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

錢穆先生

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

（一）

一民族文字文学之成绩，每与其民族之文化造诣，如影随形，不啻一体之两面。故觇国问俗，必先考文识字，非切实了解其文字与文学，即不能深透其民族之内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欲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之独特与优美，莫如以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为之证。

中国文字由于中国民族独特之创造，自成一系，举世不见有相似可比拟者。而中国文学之发展，即本于此独特创造之文字，亦复自成一系，有其特殊之精神与面貌。即论其语文运用所波及之地域，及其所绵历之时间，亦可谓举世无匹。

姑就尽人皆晓者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已是三千年前之诗歌。"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此亦是三千年前之史记。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乃二千五百年前一圣人之言辞。"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此亦二千三百年前一哲人之著作。"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此又二千三百年前哲人之对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又二千数百年前一哲人之格言。诗、书、论、孟、老、庄，为中国二千年来学者尽人必读之书。即在二千年后之今日，翻阅二千年前之古籍，文字同，语法同，明白如话，栩栩如生，此何等事！中国人习熟而不察，恬不以为怪。试游埃及、巴比伦，寻问其土著，于彼皇古所创画式表音文字，犹有能认识能使用者否？不仅于此，即古希腊文、拉丁文，今日欧洲人士能识能读者又几？犹不仅于此，即在十四五世纪，彼中以文学大名传世之宏著，今日之宿学，非翻字典亦不能骤晓也。

中国人最早创造文字之时间，今尚无从悬断。即据安阳甲骨文字，考其年代已在三千年以上。论其文字之构造，实有特殊之优点，其先若以象形始，而继之以象事（即指事），又以单字相组合或颠倒减省而有象意（即会意）。复以形声相错综而有象声（即形声，或又称谐声）。合是四者而中国文字之大体略备。形可象则象形，事可象则象事，无形事可象则会意，无意可会则谐声。大率象形多独体文，而象事意声者则多合体字。以文为母，以字为子，文能生字，字又相生。孳乳寖多，而有转注。转注以本意相生，本意有感不足，则变通其义而有假借。注之与借，亦寓乎四象之中而复超乎四象之外。四象为经，注借为纬，此中国文字之所谓六书。一考中国文字之发展史，其聪慧活泼自然而允贴，即足象征中国全部文化之意味。

故中国文字虽原本于象形，而不为形所拘，虽终极于谐声，而亦不为声所限。此最中国文字之杰出所在。故中国文字之与其语言乃得相辅而成，相引而长，而不至于相妨。夫物形有限，口音无穷。泰西文字，率主衍声。人类无数百年不变之语言，语言变，斯文字随之。如与影竞走，身及而影又移。又如积薪，后来居上。语音日变，新字叠起。文字递增，心力弗胜。数百年前，已成皇古。山河暌隔，即需异文。欧洲人追溯祖始，皆出雅里安种。当其未有文字之先，业已分驰四散，各阅数千年之久。迨其始制文字，则已方言大异，然犹得追迹方言，穷其语根，而知诸异初本一原。然因无文字记载，故其政俗法律，风气习尚，由同趋异，日殊日远。其俗乃厚己而薄邻，荣今而蔑古，一分不合，长往莫返。

至于中国，文字之发明既早，而语文之联系又密。形声字，于六书占十之九。北言河洛，南云江漾，方言各别，制字亦异。至于古人言厥，后世言其。古人称粤，后人称曰，亦复字随音变，各适时宜。故在昔有右文之编，近贤有文始之缉，讨源文字，推本音语。故谓中国文字与语言隔绝，实乃浅说。惟中国文字虽与语言相亲接，而自具特有之基准，可不随语言而俱化，又能调洽殊方，沟贯异代，此则中国文化绵历之久，镕凝之广，所有赖于文字者独深也。

（二）

中国文字又有一独特之优点，即能以甚少之字数而包举甚多之意义。其民族文化绵历愈久，镕凝愈广，而其文字能为之调洽殊方，沟贯异代，而数量不至于日增，使其人民无不胜负荷之感，此诚中国文字一大优点。考之《说文》，如曰："骘，牡马也。"今则径称牡马。又马一目白曰，今径称马一目白。又马浅黑色曰騩，今则径称马色浅黑。又马衔脱曰骀，今径称马衔脱。牧马之苑曰駉，今径称牧马苑。此类不胜枚举。古言牡马声若郅，故特象声造此骘字。后世语变，只称牡马，或曰雄马、公马，则骘语既废，骘字亦不援用。此因语言之变，自专而通，而文字随之简省，其例一也。

又如《方言》："亟、怜、怃，爱也。东齐海岱之间曰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相敬爱谓之亟；陈楚江淮之间曰怜；宋卫邠陶之间曰怃或曰。又如眉、梨、耋、鲐，老也。东齐曰眉；燕代之北鄙曰梨；宋卫兖豫之内曰耋；秦晋之郊，陈兖之会曰耇鲐。"夫爱而曰亟，老而曰梨，倘各依方言，自造新字，则文字既难统一，而方言亦且日淆。因中国早臻一统，能以政治握文字之枢纽。周尚雅言，秦法同文，于是亟、怜、怃，必曰爱。眉、梨、耋、鲐，必曰老。文字不放纷，语言亦随之凝聚。今虽遐陬僻壤，曰爱、曰老，无不晓领。以文字之明定，驭语言之繁变。故今中国虽广土众民，燕、粤、吴、陇，天旷地隔，而文字无不一致。抑且语言亦相通解。凡《尔雅》、《方言》之所载，转注互训之所通，约定俗成，渐趋一致，此又语言之变，自别而通，而文字随之简省，其例二也。

由第一例言之，后世有事物新兴，而必有新兴之言语。轮船铁路，电影飞机，凡此之类，即以旧语称新名。语字不增，而义蕴日富。近人有谓当前事物，求之雅言，皆有相应字语可以借用，如车轮外胎，寻之古文，曰、曰辋。车行暂止，曰辍。然今直言车胎，或曰橡皮车胎，不必复用古文辋诸字，又不必别创橡辋橡之名。更不必为橡皮车胎另造新字。至车行暂止，则直言车站，不必假借辍字，更不必再制新字。此见中国语言文字之简易而生动。辍之与未必雅，车站车胎未必俗。盖中国语字简洁，一字则一音，一音则一义。嗣以单音单字，不足济用，乃连缀数字数音，而曰车站，曰橡皮车胎，即目之为一新字亦无不可也。如此连缀旧字以成新语，则新语无穷，而字数仍有限，则无穷增字之弊可免。抑且即字表音，而字本有义，其先则由音生义，其后亦由义缀音。如是则音义回环，互相济助，语音之变不至于太骤，而字义之变又不至于不及。此中国文字以旧形旧字表新音新义之妙用一也。

惟其音义回环相济，故方言俗语，虽亦时时新生，而终自环拱于雅文通义之周侧，而相去不能绝远，逡巡既久，有俗语而上跻雅言之列者，有通文而下降僻字之伍者。故中国文字常能消融方言，冶诸一炉。语言之与文字，不即不离，相为吞吐。与时而俱化，随俗而尽变。此又中国文字不主故常，而又条贯如一，富有日新，而能递传不失之妙用二也。

（三）

世界各民族最古文字，主要有埃及、巴比伦、中国三型。其先皆以象形为宗，然就此三者之体制而较论之，则实以中国文字为最优。巴比伦楔形文字，尽作尖体，纵横撇捺，皆成三角，又一切用直线，如手字作，日字作，颇难繁变。埃及文则竟如作画，其文字颇未能脱离绘画而独立。中国文字虽曰象形，而多用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较之埃及，灵活超脱，相胜甚远。而中国线条又多采曲势，以视巴比伦专用直线与尖体，婀娜生动，变化自多。巴埃文字既难演进，则惟有改道易辙。故象形之后，皆继之以谐声。然巴埃之谐声字复与中土形声有异，巴埃谐声特如画谜，画谜以图代字，某字有若干音，就用若干同音物象拼合之。姑以中国语作例为说，如造杀字，则画上狮下鸭二形，狮鸭切声杀，此则狮鸭两形仅等于一音符，不复是图像。然其语言，不受文字控制，则不能如我之简洁，一字多音，则借图谐声，其道亦苦。巴埃文字，演进不深，职由此故。今所知者，埃及才有千余字。亚述亦尔。而中国殷墟龟甲出土者逾十万片，略计字数当在四千以上。此则我皇古先民仓、诵圣智，艺术聪颖，胜越巴埃之一证也。

盖中国文字虽曰形符，实多音标。而形声会意，错综变化，尤臻妙境。姑举古声之一例言之。大抵古语作辟音者，皆有分开在旁之意，故臂，上肢在身两旁也。壁，室之四旁也。擘，大指独分一旁也。躄，下肢离披不良于行也。擗，以手裂物分两旁也。劈，刀剖物开也。襞，布幅两旁相缝叠也。璧，玉佩身旁也。嬖，女宠旁侍也。僻，屏开一边，侧陋邪僻，不在正道也。闢，门开两旁也。避，走向旁去也。譬，以旁喻正，使人晓了也。癖，宿食不消，僻积一旁也。又嗜好所偏也。故凡形声字，声亦有义，形声实亦会意也。再进言之，声相通转，义亦随之，如辟通边，边通旁，又通偏，故通其声斯识其义。凡谓中国文字仅为一种形符者，皆不识中国文字之荒言也。

巴埃古文字，窒于演进，于是有腓尼基人变其趋向，不用字母集合，而用分音集合。借形定声，拼声成字。希腊人袭其成法，以子母音相配，遂为近代欧洲文字之肇始。故希腊人非能自创文字，特承袭之于腓尼基。腓尼基人亦非能自创文字，特承袭之于埃及与巴比伦。巴埃古文字已途穷路绝，而腓尼基变之，然其初则商人用于账簿作记号而已。然既易新辙，其事乃突飞猛进，迥异故态。文字随语言而转化，于是乃得与年与境相逐尽变。最近数百年来，欧西诸邦，各本其方言竞创新字，相去不百里而文字相异，抑且相去不百年而文字又相异。其字数之激急增加，若足以适应于社会事物之日新无穷，而又简易敏疾，明白准确，足以尽其记录传达之功用。就英文言，其普通字书，所收单字，常逾四五万。而回顾吾国则三千数百年以前，即就贞卜文字言，已有四千字之多，乃秦汉一统，李斯之《仓颉》，赵高之《爰历》，胡毋敬之《博学》等篇，都其文字，不过三千三百。下逮东汉许叔重撰集《说文解字》，所收字数，乃及九千三百余文。若去其所谓重字一千一百余，则仍仅八千余字。然此乃字书，体尚广搜。纵有逸文，殊不能多。民国以来，《中华大字典》所收四万余字。然亦备存体制，非关实用。清乾隆朝武英殿聚珍版，先刻枣木活字，共约六千数百字。四库巨著，唐宋鸿编，所用文字，约略可包。至于今日社会俗用，则一千二百字便绰有余裕矣。或者遂疑中国文字本体有缺，不便演进。不悟中土造字，轨途本宽。四象六书，格律精妙，明其条例，可应繁变，随时增创，不待仓、诵。故膏易为糕，饧转为糖。比如迹、蹟、谋，虽分雅俗，要皆别造。秦皇改皋为罪，宋帝改騧为，此等事例，不胜罗举。则中国文字实非增创之难，乃由中国文字演进，自走新途，不尚多造新字，重在即就熟用单字，更换其排列，从新为缀比，即见新义，亦成为变。故谓中国文字仍以单字单音为用者，是又不识中国文字之荒言也。

（四）

或疑中国文字不适于科学发展，其实中国科学亦别有发展。其文字构造，亦即一种科学也。又如以中国文字翻译欧西科学，亦绝不见困难扞格。或疑中国文字不适于哲学思辨，此乃中西文化根本一异，非中国思辨无逻辑，乃中国人之思辨逻辑，自与欧人有不同。今以中国文字翻译欧西古今哲人著作，亦非不能明达尽意。或疑中国文字不适于群众教育，则当知中国教育不普及，仍自另有因缘，非关文字艰深。昔寓北平，有所谓小报者，车夫走卒，人手一纸，销售甚广。顷来川中，乡农村老，亦多能识字作浅易书简者。此等皆受村塾旧式教育，历岁无多。若谓其下笔不能文从字顺，又不能阅读高文典册，则西国教育普及，其国民入学读书七八年，如英美诸邦，入其乡僻，亦复拼音不准确，吐语不规律者比比皆是。彼中亦自有高文典册，虽近在三四百年间，即如莎翁戏剧，英伦伧粗，岂尽能晓？若中国经济向荣，国家积极推行国民教育，多培良师，家弦户诵，语文运用，岂遽逊于他邦。欧语同一根源，英人肄法文，法人习德语，寒暑未周，略能上口。骤治华籍，惊诧其难。今中土学者，群学西文，少而习之，朝勤夕劬，率逾十载，其能博览深通，下笔条畅者，又几人乎？今既入黉序，即攻西语，本国文字，置为后图，故书雅记，漫不经心。老师宿儒，凋亡欲尽，后生来学，于何取法？卤莽灭裂，冥行摘埴，欲求美稼而希远行，其犹能识字读书，当相庆幸。而尚怪中国文字之艰深，遂有倡废汉字，创造罗马拼音者，呜呼！又何其颠耶？

（五）

其次请论文学。中国民族素好文学。孔子删诗，事不足信。然当时各国风诗，亦决不尽于今《诗经》十五国风之所收，即《左传》所载可证。而十五国风所载各诗，凡以登之庙堂，被之管弦，则殆已经王朝及各国士大夫之增润修饰，非复原制。故此十五国风，以今地言之，西逾渭至秦，东逾济达齐，南逾淮至陈，北逾河至唐，分布地域，甚为辽阔。而风格意境，相差不太远，则早已收化一风同之效矣。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是知文学趣味之交会，亦即当时国际沟通一大助力也。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当时声诗一贯，所谓十五国风，乃与雅颂同一雅言，同一雅乐，固已经一番统一之陶铸，而季子闻乐知俗，则此十五国风，仍未脱净风土气味也。然循此而往，中国文学之风土情味日以消失，而大通之气度，日以长成。虽亦时有新分子渗入，如汉、淮、江、海之交，所谓楚辞吴歌，此乃十五国风所未收，而战国以下崛起称盛。然骚赋之与雅诗，早自会通而趋一流。故楚辞以地方性始，而不以地方性终，乃以新的地方风味与地方色彩融入传统文学之全体而益增其美富。《汉书·艺文志》载，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坂歌诗一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诗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此所谓汉乐府，亦即古者十五国风之遗意，亦自不脱其乡土之情味与色调。然当时文学大流，则不在风诗而在骚赋。魏晋以下诗人模拟乐府旧题者绵缀不绝。此如汉人之效为楚辞，前此地方性之风味，早已融解于共通之文学大流，实不在其能代表地方性，而尤在其能代表共通性。此即所谓雅化也。若以今人观念言之，则中国人之所谓雅，即不啻今日言国际文学与世界文学也。而中国人之所谓俗，实即相当今日所谓之民族文学与国别文学。

鄂君子晢泛舟新波，越人拥楫而歌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曰："吾不知越歌，试为我楚说之。"乃召译使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此所谓越歌而楚说之者，其实即俗歌而雅说之者也。当是时，楚已雅化而越仍随俗，继此以往，则越亦雅化。故中国文学乃以雅化为演进，而西洋文学则以随俗而演进。彼之越人，自随其俗，自制新字，而歌俗歌，不求于楚说。故使今人不识古语，英人不通法字，其近代各国乡土文学之开始，先后略当中国明代嘉、隆、万历之际，则如中国人治文学而推极祖始于归有光、王世贞诸人而已。今若为中国人讲文学而命其自限于归、王以下，岂所心甘。且不仅此也，苏格兰人有以苏格兰方言写诗，而英人或称之为半外国的。法国南方诗人用其旧省土语写诗，而法人不认以为法诗人。可知中国文学上之尚雅化，其事岂可厚非。

（六）

中西文学异征，又可以从题材与文体两端辨之。西方古代如希腊有史诗与剧曲，此为西方文学两大宗，而在中土则两者皆不盛。此何故？曰，此无难知，盖即随俗与雅化两型演进之不同所致也。荷马略当耶稣纪元前九世纪，适值中国西周厉宣之际。其时希腊尚无书籍，无学校，无戏院，亦尚无国家，无市府。"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荷马当时，亦复如是。若在中国，则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六月、采芑、车攻、吉日、鸿雁、庭燎、斯干、无羊，风雅鼓吹，斯文正盛。中国当大一统王朝中兴之烈，其文学为上行。希腊在支离破碎，漫无统纪之时，其文学为下行。故中国古诗亦可以征史，而史与诗已分途。希腊则仅以在野诗人演述民间传说神话而代官史之职，此一不同也。循是以下，不数百年，孔子本鲁史为《春秋》，左丘明聚百二十国宝书成《左传》，其时中国史学已日臻光昌，而诗书分科，史之与诗，已有甚清晰之界线。《荷马史诗》之写定年代，今虽无从悬断，虑亦不能与此大相悬绝。正以中国早成大国，早有正确之记载，故如神话剧曲一类民间传说，所谓齐东野人之语，不以登大雅之堂也。

其后中国大一统局面愈益焕炳，文化传统愈益光辉，学者顺流争相雅化。荆楚若较迟，观于今传楚辞，南方神话传说，可谓极盛。然楚骚亦复上接风诗之统，盖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莫不随俗味薄而雅化情深。故楚辞终为中国古代文学一新芽，终不仅以为楚人之辞而止。下逮汉初，蜀中文化亦辟。今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所载，其风土神话，亦殊玮瑰绝丽。然以司马相如不世卓荦之才，终亦不甘自限于乡土，未尝秉笔述此以媚俗。必远游梁国，一时如齐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诸侯游士皆萃。相如既得与居数年而著子虚之赋，遂卓然成汉赋大国手。若使相如终老临邛成都间，不事远游，不交东方学士，不寄情于雅化，自以蜀语说蜀故而媚于蜀之乡里，则适成其为一蜀人而已矣。苟蜀人群相慕效，则流风所被，亦将知有蜀不知有中国，蜀人早为夜郎之自大矣。蜀之先有楚，楚之先有齐，若复一一如此，则齐楚亦夜郎也。中国皆夜郎，则中国常此分裂，常此负隅，亦如今西欧然。越歌不楚说，蜀才不东学。随俗而不雅化，固非中国人之所愿，然则纵使有负鼓盲翁如荷马其人者，生于斯时，挟其齐谐志怪之书，遍历三齐七十余城，歌呼淋漓，绘声绘色，亦仅如下里巴人，而不能为阳春白雪。俗人护之，雅士呵之，若之何而牢笼才杰，播为风气，而成其为文学之正统乎？

戏剧之不盛于中国，其理亦尔。伊士奇悲剧第一次获奖之年，正孔子自卫返鲁之岁（西元前四八四）。孔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雅典文明，即限以雅典一城为中心。文学家之戏院，犹之政治家之演说台，其所能邀致之听众有限。春秋时未尝无优伶，优孟衣冠，惟妙惟肖，亦足感悟于楚王，而有其所建白。然志在行道天下者，则于此有所不暇、不屑，故在西土其文化常为中心之密集，在东方则常为外围之磅礴，惟其为中心之密集，故其文人之兴感群怨，亦即专注于此密集之中心。雅典有戏剧作家端由是起。惟其向外磅礴，故其文化空气不免广而稀，则一时文人之兴感群怨，自不甘自限于此稀薄疏落之一隅，而不得不总揽全局，通瞰大体。具体乃剧曲所贵。故亚里斯多芬之喜剧，乃即以同时人苏格拉底为题材。若在中国，则临淄剧情不习熟于咸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局于偏方，格于大通，诚使中国有伊士奇、斯多芬，斯亦一乡里艺人而已。彼且终老于社庙墟市间，徒供农夫野老市侩走卒之欣赏而赞叹，流连而绝倒。纵其翱翔都邑，揖让王侯，简兮简兮，亦非贤者所安。故中国民族文学之才思，乃不于戏剧见之也。

然则中国文学之取材常若何？曰，西方文学取材，常陷于偏隅，中国文学之取材，则常贵于通方。取材异，斯造体亦不同。以民间故事神话为叙事长诗，为剧本，为小说，此西方文学之三大骨干，在中国亦皆有之，而皆非所尚。中土著述，大体可分三类：曰，史；曰，论；曰，诗。中国人不尚作论，其思辨别具蹊径，故其撰论亦颇多以诗史之心情出之，北溟有鱼，论而近诗。孟子见梁惠王，论而即史。后有撰论，大率视此。诗史为中国人生之轮翼，亦即中国文化之柱石。吾之所谓诗史，即古所谓诗、书。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絜静精微，则为易教。诗书之教可包礼乐，易则微近于论。木落而潭清，归真而返樸，凡不深于中国之诗与史，将不知中国人之所为论。史籍浩繁，史体恢宏，旁览并世，殆无我匹。中国民族之文学才思其渗透而入史籍者，至深且广。今姑不论而论诗。诗者，中国文学之主干。诗以抒情为上。盖记事归史，说理归论，诗家园地自在性情。而诗人之取材，则最爱自然。宇宙阴阳，飞潜动植，此固最通方，不落偏隅之题材也。然则风花雪月，陈陈相因，又何足贵？不知情景相融，与时俱新。有由景生情者，有由情发景者。故取材极通方，而立意不蹈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杨柳之在诗三百，固屡见不鲜。然后人曰："忽见陌头杨柳色"，此又一杨柳也。"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又一杨柳也。中国诗人上下千万数，诗集上下千万卷，殆无一人不咏杨柳，殆无一集无咏杨柳诗。然不害光景之常新。"月出皎兮"，月之在诗三百，又屡见不鲜。然后人曰："明月出天山"，此又一月也。"暗香浮动月黄昏"，此又一月也。诗人千万数，诗集千万卷，何人不咏月，何集不有咏月诗？然亦不害其光景之常新。天上之明月，路旁之杨柳，此则齐秦燕越，共睹共晓，故曰，通方也。次乎自然则人事。即如萧选所分诸类，如燕饯，游览、行旅、哀伤，大率皆人人所遇之事，亦人人所有之境，则亦通方也。否则如咏史、咏怀，史既人人所读，怀亦人人共抱。要之，其取材皆贵通国通天下，而不以地方为准。

（七）

中西文学萌茁，环境之不同，精论之，则有影响双方文学家内心情感之相异者。文学必求欣赏，要求欣赏对象之不同，足以分别其文学创造之路径。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非郢人则匠石无所运其斤。文学亦然。文学萌茁于小环境，故其作者所要求欣赏其作品之对象，即其当身四围之群众。而其所借以创作之工具，即文学，又与其所要求欣赏对象之群众所操日常语言距离不甚远。故诸作家常重视现实，其取材及表达，常求与其当身四围之群众密切相接。因此重视空间传播，甚于其重视时间绵历。一剧登台，一诗出口，群众之欢忻赞叹，此即彼之钟子期与郢人也。而所谓藏诸名山，传诸其人，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此乃中土所尚。因其文学萌茁于大环境，作者所要求欣赏其作品之对象，不在其近身之四围，而在辽阔之远方。其所借以表达之文字，亦与近身四围所操日常语言不甚接近。彼之欣赏对象，既不在近，其创作之反应，亦不易按时刻日而得。因此重视时间绵历，甚于重视空间散布。人不知而不愠，以求知者知。钟子期之与郢人，有遥期之于千里之外者，有遥期之于百年之后者。方扬子云之在西蜀，知有司马相如耳。故司马赋子虚、上林，而彼即赋长杨、羽猎。及久住长安，心则悔之，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于是草《太玄》模《周易》，曰："后世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其所慕效者在前世，其所期望者在后世。下帘寂寂，斯无憾焉。若演剧之与唱诗，则决不能然。苟无观者何为演？苟无听者何为唱？故而西方文学家要求之欣赏对象，即在当前之近空，而中国文学家要求之欣赏对象，乃远在身外之久后。此一不同，影响于双方文学心理与文学方法者至深微而极广大。故西方文学尚创新，而中国文学尚传统。西方文学常奔放，而中国文学常矜持。阮籍孤愤，陶潜激昂，李白豪纵，杜甫忠恳，而皆矜持，尊传统。所谓纳之轨物，不失雅正。故西方文学之演进如放花炮，中国文学之演进如滚雪球。西方文学之力量，在能散播，而中国文学之力量，在能控搏。此又双方文学一异点也。

古者声诗一贯，诗三百皆以被管弦。而颂之为体，式舞、式歌，犹演剧也。然声常为地域限。强楚人效北音，强齐人效西音，终非可乐。故自汉而后，乐府亦不为文学正宗，而音乐之在中国亦终不能大盛。魏晋而下，钟王踵起，书法大兴。书法固不为地域限，虽南帖北碑，各擅精妙，而结体成形，初无二致。抑且历久相传，变动不骤。故中国文人爱好书法，遂为中国特有之艺术，俨与音乐为代兴。学者果深识于书法与音乐二者兴衰之际而悟其妙理，则可以得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趣，而中国文学演进之途径，亦可由此相推而深见其所以然之故矣。

(八)

然所谓中国文学贵通方，非谓其空洞而无物，广大而不着边际。谓中国文学尊传统，亦非谓其于当身四围漠不经心。中国文人常言文以载道，或遂疑中国文学颇与现实人生不相亲。此又不然。凡所谓道，即人生也。道者，人生所不可须臾离，而特指其通方与经久言之耳。夫并论中西，非将以衡其美丑，定其轩轾。如实相比，则即彼而显我，拟议而易知也。谓西方文学有地方性尚创新，非谓其真困于邦域，陷于偏隅，拘墟自封，花样日新，而漫无准则也。谓中土文学贯通方尊传统，亦非谓其陈腐雷同，无时地特征，无作者个性也。盖西方文学由偏企全，每期于一隅中见大通。中土文学，则由通呈独，常期于全体中露偏至。故西方文学之取材虽具体就实，如读莎士比亚、易卜生之剧本，刻画人情，针砭时滞，何尝滞于偏隅，限于时地？反观中土，虽若同尊传统，同尚雅正，取材力戒土俗，描写必求空灵，然人事之纤屑，心境之幽微，大至国家兴衰，小而日常悲欢，固无不纳之于文字。则乌见中土文学之不见个性，不接人生乎。今使读者就莎士比亚、易卜生之戏剧而考其作者之身世，求见其生平，则卷帙虽繁，茫无痕迹。是西方戏剧虽若具体就实，而从他端言之，则又空灵不著也。若杜甫、苏轼之诗，凡其毕生所遭值之时代，政事治乱，民生利病，社会风习，君臣朋僚，师友交游之死生离合，家人妇子，米盐琐碎，所至山川景物，建筑工艺，玩好服用，不仅可以考作者之性情，而求其歌哭颦笑，饮宴起居，嗜好欢乐，内心之隐，抑且推至其家庭乡里，社会国族，近至人事，远及自然，灿如燎如，无不毕陈，考史问俗，恣所渔猎。故中国文学虽曰尚通方、尚空灵，然实处处着实，处处有边际也。

（九）

中国文学之亲附人生，妙会实事，又可从其文体之繁变征之。史体多方，此姑勿论。专就诗言，三百篇之后，变之以骚赋，广之以乐府。魏晋以下，迄于唐人，诗体繁兴，四言、五言、七言，古近律绝，外而宇宙万变，内而人心千态，小篇薄物，无不牢笼。五代以下有词，宋元以下有曲，途径益宽，无乎不届。汉魏以下之文章，凡萧选所收，后世谓之骈体，大多皆赋之变相耳。此可名曰散赋。韩愈以下之文章，凡姚选所收，后世谓之古文，则亦诗之变相耳。可名之曰散诗。大凡文体之变，莫不以应一时之用，特为一种境界与情意而产生。又不徒此也，前言西土文学下行，中土文学上行，此亦特举一端言之。中国文化环境阔而疏，故一切宗教、文学、政治、礼律，凡所以维系民族文化而推进之者，皆求能向心而上行。否则国族精神散弛不收。然而未尝不深根宁极于社会之下层，新源之汲取，新生之培养，无时不于社会下层是资是赖。文学亦莫能逃此。"文以载道"，正为此发。及于交通日变，流布日广，印刷术发明，中国文学向下散播活动亦日易。故自唐以来小说骤盛，并有语体纪录，始乎方外，果及儒林。宋元以来，说部流行，脍炙人口，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诸书，独《红楼梦》年代较晚，《水浒传》尚当元末，乃在西历十四世纪之后半。其时欧洲民族国家尚未成立，近代英法德俄诸国新文字尚未产生。《三国演义》倘稍后，亦当在近代欧洲各国新文学出世之前。若论禅宗语体纪录，则更远值西历八世纪之初期。近人震于西风，轻肆讥病，谓中国文字仅上行不下逮，此则目论之尤。岂有文不下逮而能成其为文者？至于晚明昆曲，其剧情表演之曲折细腻，其剧辞组织之典雅生动，其文学价值之优美卓绝，初不逊于彼邦，而论其流行年代，亦正当与英伦莎翁诸剧先后比肩。昆曲何以产生于晚明之江南？此亦由当时江浙一带文化环境小而密，学者聪明，乐于随俗，而始有此等杰作之完成。元代戏曲盛行，则由蒙古入主，中国传统政治破坏，学者聪明无所泄，故亦转向于此。雅化不足以寄情，乃转而随俗。向上不足以致远，乃变而附下。此正足证吾前此之所论。凡中国文学演进之特趋，所以见异于西土者，自有种种因缘与相适应而感召。而唐宋以来随俗向下之一路，愈趋愈盛，并有渊源甚古，惟不为中国文学之正趋大流耳。

（十）

民国以来，学者贩稗浅薄，妄目中国传统文学为已死之贵族文学，而别求创造所谓民众之新文艺。夫文体随时解放，因境开新，此本固然，不自今起。中国文字虽与口语相隔，然亦密向追随，不使远睽。古文句短而多咽灭，唐宋以下句长而多承补，若驰若骤，文章气体常在变动之中。而晚清以来，文变益骤，骎骎乎非辔勒之所能制。语体之用，初不限于语录与说部，则诏令、奏议、公告诸体，亦多用之。诗求无韵，亦非今创，唐宋短篇古文，味其神理，实散文古诗耳。今求于旧有轨途之外，别创新径，踵事增美，何所不可。而张皇太过，排击逾情，以为往古文语，全不适于当前之用，则即如林纾译西洋说部，委悉秾织，意无不达。谓其不解原本，转翻有譌，此洵有之。谓其所操文笔已属死去，不足传达文情，苛论曲谳，宁非欺世？而颓波骇浪，有主尽废汉字而为罗马拼音者，有主线装书全投毛厕者，趋新之论转为扫旧。一若拔本塞源，此之不塞，则彼之不流。则往古文体不变，岂必全废旧制，始成新裁？谬悠之论，流弊无极！欲尽翻中国文学之臼窠，则必尽变中国文化之传统，此如蚍蜉撼大树，"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杜老深心，固已深透此中消息矣。

抑且又有进者，文运与时运相应，文字语言，足以限思想，亦足以导行动。故忠厚之情，直大之气，恢博之度，深静之致，凡文学之能事，如风之散万物，其在社会，无微不入，无远弗届，而为时也速，有莫之见，莫之知而忽已然者。故时运之开新，常有期于文运之开新。而文薄风嚣，衰世之象，亦必于是见之。斯时也！则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迷目，如粪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中国固文艺种子之好园地也。田园将芜胡不归？窃愿为有志于为国家民族创新文艺者一赋之。

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

（一）

一民族文字文學之成績，每與其民族之文化造詣，如影隨形，不啻一體之兩面。故覘國問俗，必先考文識字，非切實瞭解其文字與文學，即不能深透其民族之內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欲論中國民族傳統文化之獨特與優美，莫如以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爲之證。

中國文字由於中國民族獨特之創造，自成一系，舉世不見有相似可比擬者。而中國文學之發展，即本于此獨特創造之文字，亦複自成一系，有其特殊之精神與面貌。即論其語文運用所波及之地域，及其所綿曆之時間，亦可謂舉世無匹。

姑就盡人皆曉者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已是三千年前之詩歌。"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此亦是三千年前之史記。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此乃二千五百年前一聖人之言辭。"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此亦二千三百年前一哲人之著作。"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又二千三百年前哲人之對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又二千數百年前一哲人之格言。詩、書、論、孟、老、莊，爲中國二千年來學者盡人必讀之書。即在二千年後之今日，翻閱二千年前之古籍，文字同，語法同，明白如話，栩栩如生，此何等事！中國人習熟而不察，恬不以爲怪。試遊埃及、巴比倫，尋問其土著，于彼皇古所創畫式表音文字，猶有能認識能使用者否？不僅于此，即古希臘文、拉丁文，今日歐洲人士能識能讀者又幾？猶不僅於此，即在十四五世紀，彼中以文學大名傳世之宏著，今日之宿學，非翻字典亦不能驟曉也。

中國人最早創造文字之時間，今尚無從懸斷。即據安陽甲骨文字，考其年代已在三千年以上。論其文字之構造，實有特殊之優點，其先若以象形始，而繼之以象事（即指事），又以單字相組合或顛倒減省而有象意（即會意）。複以形聲相錯綜而有象聲（即形聲，或又稱諧聲）。合是四者而中國文字之大體略備。形可象則象形，事可象則象事，無形事可象則會意，無意可會則諧聲。大率象形多獨體文，而象事意聲者則多合體字。以文爲母，以字爲子，文能生字，字又相生。孳乳寖多，而有轉注。轉注以本意相生，本意有感不足，則變通其義而有假借。注之與借，亦寓乎四象之中而複超乎四象之外。四象爲經，注借爲緯，此中國文字之所謂六書。一考中國文字之發展史，其聰慧活潑自然而允貼，即足象徵中國全部文化之意味。

故中國文字雖原本於象形，而不爲形所拘，雖終極於諧聲，而亦不爲聲所限。此最中國文字之傑出所在。故中國文字之與其語言乃得相輔而成，相引而長，而不至於相妨。夫物形有限，口音無窮。泰西文字，率主衍聲。人類無數百年不變之語言，語言變，斯文字隨之。如與影競走，身及而影又移。又如積薪，後來居上。語音日變，新字疊起。文字遞增，心力弗勝。數百年前，已成皇古。山河暌隔，即需異文。歐洲人追溯祖始，皆出雅裡安種。當其未有文字之先，業已分馳四散，各閱數千年之久。迨其始制文字，則已方言大異，然猶得追跡方言，窮其語根，而知諸異初本一原。然因無文字記載，故其政俗法律，風氣習尚，由同趨異，日殊日遠。其俗乃厚己而薄鄰，榮今而蔑古，一分不合，長往莫返。

至於中國，文字之發明既早，而語文之聯繫又密。形聲字，於六書占十之九。北言河洛，南雲江漾，方言各別，制字亦異。至於古人言厥，後世言其。古人稱粵，後人稱曰，亦複字隨音變，各適時宜。故在昔有右文之編，近賢有文始之緝，討源文字，推本音語。故謂中國文字與語言隔絕，實乃淺說。惟中國文字雖與語言相親接，而自具特有之基準，可不隨語言而俱化，又能調洽殊方，溝貫異代，此則中國文化綿曆之久，鎔凝之廣，所有賴於文字者獨深也。

（二）

中國文字又有一獨特之優點，即能以甚少之字數而包舉甚多之意義。其民族文化綿曆愈久，鎔凝愈廣，而其文字能爲之調洽殊方，溝貫異代，而數量不至於日增，使其人民無不勝負荷之感，此誠中國文字一大優點。考之《說文》，如曰："騭，牡馬也。"今則徑稱牡馬。又馬一目白曰，今徑稱馬一目白。又馬淺黑色曰騩，今則徑稱馬色淺黑。又馬銜脫曰駘，今徑稱馬銜脫。牧馬之苑曰駉，今徑稱牧馬苑。此類不勝枚舉。古言牡馬聲若郅，故特象聲造此騭字。後世語變，只稱牡馬，或曰雄馬、公馬，則騭語既廢，騭字亦不援用。此因語言之變，自專而通，而文字隨之簡省，其例一也。

又如《方言》："亟、憐、憮，愛也。東齊海岱之間曰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陳楚江淮之間曰憐；宋衛邠陶之間曰憮或曰。又如眉、梨、耋、鮐，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鄙曰梨；宋衛兗豫之內曰耋；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耇鮐。"夫愛而曰亟，老而曰梨，倘各依方言，自造新字，則文字既難統一，而方言亦且日淆。因中國早臻一統，能以政治握文字之樞紐。周尚雅言，秦法同文，於是亟、憐、憮，必曰愛。眉、梨、耋、鮐，必曰老。文字不放紛，語言亦隨之凝聚。今雖遐陬僻壤，曰愛、曰老，無不曉領。以文字之明定，馭語言之繁變。故今中國雖廣土眾民，燕、粵、吳、隴，天曠地隔，而文字無不一致。抑且語言亦相通解。凡《爾雅》、《方言》之所載，轉注互訓之所通，約定俗成，漸趨一致，此又語言之變，自別而通，而文字隨之簡省，其例二也。

由第一例言之，後世有事物新興，而必有新興之言語。輪船鐵路，電影飛機，凡此之類，即以舊語稱新名。語字不增，而義蘊日富。近人有謂當前事物，求之雅言，皆有相應字語可以借用，如車輪外胎，尋之古文，曰、曰輞。車行暫止，曰輟。然今直言車胎，或曰橡皮車胎，不必複用古文輞諸字，又不必別創橡輞橡之名。更不必爲橡皮車胎另造新字。至車行暫止，則直言車站，不必假借輟字，更不必再制新字。此見中國語言文字之簡易而生動。輟之與未必雅，車站車胎未必俗。蓋中國語字簡潔，一字則一音，一音則一義。嗣以單音單字，不足濟用，乃連綴數字數音，而曰車站，曰橡皮車胎，即目之爲一新字亦無不可也。如此連綴舊字以成新語，則新語無窮，而字數仍有限，則無窮增字之弊可免。抑且即字表音，而字本有義，其先則由音生義，其後亦由義綴音。如是則音義回環，互相濟助，語音之變不至於太驟，而字義之變又不至於不及。此中國文字以舊形舊字表新音新義之妙用一也。

惟其音義回環相濟，故方言俗語，雖亦時時新生，而終自環拱于雅文通義之周側，而相去不能絕遠，逡巡既久，有俗語而上躋雅言之列者，有通文而下降僻字之伍者。故中國文字常能消融方言，冶諸一爐。語言之與文字，不即不離，相爲吞吐。與時而俱化，隨俗而盡變。此又中國文字不主故常，而又條貫如一，富有日新，而能遞傳不失之妙用二也。

（三）

世界各民族最古文字，主要有埃及、巴比倫、中國三型。其先皆以象形爲宗，然就此三者之體制而較論之，則實以中國文字爲最優。巴比倫楔形文字，盡作尖體，縱橫撇捺，皆成三角，又一切用直線，如手字作，日字作，頗難繁變。埃及文則竟如作畫，其文字頗未能脫離繪畫而獨立。中國文字雖曰象形，而多用線條，描其輪廓態勢，傳其精神意象，較之埃及，靈活超脫，相勝甚遠。而中國線條又多采曲勢，以視巴比倫專用直線與尖體，婀娜生動，變化自多。巴埃文字既難演進，則惟有改道易轍。故象形之後，皆繼之以諧聲。然巴埃之諧聲字複與中土形聲有異，巴埃諧聲特如畫謎，畫謎以圖代字，某字有若干音，就用若干同音物象拼合之。姑以中國語作例爲說，如造殺字，則畫上獅下鴨二形，獅鴨切聲殺，此則獅鴨兩形僅等於一音符，不復是圖像。然其語言，不受文字控制，則不能如我之簡潔，一字多音，則借圖諧聲，其道亦苦。巴埃文字，演進不深，職由此故。今所知者，埃及才有千餘字。亞述亦爾。而中國殷墟龜甲出土者逾十萬片，略計字數當在四千以上。此則我皇古先民倉、誦聖智，藝術聰穎，勝越巴埃之一證也。

蓋中國文字雖曰形符，實多音標。而形聲會意，錯綜變化，尤臻妙境。姑舉古聲之一例言之。大抵古語作辟音者，皆有分開在旁之意，故臂，上肢在身兩旁也。壁，室之四旁也。擘，大指獨分一旁也。躄，下肢離披不良於行也。擗，以手裂物分兩旁也。劈，刀剖物開也。襞，布幅兩旁相縫疊也。璧，玉佩身旁也。嬖，女寵旁侍也。僻，屏開一邊，側陋邪僻，不在正道也。闢，門開兩旁也。避，走向旁去也。譬，以旁喻正，使人曉了也。癖，宿食不消，僻積一旁也。又嗜好所偏也。故凡形聲字，聲亦有義，形聲實亦會意也。再進言之，聲相通轉，義亦隨之，如辟通邊，邊通旁，又通偏，故通其聲斯識其義。凡謂中國文字僅爲一種形符者，皆不識中國文字之荒言也。

巴埃古文字，窒於演進，於是有腓尼基人變其趨向，不用字母集合，而用分音集合。借形定聲，拼聲成字。希臘人襲其成法，以子母音相配，遂爲近代歐洲文字之肇始。故希臘人非能自創文字，特承襲之於腓尼基。腓尼基人亦非能自創文字，特承襲之於埃及與巴比倫。巴埃古文字已途窮路絕，而腓尼基變之，然其初則商人用於帳簿作記號而已。然既易新轍，其事乃突飛猛進，迥異故態。文字隨語言而轉化，於是乃得與年與境相逐盡變。最近數百年來，歐西諸邦，各本其方言競創新字，相去不百里而文字相異，抑且相去不百年而文字又相異。其字數之激急增加，若足以適應於社會事物之日新無窮，而又簡易敏疾，明白準確，足以盡其記錄傳達之功用。就英文言，其普通字書，所收單字，常逾四五萬。而回顧吾國則三千數百年以前，即就貞蔔文字言，已有四千字之多，乃秦漢一統，李斯之《倉頡》，趙高之《爰曆》，胡毋敬之《博學》等篇，都其文字，不過三千三百。下逮東漢許叔重撰集《說文解字》，所收字數，乃及九千三百余文。若去其所謂重字一千一百餘，則仍僅八千餘字。然此乃字書，體尚廣搜。縱有逸文，殊不能多。民國以來，《中華大字典》所收四萬餘字。然亦備存體制，非關實用。清乾隆朝武英殿聚珍版，先刻棗木活字，共約六千數百字。四庫巨著，唐宋鴻編，所用文字，約略可包。至於今日社會俗用，則一千二百字便綽有餘裕矣。或者遂疑中國文字本體有缺，不便演進。不悟中土造字，軌途本寬。四象六書，格律精妙，明其條例，可應繁變，隨時增創，不待倉、誦。故膏易爲糕，餳轉爲糖。比如跡、蹟、謀，雖分雅俗，要皆別造。秦皇改皋爲罪，宋帝改騧爲，此等事例，不勝羅舉。則中國文字實非增創之難，乃由中國文字演進，自走新途，不尚多造新字，重在即就熟用單字，更換其排列，從新爲綴比，即見新義，亦成爲變。故謂中國文字仍以單字單音爲用者，是又不識中國文字之荒言也。

（四）

或疑中國文字不適於科學發展，其實中國科學亦別有發展。其文字構造，亦即一種科學也。又如以中國文字翻譯歐西科學，亦絕不見困難扞格。或疑中國文字不適於哲學思辨，此乃中西文化根本一異，非中國思辨無邏輯，乃中國人之思辨邏輯，自與歐人有不同。今以中國文字翻譯歐西古今哲人著作，亦非不能明達盡意。或疑中國文字不適於群眾教育，則當知中國教育不普及，仍自另有因緣，非關文字艱深。昔寓北平，有所謂小報者，車夫走卒，人手一紙，銷售甚廣。頃來川中，鄉農村老，亦多能識字作淺易書簡者。此等皆受村塾舊式教育，曆歲無多。若謂其下筆不能文從字順，又不能閱讀高文典冊，則西國教育普及，其國民入學讀書七八年，如英美諸邦，入其鄉僻，亦複拼音不準確，吐語不規律者比比皆是。彼中亦自有高文典冊，雖近在三四百年間，即如莎翁戲劇，英倫傖粗，豈盡能曉？若中國經濟向榮，國家積極推行國民教育，多培良師，家弦戶誦，語文運用，豈遽遜於他邦。歐語同一根源，英人肄法文，法人習德語，寒暑未周，略能上口。驟治華籍，驚詫其難。今中土學者，群學西文，少而習之，朝勤夕劬，率逾十載，其能博覽深通，下筆條暢者，又幾人乎？今既入黌序，即攻西語，本國文字，置爲後圖，故書雅記，漫不經心。老師宿儒，凋亡欲盡，後生來學，於何取法？鹵莽滅裂，冥行摘埴，欲求美稼而希遠行，其猶能識字讀書，當相慶倖。而尚怪中國文字之艱深，遂有倡廢漢字，創造羅馬拼音者，嗚呼！又何其顛耶？

（五）

其次請論文學。中國民族素好文學。孔子刪詩，事不足信。然當時各國風詩，亦決不盡於今《詩經》十五國風之所收，即《左傳》所載可證。而十五國風所載各詩，凡以登之廟堂，被之管弦，則殆已經王朝及各國士大夫之增潤修飾，非復原制。故此十五國風，以今地言之，西逾渭至秦，東逾濟達齊，南逾淮至陳，北逾河至唐，分佈地域，甚爲遼闊。而風格意境，相差不太遠，則早已收化一風同之效矣。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是知文學趣味之交會，亦即當時國際溝通一大助力也。吳季劄聘魯，請觀周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當時聲詩一貫，所謂十五國風，乃與雅頌同一雅言，同一雅樂，固已經一番統一之陶鑄，而季子聞樂知俗，則此十五國風，仍未脫淨風土氣味也。然循此而往，中國文學之風土情味日以消失，而大通之氣度，日以長成。雖亦時有新分子滲入，如漢、淮、江、海之交，所謂楚辭吳歌，此乃十五國風所未收，而戰國以下崛起稱盛。然騷賦之與雅詩，早自會通而趨一流。故楚辭以地方性始，而不以地方性終，乃以新的地方風味與地方色彩融入傳統文學之全體而益增其美富。《漢書·藝文志》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阪歌詩一篇，洛陽歌詩四篇，河南周詩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此所謂漢樂府，亦即古者十五國風之遺意，亦自不脫其鄉土之情味與色調。然當時文學大流，則不在風詩而在騷賦。魏晉以下詩人模擬樂府舊題者綿綴不絕。此如漢人之效爲楚辭，前此地方性之風味，早已融解于共通之文學大流，實不在其能代表地方性，而尤在其能代表共通性。此即所謂雅化也。若以今人觀念言之，則中國人之所謂雅，即不啻今日言國際文學與世界文學也。而中國人之所謂俗，實即相當今日所謂之民族文學與國別文學。

鄂君子晢泛舟新波，越人擁楫而歌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逾滲惿隨河湖。"鄂君曰："吾不知越歌，試爲我楚說之。"乃召譯使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此所謂越歌而楚說之者，其實即俗歌而雅說之者也。當是時，楚已雅化而越仍隨俗，繼此以往，則越亦雅化。故中國文學乃以雅化爲演進，而西洋文學則以隨俗而演進。彼之越人，自隨其俗，自製新字，而歌俗歌，不求于楚說。故使今人不識古語，英人不通法字，其近代各國鄉土文學之開始，先後略當中國明代嘉、隆、萬曆之際，則如中國人治文學而推極祖始於歸有光、王世貞諸人而已。今若爲中國人講文學而命其自限於歸、王以下，豈所心甘。且不僅此也，蘇格蘭人有以蘇格蘭方言寫詩，而英人或稱之爲半外國的。法國南方詩人用其舊省土語寫詩，而法人不認以爲法詩人。可知中國文學上之尚雅化，其事豈可厚非。

（六）

中西文學異征，又可以從題材與文體兩端辨之。西方古代如希臘有史詩與劇曲，此爲西方文學兩大宗，而在中土則兩者皆不盛。此何故？曰，此無難知，蓋即隨俗與雅化兩型演進之不同所致也。荷馬略當耶穌紀元前九世紀，適值中國西周厲宣之際。其時希臘尚無書籍，無學校，無戲院，亦尚無國家，無市府。"夕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荷馬當時，亦複如是。若在中國，則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雁、庭燎、斯干、無羊，風雅鼓吹，斯文正盛。中國當大一統王朝中興之烈，其文學爲上行。希臘在支離破碎，漫無統紀之時，其文學爲下行。故中國古詩亦可以征史，而史與詩已分途。希臘則僅以在野詩人演述民間傳說神話而代官史之職，此一不同也。循是以下，不數百年，孔子本魯史爲《春秋》，左丘明聚百二十國寶書成《左傳》，其時中國史學已日臻光昌，而詩書分科，史之與詩，已有甚清晰之界線。《荷馬史詩》之寫定年代，今雖無從懸斷，慮亦不能與此大相懸絕。正以中國早成大國，早有正確之記載，故如神話劇曲一類民間傳說，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不以登大雅之堂也。

其後中國大一統局面愈益煥炳，文化傳統愈益光輝，學者順流爭相雅化。荊楚若較遲，觀於今傳楚辭，南方神話傳說，可謂極盛。然楚騷亦複上接風詩之統，蓋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莫不隨俗味薄而雅化情深。故楚辭終爲中國古代文學一新芽，終不僅以爲楚人之辭而止。下逮漢初，蜀中文化亦辟。今觀《蜀王本紀》，《華陽國志》所載，其風土神話，亦殊瑋瑰絕麗。然以司馬相如不世卓犖之才，終亦不甘自限於鄉土，未嘗秉筆述此以媚俗。必遠遊梁國，一時如齊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諸侯游士皆萃。相如既得與居數年而著子虛之賦，遂卓然成漢賦大國手。若使相如終老臨邛成都間，不事遠遊，不交東方學士，不寄情於雅化，自以蜀語說蜀故而媚於蜀之鄉里，則適成其爲一蜀人而已矣。苟蜀人群相慕效，則流風所被，亦將知有蜀不知有中國，蜀人早爲夜郎之自大矣。蜀之先有楚，楚之先有齊，若複一一如此，則齊楚亦夜郎也。中國皆夜郎，則中國常此分裂，常此負隅，亦如今西歐然。越歌不楚說，蜀才不東學。隨俗而不雅化，固非中國人之所願，然則縱使有負鼓盲翁如荷馬其人者，生於斯時，挾其齊諧志怪之書，遍歷三齊七十餘城，歌呼淋漓，繪聲繪色，亦僅如下里巴人，而不能爲陽春白雪。俗人護之，雅士呵之，若之何而牢籠才傑，播爲風氣，而成其爲文學之正統乎？

戲劇之不盛於中國，其理亦爾。伊士奇悲劇第一次獲獎之年，正孔子自衛返魯之歲（西元前四八四）。孔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典文明，即限以雅典一城爲中心。文學家之戲院，猶之政治家之演說台，其所能邀致之聽眾有限。春秋時未嘗無優伶，優孟衣冠，惟妙惟肖，亦足感悟于楚王，而有其所建白。然志在行道天下者，則於此有所不暇、不屑，故在西土其文化常爲中心之密集，在東方則常爲週邊之磅礴，惟其爲中心之密集，故其文人之興感群怨，亦即專注於此密集之中心。雅典有戲劇作家端由是起。惟其向外磅礴，故其文化空氣不免廣而稀，則一時文人之興感群怨，自不甘自限於此稀薄疏落之一隅，而不得不總攬全域，通瞰大體。具體乃劇曲所貴。故亞裡斯多芬之喜劇，乃即以同時人蘇格拉底爲題材。若在中國，則臨淄劇情不習熟于咸陽，鄢郢衣冠不見賞於邯鄲。局于偏方，格於大通，誠使中國有伊士奇、斯多芬，斯亦一鄉里藝人而已。彼且終老於社廟墟市間，徒供農夫野老市儈走卒之欣賞而讚歎，流連而絕倒。縱其翱翔都邑，揖讓王侯，簡兮簡兮，亦非賢者所安。故中國民族文學之才思，乃不於戲劇見之也。

然則中國文學之取材常若何？曰，西方文學取材，常陷於偏隅，中國文學之取材，則常貴于通方。取材異，斯造體亦不同。以民間故事神話爲敘事長詩，爲劇本，爲小說，此西方文學之三大骨幹，在中國亦皆有之，而皆非所尚。中土著述，大體可分三類：曰，史；曰，論；曰，詩。中國人不尚作論，其思辨別具蹊徑，故其撰論亦頗多以詩史之心情出之，北溟有魚，論而近詩。孟子見梁惠王，論而即史。後有撰論，大率視此。詩史爲中國人生之輪翼，亦即中國文化之柱石。吾之所謂詩史，即古所謂詩、書。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絜靜精微，則爲易教。詩書之教可包禮樂，易則微近於論。木落而潭清，歸真而返樸，凡不深於中國之詩與史，將不知中國人之所爲論。史籍浩繁，史體恢宏，旁覽並世，殆無我匹。中國民族之文學才思其滲透而入史籍者，至深且廣。今姑不論而論詩。詩者，中國文學之主幹。詩以抒情爲上。蓋記事歸史，說理歸論，詩家園地自在性情。而詩人之取材，則最愛自然。宇宙陰陽，飛潛動植，此固最通方，不落偏隅之題材也。然則風花雪月，陳陳相因，又何足貴？不知情景相融，與時俱新。有由景生情者，有由情發景者。故取材極通方，而立意不蹈襲。"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楊柳之在詩三百，固屢見不鮮。然後人曰："忽見陌頭楊柳色"，此又一楊柳也。"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又一楊柳也。中國詩人上下千萬數，詩集上下千萬卷，殆無一人不詠楊柳，殆無一集無詠楊柳詩。然不害光景之常新。"月出皎兮"，月之在詩三百，又屢見不鮮。然後人曰："明月出天山"，此又一月也。"暗香浮動月黃昏"，此又一月也。詩人千萬數，詩集千萬卷，何人不詠月，何集不有詠月詩？然亦不害其光景之常新。天上之明月，路旁之楊柳，此則齊秦燕越，共睹共曉，故曰，通方也。次乎自然則人事。即如蕭選所分諸類，如燕餞，遊覽、行旅、哀傷，大率皆人人所遇之事，亦人人所有之境，則亦通方也。否則如詠史、詠懷，史既人人所讀，懷亦人人共抱。要之，其取材皆貴通國通天下，而不以地方爲准。

（七）

中西文學萌茁，環境之不同，精論之，則有影響雙方文學家內心情感之相異者。文學必求欣賞，要求欣賞物件之不同，足以分別其文學創造之路徑。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非郢人則匠石無所運其斤。文學亦然。文學萌茁於小環境，故其作者所要求欣賞其作品之物件，即其當身四圍之群眾。而其所藉以創作之工具，即文學，又與其所要求欣賞物件之群眾所操日常語言距離不甚遠。故諸作家常重視現實，其取材及表達，常求與其當身四圍之群眾密切相接。因此重視空間傳播，甚於其重視時間綿曆。一劇登臺，一詩出口，群眾之歡忻讚歎，此即彼之鐘子期與郢人也。而所謂藏諸名山，傳諸其人，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此乃中土所尚。因其文學萌茁於大環境，作者所要求欣賞其作品之物件，不在其近身之四圍，而在遼闊之遠方。其所藉以表達之文字，亦與近身四圍所操日常語言不甚接近。彼之欣賞物件，既不在近，其創作之反應，亦不易按時刻日而得。因此重視時間綿曆，甚於重視空間散佈。人不知而不慍，以求知者知。鐘子期之與郢人，有遙期之於千里之外者，有遙期之於百年之後者。方揚子雲之在西蜀，知有司馬相如耳。故司馬賦子虛、上林，而彼即賦長楊、羽獵。及久住長安，心則悔之，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於是草《太玄》模《周易》，曰："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其所慕效者在前世，其所期望者在後世。下簾寂寂，斯無憾焉。若演劇之與唱詩，則決不能然。苟無觀者何爲演？苟無聽者何爲唱？故而西方文學家要求之欣賞物件，即在當前之近空，而中國文學家要求之欣賞物件，乃遠在身外之久後。此一不同，影響于雙方文學心理與文學方法者至深微而極廣大。故西方文學尚創新，而中國文學尚傳統。西方文學常奔放，而中國文學常矜持。阮籍孤憤，陶潛激昂，李白豪縱，杜甫忠懇，而皆矜持，尊傳統。所謂納之軌物，不失雅正。故西方文學之演進如放花炮，中國文學之演進如滾雪球。西方文學之力量，在能散播，而中國文學之力量，在能控搏。此又雙方文學一異點也。

古者聲詩一貫，詩三百皆以被管弦。而頌之爲體，式舞、式歌，猶演劇也。然聲常爲地域限。強楚人效北音，強齊人效西音，終非可樂。故自漢而後，樂府亦不爲文學正宗，而音樂之在中國亦終不能大盛。魏晉而下，鐘王踵起，書法大興。書法固不爲地域限，雖南帖北碑，各擅精妙，而結體成形，初無二致。抑且歷久相傳，變動不驟。故中國文人愛好書法，遂爲中國特有之藝術，儼與音樂爲代興。學者果深識于書法與音樂二者興衰之際而悟其妙理，則可以得中國傳統文化之一趣，而中國文學演進之途徑，亦可由此相推而深見其所以然之故矣。

(八)

然所謂中國文學貴通方，非謂其空洞而無物，廣大而不著邊際。謂中國文學尊傳統，亦非謂其於當身四圍漠不經心。中國文人常言文以載道，或遂疑中國文學頗與現實人生不相親。此又不然。凡所謂道，即人生也。道者，人生所不可須臾離，而特指其通方與經久言之耳。夫並論中西，非將以衡其美醜，定其軒輊。如實相比，則即彼而顯我，擬議而易知也。謂西方文學有地方性尚創新，非謂其真困於邦域，陷於偏隅，拘墟自封，花樣日新，而漫無準則也。謂中土文學貫通方尊傳統，亦非謂其陳腐雷同，無時地特徵，無作者個性也。蓋西方文學由偏企全，每期於一隅中見大通。中土文學，則由通呈獨，常期於全體中露偏至。故西方文學之取材雖具體就實，如讀莎士比亞、易蔔生之劇本，刻畫人情，針砭時滯，何嘗滯於偏隅，限於時地？反觀中土，雖若同尊傳統，同尚雅正，取材力戒土俗，描寫必求空靈，然人事之纖屑，心境之幽微，大至國家興衰，小而日常悲歡，固無不納之於文字。則烏見中土文學之不見個性，不接人生乎。今使讀者就莎士比亞、易蔔生之戲劇而考其作者之身世，求見其生平，則卷帙雖繁，茫無痕跡。是西方戲劇雖若具體就實，而從他端言之，則又空靈不著也。若杜甫、蘇軾之詩，凡其畢生所遭值之時代，政事治亂，民生利病，社會風習，君臣朋僚，師友交遊之死生離合，家人婦子，米鹽瑣碎，所至山川景物，建築工藝，玩好服用，不僅可以考作者之性情，而求其歌哭顰笑，飲宴起居，嗜好歡樂，內心之隱，抑且推至其家庭鄉里，社會國族，近至人事，遠及自然，燦如燎如，無不畢陳，考史問俗，恣所漁獵。故中國文學雖曰尚通方、尚空靈，然實處處著實，處處有邊際也。

（九）

中國文學之親附人生，妙會實事，又可從其文體之繁變征之。史體多方，此姑勿論。專就詩言，三百篇之後，變之以騷賦，廣之以樂府。魏晉以下，迄于唐人，詩體繁興，四言、五言、七言，古近律絕，外而宇宙萬變，內而人心千態，小篇薄物，無不牢籠。五代以下有詞，宋元以下有曲，途徑益寬，無乎不屆。漢魏以下之文章，凡蕭選所收，後世謂之駢體，大多皆賦之變相耳。此可名曰散賦。韓愈以下之文章，凡姚選所收，後世謂之古文，則亦詩之變相耳。可名之曰散詩。大凡文體之變，莫不以應一時之用，特爲一種境界與情意而產生。又不徒此也，前言西土文學下行，中土文學上行，此亦特舉一端言之。中國文化環境闊而疏，故一切宗教、文學、政治、禮律，凡所以維繫民族文化而推進之者，皆求能向心而上行。否則國族精神散弛不收。然而未嘗不深根甯極於社會之下層，新源之汲取，新生之培養，無時不於社會下層是資是賴。文學亦莫能逃此。"文以載道"，正爲此發。及於交通日變，流布日廣，印刷術發明，中國文學向下散播活動亦日易。故自唐以來小說驟盛，並有語體紀錄，始乎方外，果及儒林。宋元以來，說部流行，膾炙人口，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諸書，獨《紅樓夢》年代較晚，《水滸傳》尚當元末，乃在西曆十四世紀之後半。其時歐洲民族國家尚未成立，近代英法德俄諸國新文字尚未產生。《三國演義》倘稍後，亦當在近代歐洲各國新文學出世之前。若論禪宗語體紀錄，則更遠值西曆八世紀之初期。近人震於西風，輕肆譏病，謂中國文字僅上行不下逮，此則目論之尤。豈有文不下逮而能成其爲文者？至於晚明昆曲，其劇情表演之曲折細膩，其劇辭組織之典雅生動，其文學價值之優美卓絕，初不遜於彼邦，而論其流行年代，亦正當與英倫莎翁諸劇先後比肩。昆曲何以產生於晚明之江南？此亦由當時江浙一帶文化環境小而密，學者聰明，樂於隨俗，而始有此等傑作之完成。元代戲曲盛行，則由蒙古入主，中國傳統政治破壞，學者聰明無所泄，故亦轉向於此。雅化不足以寄情，乃轉而隨俗。向上不足以致遠，乃變而附下。此正足證吾前此之所論。凡中國文學演進之特趨，所以見異於西土者，自有種種因緣與相適應而感召。而唐宋以來隨俗向下之一路，愈趨愈盛，並有淵源甚古，惟不爲中國文學之正趨大流耳。

（十）

民國以來，學者販稗淺薄，妄目中國傳統文學爲已死之貴族文學，而別求創造所謂民眾之新文藝。夫文體隨時解放，因境開新，此本固然，不自今起。中國文字雖與口語相隔，然亦密向追隨，不使遠睽。古文句短而多咽滅，唐宋以下句長而多承補，若馳若驟，文章氣體常在變動之中。而晚清以來，文變益驟，駸駸乎非轡勒之所能制。語體之用，初不限於語錄與說部，則詔令、奏議、公告諸體，亦多用之。詩求無韻，亦非今創，唐宋短篇古文，味其神理，實散文古詩耳。今求於舊有軌途之外，別創新徑，踵事增美，何所不可。而張惶太過，排擊逾情，以爲往古文語，全不適於當前之用，則即如林紓譯西洋說部，委悉穠織，意無不達。謂其不解原本，轉翻有譌，此洵有之。謂其所操文筆已屬死去，不足傳達文情，苛論曲讞，寧非欺世？而頹波駭浪，有主盡廢漢字而爲羅馬拼音者，有主線裝書全投毛廁者，趨新之論轉爲掃舊。一若拔本塞源，此之不塞，則彼之不流。則往古文體不變，豈必全廢舊制，始成新裁？謬悠之論，流弊無極！欲盡翻中國文學之臼窠，則必盡變中國文化之傳統，此如蚍蜉撼大樹，"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杜老深心，固已深透此中消息矣。

抑且又有進者，文運與時運相應，文字語言，足以限思想，亦足以導行動。故忠厚之情，直大之氣，恢博之度，深靜之致，凡文學之能事，如風之散萬物，其在社會，無微不入，無遠弗屆，而爲時也速，有莫之見，莫之知而忽已然者。故時運之開新，常有期於文運之開新。而文薄風囂，衰世之象，亦必於是見之。斯時也！則刻薄爲心，尖酸爲味，狹窄爲腸，浮淺爲意。俏皮號曰風雅，叫囂奉爲鼓吹，陋情戾氣，如塵埃之迷目，如糞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則華實不茂。膏油不滋，則光彩不華。中國固文藝種子之好園地也。田園將蕪胡不歸？竊願爲有志於爲國家民族創新文藝者一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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