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任何来自同情心的救援性资源，并不能自动落到最需要救援的人群手里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救灾援贫要用脑用心
学经济会遇到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何处用心，何处用脑。这里所谓“用心”，就是对任何经济现象，我们总有自己的情感、好恶、是非标准或道德标准。所谓“用脑”，就是对经济行为的逻辑有一个理智的判断或推断。人是万物之灵，灵在人在有情感，又有理智。困难在于，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人的情感与理智常常容易用错了地方。
让我从简单的事情谈起。我们都看过非洲饥民的照片，特别是那个孩子，怎么可以饿成那个模样！任何人看到了，心灵和情感都不可能不受到冲击。要不要援助他们？只要力所能及，很多普通人都愿意伸以援手。要是国家出面援助，民众一般都赞同。至于那些富裕国家出手援助，大家更觉得理所应当。这是什么力量使然？当然是同情心。
但是，所有这些来自公众个人和国家的援助，能不能真正落到非洲饥民手里、真正帮助了那些非洲饥民呢？这就不是靠心灵和情感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了。我们都看过围绕这些援助物质和款项的丑闻报道，从联合国高官到受援国家和地区的权势人物，贪污腐败，上下其手。我自己看过的一个实地观察的记录，是那些免费的救援粮食和物资到了非洲以后，经过若干腐败环节的倒腾，最后交给不法商人到市场上出售。结果呢？不但那些饥民没有得到救援，而且那些本来还可以种粮食和做手工品的农民，也被这种“竞争”搞破了产，成为需要被救济的人。
国内救灾也有类似现象。北大老师听到灾情发生，都是一捆捆的衣被拿出来的。后来看到报道，什么地方的权力人物把品质较好的衣物率先占为己有——老师们的同情心被那些最不需要救援的人利用了。以后捐助衣物的时候，大家就多了一番心思：究竟哪些东西是那些权力分子不要的呀？
这说明任何来自同情心的救援性资源，并不能自动落到最需要救援的人群手里。在有的情况下，善良的救援愿望甚至引出了损害被救援人群的实际结果。当事与愿违的事情发生很多的时候，以下逻辑就开始工作：人们的同情心被抑制或者萎缩，社会可动员的救援资源就远远低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上世纪30年代一位久居海上的老外写过一本Chinese Characters——被最近的一个译本翻为《中国人的德性》——其中认为中国人麻木，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这位仁兄一定没有看过同期在天津领馆工作的美国人塔洛克先生——后来鼎鼎大名的“寻租”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观察：当时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也包括他访问过的亚洲其他城市——不少乞丐把别人甚至自己的亲身孩子故弄残后来博取路人的同情！中国人哪里就缺乏同情心？作为一个大国的国民，同情、援救等等都必定要经过诸多中间环节，在善良情感被利用来寻租的活动不能得到应有抑制的条件下，国人只好麻木以对。
学经济，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观察到任何一个经济现象，例如上文讲到的救灾援贫，人们不可不用心，也不可不用脑，可是用心用脑如果用错了地方，那就全盘皆输。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不但要关注行为的动机或愿望，而且一定要观察行为的结果和实际效果，对事与愿违的事情，就要想办法改进。
再举一例。1988年夏天，留美经济学会邀请国内几位同行参加他们的年会。带队的是当时国务院发展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现在已经过世了。那时去有一个调研题目，就是中国的留学生政策。背景是邓小平主政之后，中国大批向海外派留学生。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专业领域优秀人才，在美国学习完就被留下了，成了他们的高级人才。这就引起对“人才外流”担忧——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培养一个可以合格出去留学的学生，要耗费巨大的代价。优中选优挑出来，最后成了发达国的科研人才，中国岂不是吃了大亏？所以当时有人主张收缩中国的留学生政策。
这样的主张，看起来不仅用了心，而且用了脑——因为已经算过了帐，在中外科技人才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存在极大差距的情况下，大派留学生等于给发达国输送人才。但是孙先生带领的这几位经济学家，考察了美国东西两岸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后，却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要是收缩留学生政策，中国与最前沿科研水平的信息通道就被收窄了，因此即使中国人才留在发达国家工作，对国内发展科技也是有利的。从长远看，只要中国的经济、产业和科研机会增加了，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服务。因此孙先生主持给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主张从长计议，甚至在一个阶段里不怕“把人才储备于国外”，也要坚持开放的留学生政策。
回头看，这个主张不但用了脑，而且用脑到了位，因为打算盘有多种打法，算大帐不同于算小帐。现在的留学生当然也没有个个都回国，但学成回国的，特别是在国外事业有成后回国服务的，蔚然成为潮流和风气。就是留在国外工作的，也扩大了国人的视野和接触国际机会的信息通道，对中国的发展大有帮助。更重要的是，“人才”不是一个固定的存量，出去一个就绝对减少一个。前人学有所成——包括在国外有个好前程——会激励后人更努力地学习，涌现更多的人才。加到一起，当时坚持开放的留学生政策是正确的。倒是那些“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高调指控，不但用脑不到位，而且也谈不到用心良苦——一个坚持封闭的国家，怎么可能真正科技强大？
类似的辩论，多不胜数。我的看法，学经济难就难在不容易做到把情感的因素尽可能地放在一边，比较客观地看世界。不是说不要情感、不要价值观、不讲是非，但是一定要把情感、愿望与事情本身的规律和结果，冷静地分开来处理。建设国家当然需要人才，看到中国留学生为发达国家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工作，当然不免心里有点“那个”。但是我们必须问，究竟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究竟有没有一条路，任什么亏也不吃，就顺顺当当把一个百年以来积弱积贫的国家，一口气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自然科学家，他们少有这样的困扰。推断地震的发生条件，一般不会被人怀疑“喜欢地震”，正如研究艾滋病，通常不会被怀疑“究竟拿了艾滋病毒多少好处”。研究人在社会里的行为，麻烦从来就比较大。用脑得出的见解和判断，要经受情感甚至情绪的蹂躏和审判。不问青红皂白的“愤青”倒也罢了，可是居然还有“愤老”。有什么办法呢？慢慢来吧。
在学界内外，周其仁素有“执着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之称。周其仁不仅学问好，文章写得也好，上海财经大学、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曾这样评价：
“能以生花妙笔，有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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