大的影响力，压过以法治、权利、平等协商为原则的现代秩序。
当我们中的很多人一听到“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就会从灵魂深处涌现出无限革命激情，一听到“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时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挥臂急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嘴巴会骗人，身体很诚实，表面上的儒学、道家不过掩人耳目，真正支配中国人灵魂的其实是游民文化。
在游民的精神世界里，我们看不到丝毫超越性原则的存在，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喜欢编段子，不喜欢论理，重道义，轻规则，激进压过审慎，情绪大过理性，急功近利而缺乏长远规划。
游民的出现源于秦制的残暴，游民生存状态的残酷又反过来催生了游民性格中的残酷暴戾，秦制和游民最终相互成就，形成了延绵两千年的周期性崩溃的怪圈。
好在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这个怪圈，即使游民文化偶有冒头，也会被睿智的现代中国人发现，重新按回历史的垃圾桶里，不再危害人间。
现代社会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梁启超曾说，社会之问题不在于“有产”、“无产”的问题，而是“有业”、“无业”的问题，而“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
这是我们从东西方历史中，所发现的共同秘密。
来源 | 北游独立评论（ID：beiyou-talk）
作者 | 我是北游
用哲学解构历史与政治，北游给你不一样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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