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偏见即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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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并不只是少数人的错误观念，而潜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偏见即人性
文：维舟 来源：公众号 维舟
几年前，有一次孩子学校里开家长会，当被问及有什么意见时，有一位妈妈嗫嚅着说：“我不是歧视哦……但是真的，外教能不能不要聘请印度人或菲律宾人，他们真的人种不行。”
她说完后，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问：“赞同她意见的请举手。”将近一半的人都觉得她说出了自己心里话，还有几个原本神色不定，看到那么多人表态赞成，也犹犹豫豫地举起手来。
这无疑是偏见，却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常常难以避免的场景，即便持有这种偏见的人自己都已经意识到了这有点不对，因而预先声明“我不是歧视”，但实际上她就是在歧视。这就像一个听多了农民工各种负面传闻的人，尽管理性告诉自己“他们和我一样，也都是人”，但在真遇到他们的时候，还是会本能地想要躲开。
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在其名著中早已指出这一点：偏见并不只是少数人的错误观念，而潜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因此，这里的关键在于，偏见是一种极为快速的本能反应，且通常都夹杂着强烈的情绪（因为偏见势必伴随着好恶），但问题是：由此作出的判断却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现代心理学实验证明，美国白人在看到黑人出现时，只需30毫秒就会激活大脑的杏仁核，保持警惕，这种本能反应之快，甚至连自己都尚未意识到；然而，如果能将对方看作是独特个体而非“黑人”这个群体的一员，克服自动产生的敌对性防御反应，杏仁核的活动就会得到抑制。
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因此说，这表明“我们是有可能战胜自己最糟糕的冲动、减少偏见的”，前提是我们得意识到无意识偏见的存在，等一等再作出理性判断。
如果仅仅是直觉式的迅速反应也罢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偏见往往基于一种“分类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即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相信女人、黑人、穷人、外地人都有某些不可改变的群体特征，遇到谁就先把他/她塞进这个类别的框框里，而不是把他们都看作是独特的个体。
这种贴标签的方式有助于人们快速甄别，因而常常也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但很多人都难以抗拒这种诱惑，有时它的渗透已甚至到了受害者自身也会接受的地步——心理学家发现，80%的美国白人都对国内的黑人怀有某种无意识的偏见，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连1/3的黑人都怀有反黑人的偏见。
每个人的经验、理性都是有限的，没人能了解所有农民工、女人或犹太人，所以人们往往是将有选择性的记忆与传闻混合，给这些群体所做出的任何负面判断都是缺乏证据的错误结论。
更糟糕的是，人们常常依照极少的事实就进行大规模的归纳，例如吃过一个女人的亏，就认定天下的女人都不可信。这种“过度分类”（over categorization）是最常见的思维谬误，一种极端的过度泛化。
不难看出，这样的心态，在现实中早晚会遇到问题，因为那其实是头脑里的一个个框框，但生活的现实却不一定符合这些框框。很多乐观主义者相信，当偏见遭遇现实时，它的框架迟早得调整适应。
这样的故事确实有不少，像印度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里的男主角本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但当他遇到一个与家人失散的巴基斯坦哑女时，却抛下仇恨，不远千里送她踏上寻亲回家之路。然而，这能成为传奇，恰恰表明现实中它其实是不常见的。
奥尔波特着重指出，“人们的信念系统有一套自我调整的把戏，去配合和维持更为永久性的偏见态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总能将自己的偏见予以合理化，因而“程度更深、更令人困惑的非理性预判是无视事实依据的”。
在纳粹时期，很多德国人都抱有这样一种信念：“犹太人是恶魔，但我认识的那个犹太人真的是好人。”换言之，人们第一手的个人经验并不能推翻、改变其刻板印象，他们竟然能将两种说法并存而不觉得其中有何矛盾之处，这种机制被称为“允许特例的出现”。
说到这里，就触及更为根本的心理了：对一个固守自己信念的人来说，所有的说辞，其实都是为了自我辩护，为此可以完全不顾逻辑和事实，因为对他们来说，调整、改变原有的信念太过痛苦了，会遭到他们本能的抵触。
平心而论，这种思考方式是完全自然的，因为每个人都想基于价值观驱使来做出预判，过一种协调而一贯的生活，尤其如果他们的生活稳定缺乏变动，那也确实不怎么需要调整认知框架。
因此，从历史上来看，社会偏见爆发最严重、群体冲突最激烈的状况，往往出现在人群大规模混合的时代，无论是“蛮族大迁徙”，还是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在“小国寡民”的原子化村社，人们一辈子都只和自己文化心理相同的人打交道，不仅知根知底，处理事务简便得多，也不太容易有和外群体打交道时的那种压力。
从这一意义上说，偏见的产生，是我们的大脑处理信息的“底层设计”比较原始，无法应对与大量异质群体互动，又不能或不愿克服自身的思维惰性，才诉诸这样的保守反应。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始终与自己相似的人打交道，相应的思考能力也就很难得到锻炼，技能也会随之退化。如果说偏见人格几乎是天生的、传统的，那么与之相反的宽容人格则往往需要后天有一个开放交流的外部环境施加持续的影响。
正因此，一个社会越是固守乡村社会的价值观、缺乏流动性，尤其是未经历充分现代化，偏见程度往往就越强。这会构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偏见和歧视会强行剥夺某个群体的权利，使之无法充分发挥潜力，既无法消费，也无法刺激生产，有能力却遭受歧视的人自然能走则走，因而在美国，歧视最严重的州，人民生活水平往往也最低，最宽容的州则对应的生活水平也更高。
就此而言，消除偏见和歧视，不仅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保障、预先减少隐性的群体冲突，最终也将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对那些正在发生快速变革、多元异质互动，且又允许阶层垂直流动的地方，更是尤为重要，因为那恰恰都是文化偏见高发的特征，如果不能尽可能地消除，势必将阻碍社会顺利转型。
问题是，面对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做才好？中国传统上的方案是“各安其分”，不是致力于消除偏见，而是避免混合带来的爆炸力，又或者便是同化——当群体完全融合时，就不再存在任何可识别的特征，偏见也就不存在了。
然而，“各安其分”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高度的人口流动，实际上是一个静态社会的乌托邦，而你也不可能把所有外地人都同化成本地人、女人同化成男人。近些年来，连美国的“熔炉”也渐渐失去火力，变成了“色拉钵”——不同的族群表面上看上去混在一起，但底下仍然香蕉是香蕉，苹果是苹果，有人估计，美国黑人需要6000年才能被完全同化。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面对摆在眼前的现实：偏见植根于人性，但它并非无法改变，重要的是全社会需要创造一种反偏见的宽容环境，让更多人正视自己身上无意识的偏见，尽可能地放下“分类思维”，珍视每一个不同的个体。
这不仅是为了全社会的福祉与进步，为了他人，最终也是为了我们——毕竟我们每个人也无一例外地属于一个个不同的“类别”，也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偏见的受害者，也只有放下这些非理性的偏执，重新调整自己的认知，我们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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