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正先生：文言的地位

刘国正，又名刘征，1926年生，北京人，著名语文教育家。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材审查委员。。

文言的地位

……照“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激进人物看，文言是早已死了或应该死去，可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却还在或明或暗地活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显然，这是因为它有过百足。就文言说，是它势力大，有过汗马功劳，因而我们难于忘掉它，甚至不能不有限度地利用它。势力是由有所作为而来。文言的所作所为是什么？下面谈谈主要的几项。

一

文言和文化遗产的关系最密切；或者说，对于文化的积累和创新，文言的功劳很大。我们现在自信是已经由野蛮变为文明。由野蛮走向文明，路程相当长，慢慢前进，要靠运载工具，这运载工具是文化。文化是人为了活得更方便、更合理而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大大小小无数种。创造是人群合力完成的。所谓合，不只包括同时同地的，还包括异时异地的，直截了当地说，是靠知识的交流。这范围可以小，如甲的所知传与乙，乙的所知传与甲；也可以大，如一人的所知传与众人，众人的所知传与一人。能够交流，知识普遍提高，才可以在保留旧的所知所有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交流知识，尤其异时异地的，要靠书面文字；我们的书面文字，尤其唐宋以前，用的几乎都是文言。文言记录了过去与社会人生有关的种种情况，包括自然环境、物质建设和思想活动。这样，根据记录，靠后的人就可以吸收前人的知识，并且学以致用。比如说，读了《周礼·考工记》，可以学习制器物的方法；读了《礼记・曲礼》，可以学习同人交往的仪节；读了司马迁《史记》，可以知道汉朝和匈奴冲突的一些情况；读了王充《论衡》，可以知道许多世俗所传并不可信。相反，如果书面文字没有记录，那就会模糊一片。一个典型的例是古人常说的礼乐。两者经常并举，可是面貌却大不同。礼明晰，因为有《仪礼》《礼记》等多种文献可征。乐就不然，以最有名的韶乐为例，孔子在齐国听到它，至于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吴季札到鲁国看到它，叹为“观止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可是韶乐究竟是什么样子，却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书面文字没有记录（自然也因为音乐难于说明）。记与不记差别这样大，可见三千年来，文言在保存、传授知识方面，功劳是如何大了。

用文言记录，成为文言文献。文言文献，可以指曾经有的，也可以指现在有的，两者相差很多：前者量大，后者只是残存的一点点。这残存的一点点，加上唐宋以来的白话作品，有人称为文化遗产。这不确切，因为文化遗产中有不少事物是书面语言以外的，大的如长城，小的如绣花针，无形的如尊重节操、喜爱山林等都是。但这样以偏概全也不无理由，因为书面文字保存的是知识；与知识相比，其他事物的分量就轻多了。还有，也唯有得到知识的辅助，其他事物的面目才会清晰，价值才会显露。举个近年的例，清朝末年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因为有书面文字的文献，如讲古史和古文字的书，我们才能够断定那是商朝占卜的记录，并可以利用它推定商朝的一部分历史。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可以根据现存的文献，推知现已不存的。有形的，如根据《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一类书，我们能够知道某地曾经有什么建筑；无形的，根据《孟子》，我们能够知道杨朱的学术地位以及思想的要点。就因为这样，我们无妨说，我们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用文言写的那一部分。

专说这一部分文化遗产，虽然十不存一，却也够得上说是丰富了。丰富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先说量，只举一部丛书为例，是清朝乾隆年间辑的《四库全书》，共收书（包括存目）万种以上。名为全，实际并没有全，因为其后还有人编四库未收书目、禁毁书目等；显然，一定还有不少散存各处，编时的网没有捞到的。万种以上，总计近于二十万卷，加上漏网的，清朝后期刊印的，总数可能有三十万卷以上，说是丰富总不是夸张了。再说质方面的丰富，那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举一部书为例，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把文献内容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共二十四类。这部书旧时目录入“政书”，是讲帝王将相关心的典章制度的，至于与一般人民关系更密切的，如穿衣吃饭、生死嫁娶等事，它就不讲；而这些，如果我们有兴趣，也很容易从各类书里找到材料。还可以举个更突出的例。有人说，我们的古籍中几乎都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科学知识很少。这也不完全对，如英国李约瑟近年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内容是并不单薄的。总之，因为量大质丰，文言就成为我们文化遗产中的最宝贵的财富。

二

上面总说文言的内容，像是偏于远大而不切近用；那就缩小范围，以现在的我们为主，说说文言中有不少作品，是值得我们现在还反复吟诵的。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古典文学（其中有少量白话作品）。这个名称没有严格的定义。它像是来自西方。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引进以后，换了水土，变了种，比如它不只可以包括《论语》《史记》等等，还可以包括《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等。范围如此加大就难免名不副实，因为照西方的用法，文学应该指抒情的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但范围过小也有毛病，是把许多也讨人喜欢的作品开除了。两全的办法是换个名称，如称为值得欣赏的作品；或者用旧坛装新酒，保留文学之名，让它指一切值得欣赏的作品。这样，我们敞开大门，就可以把美文以外的许多作品，如《左传》《庄子》，以至于《世说新语》《文心雕龙》之类都请进来。当然，担任主角的仍须是美文，就是内容着重抒情，形式用了丽辞、对偶、押韵等修辞手法的那一些，如辞赋、诗词、随笔等等。

读文言作品，目的只是欣赏，像是避难就易，舍大取小。其实不然，因为这是吃营养最丰富的精神食粮。这类精神食粮，自然也可以来自现代和西方，但这类事物，甲不能代乙，因而如果力所能及，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欣赏产自本土的古典的。而如果能，那就可以到文言的优美作品的大海里去漫游。说是大海，因为值得欣赏的作品非常多。美文里有大大小小不少类，专说其中一个大户，诗，由《诗经》三百五篇起，经过汉乐府、六朝五言，到唐朝全盛，以及其后宋元明清的用旧体发新意，直到鲁迅、郁达夫等，总不少于几十万首，简之又简，选本也是多到数不清。何况诗之外，还有不少其他体裁；又何况还有很多不属于美文系统的，如大量的记事和说理的，甚至一些怪书如《山海经》《水经注》之类，都可以当作小说、游记一类书读。总之，专是由欣赏方面着眼，文言的价值也是很高的。

三

文言，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手法，成就也很大。这所谓大，不是指为广大人民所利用，因为在旧时代，绝大多数人不能用文言写。大，是就表达能力说，不管什么样的情，什么样的意，用文言，不只能够写清楚，而且能够写得真切生动，刻画入微。这方面的情况，想说得面面俱到，并且恰如其分，显然做不到。因为其一，作品多，各有各的成就，不是少量的文字所能概括；其二，表达方面的高妙之处，大多可意会不可言传。过去，有不少人想言传他们看到或悟到的某一些，于是写成文论、诗话、词话、批注、评介之类，这是豹的一斑，自然难得全面。近年来还有人采用西法，研讨修辞的种种，如郑奠等《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杨树达《中国修辞学》、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之类，涉及的是全面，但常常是只能触其粗而不能触其精。这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美人迟暮，众芳芜秽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塞’，故知解人正不易得。”精，大多是难于名言的；自然，也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还是由粗的方面，说说一般人的印象。美文，如辞赋、诗词之类，名副其实，写得美，画景物，抒情思，常常使我们感到，我们心中也有这样的意境，可是不知道怎样表达，它是替我们表达了，而且表达得这样好。美文应该写得美，可以不谈。且看美文以外的。一种是说理的，容易流于枯燥，一种是记事的，容易流于平实，可是我们读其中的有些，如《庄子》《史记》之类，常常会感到像是读小说，读诗，这是把一般的题材也写成美文。这样的成就，当然主要应该归功于作者；但作者笔下的种种是来自文言的宝库，这储存、输送的功绩是非常大的。

文言表达方面的优点，还表现在输出方面，就是说，对唐以来的白话也有不小的影响。这大概是因为，那时期用白话写作的人，几乎都是通文言的，通，习惯了，当然，也因为他们觉得好，所以拿起笔，或无意或有意，就兼用了文言的表达方法。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叙述时可用白话而用文言，如不说“自幼流落在妓院”，而说“生长旧院之中，迎送长桥之上”（《桃花扇》第二出小旦白）。一种是大量用诗词，话本系统的小说都是这样，有的甚至表现在书名上，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瓶梅词话》之类。白话吸收文言成分，最明显最突出的是戏曲的曲词，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旦唱）这简直就是通体用文言了。文言对现代文也有影响，虽然不像对中古白话那样明显，那样深远。不明显，因为绝大部分已经化入现代文，我们使用时感觉不到那是文言的留用。最典型的是成语（成文），不只出身明显，而且量大。其次，词里也很有一些：有的是整体的，如革命、交代、冠军之类；有的是部分的，如作者、读者等，这“者”就来自文言。再其次，句法虽然少，也不是没有，如说唯你是问、付诸实行之类，也是套用文言。此外“五四”以来有些名作家，尤其鲁迅先生，笔下有不很少的文言成分，因为化入调和一致的风格里，不细心分辨就未必能够觉察出来。

四

两三千年来，文言是不受时间、地域限制的我国人民交流情意的工具，又因为它有内容丰富、表达能力强等优点，它就成为我们的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是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凡是文化总体的功绩，实事求是，都应该算上它一份。这功绩，除了作为运载工具，使我们的祖先由野蛮渐渐走向文明以外，还有个最大的，是使我们的历代祖先能够紧密团结，经历多次削弱、灭亡的危险而仍然能够生存、发展。远古时期情况模糊，可以不提。春秋时期，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可见那时候，中原一带还是不十分稳固。可是这危险度过了，而取得的是秦的统一。汉魏以后，大危险不只一次，元、清两朝是国土全部丧失，南北朝和辽、金时期是国土部分丧失，可是这危险也一次一次地度过了，而取得的不只是国土恢复，而且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异己，彻底胜利。两种文化（包括语言）相遇，一种占了上风，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有优点，胜过对方，这优点的中心是知识（表现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而知识，在旧时代，与文言是分不开的。

本文節选自张中行主编《文言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相關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