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商业文明和法治，光鼓吹道德，社会肯定乱套

没有商业文明和法治

光鼓吹道德 社会肯定乱套

文：叶克飞

“人如何过上良好生活”，这是不同时代的人都会问出的同一问题。

“现代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也很关心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他看来，优秀的人格因审慎、自制、公正和仁慈而出类拔萃——这些都是自古典时代以来便广受推崇的品质。而要过上良好生活，不仅要培养这种人格，还要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要行动和省思，以中立的视角看待自己。重要的是，斯密面向的不是古典城邦社会，而是回馈自利胜于德性的现代市场社会。

“自利胜于德性”，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基础。很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对此仍然不能理解。“自利”并不是贪欲，简单点说，就是一个鼓励自由市场经济，每个人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价值的社会，肯定优于一个“道德压倒一切”的社会。

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说一个将道德放在最高标准的社会，肯定是糟糕的社会，就像鲁迅说礼教里只有“吃人”二字一样，礼教所维护的不过是压迫。人类步入现代文明后，“仓廪实”和“衣食足”就是知礼节与荣辱的门槛。许多人动辄说经济不好的地方，政府也相对观念陈旧，各方面不够规范，同样道理，哪有什么穷又干净的时代呢？那肯定是骗人的。

相反，一个提倡“自利”的社会，尊重市场的社会，它要想维系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转，保障每个人的自我奋斗，就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法治实现了，社会风气自然就会好。现代社会从没有哪个国家，在法治不到位的情况下，能靠鼓吹道德让社会变好。

美国学者莱恩·帕特里克·汉利在《伟大的目标》中剖析了斯密的哲学理论，探究的恰恰是经济与自利，社会与个人生活之间的联系。他写道：

“斯密说，在自利天性的引导下，人们应追求的是‘自己的福祉’。这也是自利天性为人类指明的首要关切之所在：自利的天性让我们着力于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尤其是那些维持身体机能和生命延续所需的基本条件。他后来用更明确的语气提出了这一点：‘在我看来，保全自我身体的完好健康，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个人的首要关切。’关键理念在于个人责任，即相信每个人都是自身福祉的最佳管理者，并希望人们尊重每个人作为自身福祉最佳管理者的地位。”

如今许多人认为，社会本质是零和游戏，你赚了钱意味着别人亏了钱，你阶层上升意味着别人下降。这显然仍然是一种“争做人上人”的思维，并非文明社会的思维。斯密就坚决不认为个人与个人的福祉间存在零和关系，他认为：

“如果我知道你日子过得很差，我自己也不可能全然幸福。斯密认为，即便世界上最为自利的人，也无法逃脱这种关怀他人的天性。一种好的生活是具有统一性的生活，是一种能将自我的不同组成部分汇聚并整合起来的生活。”

同时，斯密认为“内心平静是幸福的基础”，这绝不是一句心灵鸡汤，更不是某些人理解的“适应社会”与“放下”。因为斯密认为“这种平静必须能与我们追求愉悦的天性相符合，才能达到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说，许多将生活理解为“委曲求全”、“将就一下有什么不行”的人，无法理解斯密，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幸福。

汉利这样描绘斯密的人生：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在爱丁堡以北不远处的海滨城镇柯科迪（Kirkcaldy）。因为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离开人世，斯密早年是由他虔诚而亲切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在当地的堂区学校接受了高素质的早期教育之后，他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就读并完成了本科学业。这一时期为他授课的人包括他最敬爱的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后者在今天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头衔广为人知。1740年，在完成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后，斯密得到一份奖学金，到牛津大学继续学习，以为之后成为牧师做准备。但他对牛津大学感到失望，于1746年回到了苏格兰。

“回到苏格兰以后，斯密没有成为教会神职人员，走上牧师之路，而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修辞学的公开讲座。这些讲座为他赢得了名声，让他有资格成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席位的候选人，并在1751年正式开始任教。在格拉斯哥大学，斯密的授课范围广泛，包括修辞学、文学、自然神学、逻辑学与法律学，但他的名声主要来自道德哲学授课。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既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也表现出了作为行政管理者的才能，直到他在1764年辞去教职，为巴克卢公爵担任随行私人教师。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斯密作为公爵在欧陆转游期间的指导者待在法国。这是斯密一生中唯一一次离开不列颠出海旅行，对热爱法国文化的斯密意义非凡，他在这趟旅程中还有机会与当时法国启蒙运动的许多领军人物进行当面交流。”

正是在法国逗留期间，斯密开始撰写一本著作，“1766年回到苏格兰之后，这本书的写作还将占据他长达十年的时间。”在这本著作付梓之后，斯密来到爱丁堡成为一名负责为王室征收关税的文职官员，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去世。在寓居爱丁堡期间，斯密过着幸福的知识分子生活，他与朋友们欢聚，在家中（他与母亲和表弟住在一起）接待访客。

在《国富论》中，斯密坚定反对重商主义，并展现了他对“天然自由体系”之效率优越性的信念，“这部著作也正是作为对这一体系的辩护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名声。因此，在一代又一代经济学者眼中，亚当·斯密的名字都与对分工劳动在生产效率上的优势，自由贸易之下买卖双方（也包括国家）的互惠互利，以及警惕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等原则的辩护联系在了一起。”

但对于汉利来说，他要研究的是《道德情操论》。斯密强调的美德，并不是过上良好生活的充分条件。所以：

“为了培养上述美德，人们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这尤其要求我们与自我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这样一来，我们不但可以用一种崭新的中立视角看待自己，也能从中学会以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

斯密理论中最发人深省的一点，是他洞悉资本主义的心性能维护社会伦常，但又构成腐蚀道德情感的症结。就如汉利所言：

“商业社会的价值首先来自其改善穷人处境，为最困苦之人带来尊严的能力。财富满足了想象赋予我们的欲求，却无法给我们以身体所寻求的‘安适’，也无法给我们以心灵所寻求的‘平静’。如果这是对的，商业活动最终就只能满足我们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需求与欲望。”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斯密看来，公民的这种自我审视能力构成了一个自由商业社会的存在基础。”也就是说，《国富论》中描绘的以经济个体自利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与《道德情操论》的价值体系其实相一致。

亚当·斯密被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是与洛克、孟德斯鸠齐名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者。然而，亚当·斯密遭遇的误解，与他收获的尊崇，可以说等量齐观。

◎误解一：认为斯密只是一个冰冷的经济理论家

由于经济学“理性计算”的印记太深入人心，作为经济学之父的斯密，常常被误解为理性、冰冷，但事实上，斯密首先是一位道德哲学家。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了十年的道德哲学教授。他涉猎极广，在政治学、修辞学、法学上都有贡献。在出版那本声名遐迩的《国富论》之前，早就出版了更为重要的《道德情操论》。甚至在弥留之际，斯密还强调：在自己的墓碑上，一定要将《道德情操论》排在《国富论》之前。

可见，斯密的经济学，是伦理道德之上的市场经济，而非冰冷野蛮的竞技场。

◎误解二：认为《国富论》只适用于过去，不适用于现代

《国富论》给现代商业文明划定了最基本的原则，奠定了经济学的研究基调，因此被称作“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规模宏大、论点广博的《国富论》，远非耳熟能详的“自由竞争理论”和“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国富论》首先是对“看得见的手”的警惕。

然而，20世纪的“大萧条”之后，斯密《国富论》一书中的秩序与理念不断被侵蚀，到今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未成为斯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区，而这，恰恰是今天亟须重读《国富论》的根本原因。

◎误解三：认为《道德情操论》与经济无关，不值得一看

对斯密所有的误解，都源自学界讨论最多的“斯密悖论”。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人在市场中是“利己”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又认为人在社会中是“利他”的。

但实际上，斯密 “看不见的手”的原理，首次出现在《道德情操论》中。《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前提，两者的关系，阐明了斯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法律和道德，才是市场正常运转的前提。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专业的细化、学科的壁垒，也导致斯密的思想被割裂成“无法调和”的矛盾。

误解斯密，导致我们以为市场冷血、人性割裂，以为市场与社会遵循的是两套相悖的逻辑。进而，将魔鬼与上帝混为一谈，甚至奉魔鬼为上帝，而这正是一切危机和灾难的源头。

因此，萧条、动荡似乎要卷土重来的今天，重读斯密，回到斯密，不仅是走出知识误区，更是寻求改革共识，汲取国家自由繁荣密码的努力。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亚当·斯密”三书。包括亚当·斯密的成名作《国富论》，被忽视的《道德情操论》，以及最经典的传记《亚当·斯密传》。三本书均为精选经典版本，从经济、伦理、人物生平视角，重读亚当·斯密。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

本文转载自”欧洲价值“，作者叶克飞，感谢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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