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敬畏思想家

敬畏思想家

文：陈乐民

选自：《启蒙札记》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的“第十二封信”：“谈掌玺大臣培根”中开头两段话，人们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还是应该把这两段话的中译文按原样抄下来：

“不久以前，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恺撒、亚历山大、铁木真、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

“有人回答我，一定是牛顿。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而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自从上世六十年代初，伏尔泰的《哲学通信》首次译成中文并出版以来，这两段话一直时不时地出现在脑际，先是感到这些话的刻削奇崛，也感觉到相当大的震撼。随着岁月流动，世事多变，个人年龄增长，阅历渐深，便越觉得这些话的深刻。

我马上就八十岁了。老天留给我的时间越短，就愈感到“思想”和“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分量，因而也就为在一生中有多长的时光等于“无效劳动”而遗憾。“经验”总是可贵的，但也很可能是“混日子”的“经验”。

不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这样问题：康德与曾对他尊崇一时的“开明君主”腓特烈大帝，哪个更伟大？回答是康德的伟大不知要超过大帝多少倍。为什么？因为，腓特烈大帝一死，他的功绩也便随他而去；但康德却是永恒的。“思想”经过历史时光的淘洗，反过来会教训未来的历史，这是思想家的“特产”。

我喜欢引用康德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五年前的这段“预见”：

“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在说这些话时，康德还没有经历过疾风骤雨式的革命，但作为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家，他深知“思想革命”的艰难。康德以后的革命都证明了康德的预见性。革命后的新偏见不是可能以革命的名义、以新的方式愚弄民众么？

黑格尔与他曾折服的拿破仑，哪个更伟大？年轻的黑格尔看到横刀立马的拿破仑，脑子里闪出的是拿破仑背负着“世界精神”的英姿，黑格尔对他佩服得五体地。他的哲学成熟起来之后，“世界精神”转回他的内心，在大学讲授影响及于今日的“哲学全书”和“法哲学原理”时，拿破仑的战绩和败绩虽仍可使史家不断咏叹，但比起思想巨人黑格尔来，已经是很渺小的了。

思想家的影子可以拖得很长，而腓特烈大帝、拿破仑皇帝等等，相比之下，不过是庞大的侏儒而已。

然而，可称之“思想家”的人并不是天天都有的。随时出现的思想火花，也可以炫人耳目、沁人心脾于一时，这在任何时候都不短少，但要提出历史性的警世之见，却没有那容易。

说句没有边际的话，二十世纪风云变幻，雄踞舞台上的英雄和枭雄不知凡几，却还没有发现康德、黑格尔式的思想家。二十一世纪呢？

二00八年五月十七日

陈乐民先生是“一身跨两代”之人，既是“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又是“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在他这代人身上，无论是新旧冲突还是新旧调适，都表现得非常“典型”。

因此，“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他们一直想要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纠葛与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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