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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强制,是文明价值的底线

先知书店 新少数派 2022-08-23


不受强制
是文明价值的底线
文:先知书店  编:大宛

今天我们拿起论语,思想与警句触目可得,却很少有人会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多么深刻的印象;哪怕是专门研究儒学的学者,也只是将这句话当做一种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

这句我们极为熟悉的箴言,却从未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的演变,让这句话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作用——作为道德和社会文化的基石

在孔子的时代,人们很清楚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孔子自己就极为重视,说“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忠以待己,恕以施人,“恕”展开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秦汉之后,虽然儒家虽然受到尊奉,成为主流价值,但是统治“独尊儒术”的背后,是“杂王霸而用之”的政治需要:三纲五常的支配性,替代了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孔孟为政治统治划定的道德底线,完全沦为心性领域的个人修养。

而在文明冲突的国际背景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而获得前所未有的认同和重视——

互不认同的价值观念,使得共识越来越稀缺;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作为最通俗、最深刻、最不具歧义的思想,被选为“金规则”:

1993年,世界伦理大会在闭幕会上发表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各民族文化中都有与此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可以被视为道德金律。同样入选的还有基督教文化中,耶稣对这一规则的相同表述:“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今天,只有少数极具现实和人文关怀的学者,尤其是余英时等自由主义学者,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走向现代文明可以内引的思想资源,看到了一种帮助中国文化连接世界文明价值的普遍原则。

何怀宏也认为,孔子的忠恕之道与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有一种根本的亲和力──当然,这里所指的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道德共识、伦理底线的自由主义。

对于自由的理解,涉及到的是文明命运的选择,以及现代化道路的方向。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当下的重要性,只有放在两种“自由”的底色之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警惕剥夺自由的“自由主义”
 
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将自由分为两个维度,“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他的阐释,不但让自由走出了原本混乱模糊的定义,也为拓展人类自由,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对于这两种自由,刘擎有一段极为清晰的解释:“消极自由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以赛亚·伯林

事实上,这两种自由我们都并不陌生。

◎消极自由:摆脱障碍的自由

第一个维度“消极自由”,是个体活动免于干涉、阻碍、强制和侵犯。如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所说:“自由人就是没戴上镣铐、没被关进监狱、未像奴隶一样处于惩罚恐惧之中的人。”

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在其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中提到在纳粹监狱中获得“自由”的三种方式:放飞想象力、以死解脱、逃跑。前两种没有脱离纳粹的监禁,因此不能算自由人的做法;第三种,是以自由人的身份,争取免于奴役的自由。

同为诺奖得主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一书中指出:某人在行动上有多少条路可供选择,这个问题固然很重要,但与自由不同。自由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行其事,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并根据自己所执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根据别人为实现其意图所设定的强制条件去行动。

在好莱坞大片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是“米兰达宣言”的核心,它承认被逮捕者的沉默权,使被逮捕者不会因为执法者急于破案,而被迫自证其罪,从而避免了刑讯逼供等司法权力的滥用。
 

◎积极自由:实现目标的自由

第二个维度的积极自由,“起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也就是说用自己的意志来做决定,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这个维度的自由,与消极自由被动地“排除干涉”不同,是个体主动掌控自我的行为

积极自由促使我们将自己塑造得更加完美和理想化。为了实现这种更有吸引力的自由的许诺,我们甚至愿意将个人权利让渡于共同体。如此,容易受到欲望支配的“愚蠢的”个人就消失了,“智慧的”“复合型”的共同体,即集体或者国家就出现了。

共同体成为一个高级的行动者,一个排除了个人自然私欲的存在者,自然也就能够实现“积极自由”。这正是卢梭所说的,“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如此一来,当个人自觉服从集体时,个体既是被统治的,但也是自由的。

这样的前景听起来好像很美好,但伯林却警惕道:“这种积极自由的概念,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会导致一种被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政治行为的华丽伪装。”

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纳粹德国等激进革命,正是“积极自由”的发炎红肿,它曾以无比美好的口号,剥夺了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甚至全世界人有限的自由。

对此,阿克顿勋爵不无讥讽地说:“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

因为,“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一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动,同样可以没有限制地侵犯其他人。

消极自由正是建立在对以下两大前提的强调之下:其一,法律;其二,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生命、财产、言论、思想和宗教信仰。

伯林说:“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必须独立于社会控制之外,不管这个保留地多么小,只要有人入侵,都将是专 制。”这就是消极自由的意义。

▲伯林的思想也带有保守主义的色彩

 
选择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伯林“两种自由”的演讲一经发表,就引来了人们的质疑,其中还包括他的好友们——
 
一派以著名评论家斯蒂芬·斯彭德和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质疑伯林从政治上割裂了自由与道义的联系;
 
另一派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批评伯林不应该攻击社会解放,以及由此提高个人自律的理想;
 
还有一派以“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为代表,强调应该有政治精英来“告诉或建议”愚蠢的美国选民来运用和实现他们的自由。
 
......
 
但是,在这场论战中,伯林毫不妥协地赞同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因为,“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与“实现自我”的自由(积极自由)相比,不受他者约束的自由更加迫切,也更加基本。


从政治观上来说,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者所要追求的唯一类型的自由。因为,消极自由要求国家和社会做到不侵入、不妨碍;而对积极自由的追求则会带来谬误和罪恶。

在现实政治中,消极自由回答的问题是“外部的力量会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观;而积极自由回答的是“谁来决定我能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观。

消极的政治观很简单,它有且只有一个功能,套用刘军宁老师的话就是“共同体提供最大限度的消极自由所必需的最低政治条件”。

消极政治观追求的不是至善,而是避免大恶

它不是设想上帝的伊甸园或者哲人王的理想国,而是“以恶制恶”,对人性加以设防;

它实现的不是最优的目标,而是每个个体都能适应其中的规则;

它给不出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也开不出包治百病的神医药方,而是不断调整,不断改进,不断修补。

这种观念下,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政治不是目的,而是工具

消极的政治观警惕人性,但也尊重人性。因此它抛弃了善恶的二元对立,“不轻言大善大恶,大是大非,不把世界看成善与恶之间的殊死搏斗。”所以,消极的政治观就像水一样,顺势而为,利万物而不争。

 
相比之下,积极的政治观却像山一样,是一个伟岸、强硬,喜欢“战天斗地”的形象。
 
积极的政治观追求至善至美,通过理性的规划,完成对人性和社会的全面改造。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说:“以最高的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
 
然而,这些以在“人间建造天国”为使命的政治家,他们所需要的工具,却是一台尽善尽美,却又无所不能的权力机器。
 
结果,在这种积极的政治观下,对政府能力的强调高于对其约束的强调;对其强制力的强调高于对其政治伦理的强调;对其控制个体的强调高于个体对其监督的强调。

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来实施强制,并宣称强制的结果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这是伯林深恶痛绝的概念魔术。而伯林之所以要剖析自由的概念,一个重大的意义在于,揭露这种概念魔术,提醒人们保持警惕,防止悲剧重演。

由此可见,与其说伯林是在阐释自由概念,不如说他在倡导政治观点和政治上的优先项

遗憾的是,像伯林这样清醒而审慎的思想家没有占据时代主流。他被时人嘲讽为一个无害而可敬的老古董,又被今人看作“自由主义的一只已经灭绝的乳齿象”而束之高阁。


今天,当我们一次次惊呼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然而,无论什么形式的“十字路口”,其底色都逃不脱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冲突。观念是有力量的,我们选择相信什么样的观念,就享有什么样的命运,或早或晚正如伯林早就警告我们“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


在自由的天平上,衡量思想的价值

那些最被忽视的观念,往往才是我们当下最为亟需、最有价值的思想;最具根源性的思想,往往才是文明最为基础、不可或缺的根基。

周濂认为,概念细分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效果,它可以帮助我们澄清,由于概念混乱导致的、对相关现实的无视与无知

正是走出了原本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我们才能确信自由背后最值得铭记的价值——“不受强制”。

以“不受强制”的消极自由视角,去审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规则——其意义正是在于对最原初的道德情感、共识和底线的坚守。

正如亚当·斯密曾说过,一个人可以和他人共同感受到某种情感,这种“同情”或者说“共情”的能力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而以此视角去审视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明进程,就会发现,最值得铭记的,恰恰是那些被我们忽视、甚至一度抛弃的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世纪的中国,是奉行“斗争哲学”的世纪,那些改变中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思潮,几乎都沿着积极自由的维度,以真理、正义和自由为旗号,走向积极自由的滥用。

在抛弃传统,与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为主流的氛围下,陈寅恪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揭示出传统思想文化最严重缺失的基因。他首先意识到,若想真正引进自由、独立的精神,就必须使之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


◎容忍即自由:在不惜一切手段地争自由、以斗争求变革的时代环境下,“不宽容”的逻辑四处横溢,弥漫于社会、政治、学术的各个领域。胡适却提出“容忍即自由”(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他意识到,没有容忍的精神作为底线,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就不配争自由。由此,为20世纪、乃至当下时代的中国,提供了最匮乏的精神资源。

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高举自由、幸福等基本价值理想的前提,是守护现代文明所必需的道德底线。

以思想为铭,是唤醒历史记忆,保持文明精进的重要标识。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出“先知文房·黄铜镇尺”,将我们自身文化中,那些守护文明与自由的思想,铭刻于黄铜之上,朝夕砥砺。

黄铜镇尺有“最后的文房贵族”之称。作为“文房珍藏”,除了合适的材质和铭刻的思想,凝聚其中的匠心巧思与工艺,亦不可少。

为了更好的质感,我们寻找到工艺美术大师吴德寅先生,精心设计;以与昔年一击惊人的2008年奥运缶一脉相承的工艺,制作打磨;历经11道古法工序潜心雕琢,只为了与它承载的价值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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