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迈先生：文言字汇的构造
汪德邁先生
文言字匯的構造
我們看到，甲骨文達3881個字（參見第二章末尾關於李孝定研究部分）。青銅銘文差不多相當，按容庚的統計爲3722個字，不過，字匯明顯增加，因爲甲骨文很常見的同字變體，在金文中要少得多。
至於成熟的文言字匯，當作家文學開始之時，在中國最古老的字典《說文解字》裡達到9475個字，該字典是文字家許慎於歐元100到121年，用二十年時間編撰的。
如此數量的不同字符，它是如何創造出來，既比較易於讀又比較易於寫的呢？那是因爲，所創造的並非一連串口語詞匯的特殊符號，而是非常合理構成的文之“新-詞”，它們之間形成一個網，其張力由一個理性結構支援，使之易於把控。我們從這一角度來檢視中國表意文字。
我們談到，這一表意文字特有的新文詞，其原型是占卜方程亞支運算子的“貞”與“占”。這兩個字是作爲所有占卜方程的支運算子“卜”字的派生詞被構造的。
因此，從初始就用的原則使中國表意文字有別於其他文字：以字造字的字生成法，而不是通過特殊修辭詞造詞的造詞法，後者代表整個口語字匯。
因而，通過字匯的自生創字，出現于占卜方程的表意字起源本身。但在很久之後才被理論化。之前，文字的創造自然是占卜官的事，占卜官從事造字，完全在占卜理性這條線上，占卜理性是中國占卜學所有演進的基礎。其理論的建立在文字教育普及而引發文字學思考之後。
我們看到，文字與數學同時教授給貴族子弟。（參見第三章末六藝部分）。該教育在很長時間內是非常精英化的，之後普及到整個百姓階層。在戰國前夕，作家文學興起時期，走向其底層。
《周禮》是這樣說的，保氏爲文字教學的主管，其職責之一是督查六書教學。但《周禮》對此未作多言。要瞭解其範疇，我們得參閱許慎的字典。該字典的標題一上來就點出表意字匯的創造原則。
確實，在這個標題裡，許慎將其所言之“文”與通常所認爲的“文字”區分開來，而把“文”純粹作爲“原-文”，即完全是原初的文，未由存在的字構成。他稱後者爲“字”，專指“原-文”以其爲前-字（偶爾簡化）構成的派生字。
該書名“說文解字”指的是，此書通過細論“字”之（前-字）結構去“解釋”字，只“陳述”原-字，而不去“解”，因爲這些“原-文”本身並無組合（相反，它們是其他字的組合基礎）。
這就是爲什麼作爲原-文字的“卜”僅僅被“陳述”而已，在象形符號的意義上（甲骨火灼之裂痕），而不“解”。解就會將此字拆解爲一橫（—）一豎（│），但它們不是含有意義的基本字素，許慎對其作了區別。相反，“占”字（參見第二章中關於卜字的段落）被“解”爲《由卜與口組成》。
我們這裡看到最初兩個例字（另一個是“貞”字，命辭）之一，其自動生成法被許慎視爲根本，他用作字源意義，儘管它指“中國字”，許慎將“字”解爲“子”在“宀”之下，表示“大家庭”，象徵（字相互孕育）“繁衍”。對構字規則應用的深入分析，使中國字匯歸入六書分類，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有所記述。下麵是六書，以雙爲對。
1. 兩種“原-文”（許慎簡稱之爲“文”），是“象形”（見圖13）與“指事”（見圖14）。“象形”是簡單的文，物象隨體。如“日”“月”“鹿”。
“指事”亦爲象形，但“指”表示由所帶的區分符表示意指。如在象形字“刀”上加一點，即成“刃”字，表示“尖鋭”；在象形字“弓”上加一個小記號，成“弘”字，表示威力。
2. 兩種以其他字創字的方法是“會意”（見圖15）與“形聲”（見圖16）。
會意字由語義性字謎形式構成，各取幾個簡單的字作爲基本字素，會其特殊含義而構成新字義。
例如，象形字“牛”與象形字手握棍組成“牧”；象形字的寶蓋頭、草叢與人、與冰點組合成“寒”字。
形聲字也同樣，由幾個基本字素構成，但並非是語義上的會意，而是會意以指形意（許慎稱之爲“字形”，西方漢學家稱之爲“字根”）與形聲部分（人稱之爲字之音素，讀音接近原先作爲獨立字的讀音，但也不一定相同）。
例如，“斧”字，由象形字“斤”（形意）和作爲形聲的“父”字原爲（象形字，一人舉權杖即父，此處取其音）構成，發音爲ziak（由石頭的象形字代表，但這裡取其音diak），形成“斫”會意字意爲斧頭diak（今天讀音爲zhuo）。
图15 若干甲骨文的会意字之结构。
图16 若干甲骨文的形声字之结构。
图17 同音假借字（“东西南北”字所假借的象形字的本义不确定，因为殷朝时代的口语不可考）
3. 另外兩類假借字，不是新創，而僅僅是更用已經有的簡單的“文”或組合“字”。
“同音字假借”（中文只是“假借”）指的是口語中一個字其發音與文言要記下的一個字發音相同，爲同音異義字，故取而用之。
比如，表示方位，很難用象形或會意表示，人們便用“假借字”來表示。假借字的第一義（從此消失），將口語表示方位同音異義字用作參照：東方借用象形字表示包囊的“東”，口語中此字肯定與表示此方位的詞同音。
西方借用鳥巢的象形字“西”。南，借用鐘鼓的象形字。北，借用會意字表示二人反向而視，原義應該是向背。（見圖17）
關於這一點，請注意，上面談到的“純語音”意義上的假借，完全去掉了假借字最初的意思（我們今天只能假設之），僅僅“順便”假借一直在通用，以便根據情況，巧妙地使用一個常用字去替代另一個同音字，後者或被遺忘或比較難寫。
如孔子的故鄉魯國的“魯”，被借用而不用“鷺”。在這種情況下，並非是創創新字，而僅僅與文體相關。
至於同義轉注（中文裡這些同義詞被稱爲“轉注”），指的是最初爲一個字，分離出兩個相近的含義，但發展出各帶其含義的不同的兩個字。
通常，當然也不絶對，分離在字形上略有體現，如表示已逝父親的“考”就用了象形字，上面加了點亂髮的“老”（見圖18）。
不過，字也可以不變，如許慎給的例子，chang長與“年長”意之zhang長。在他的字典中，當含義的分離通過字形些微變化來表示時，這對不同的字在其字典裡互爲訓，“考爲老”，“老爲考”。
因此，此類詞被稱爲“轉注”，數量相當少。
图18 转注的双字：老/考
後兩類字我們不論亦可，因爲它們不是純創造，僅僅是更用已經存在的字。中國表意文字的特性是在前四類中體現的。
甲骨文字中，即文字初有時，它們均已經存在。史-卜們有系統地通過字之間的相互組合，進行字的再節序，而非簡單地取用現實裡通過自發的語言節序而自然構成的口語詞匯。
當然，兩種語言的節序相互覆蓋是極爲經常的（參見前頁），文言如是取用口語詞自然排序的一個成分。也觀察到相反的情況，比如，占卜方程中作爲參照系的運作“卜”（行占）、“貞”（問占）、占（占辭），是口語通過其發音融合純文新字。
要注意，即便是對真實的兩種語言節序，第一種，通過完全自發的自然語言，第二種，通過深思熟慮而形成的文言，相互間有相當的覆蓋，但是，思考（當然在自然語言裡）自然語言所自動推進的現實節序，以便將之用文字理性化，如中國史-卜所作的那樣，或承繼自然語言的純粹而簡單節序，僅僅用文字手段作以筆録，如那些發明純作口語記録的文字（甚至表意字）的人那樣，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在後一種情況裡，拼音文字是表意文的必然導向。在中文，注重字匯構建系統化的文字演變，其導向則是逐漸推進的表意文字節序的理性化。
在整個表意語言的成熟期間，即許慎字典所録入的那種表意語言達到的字匯狀態，結構理性化用力甚大，且頗爲深刻。
而後這一理性化隨著字匯數量的逐漸增加而更緩慢地延續。它自始至終朝一個方向發展：通過簡約到形-聲字造字的唯一模式，去統一字匯生成的不同方式。
李孝定通過下述三大階段的統計爲根據，對這一理性化進展作概述：第一組資料是1226個甲骨文字，第二組資料是許慎字典所收入的9475個字，第三組資料包括宋代鄭樵《六書略》所編入的24235個字。形聲字在甲骨文裡爲百分之二十七，在許慎的字典裡占百分之八十一，在鄭樵的統計裡占百分之九十。
此外，1716年官方出版的《康熙字典》裡，47021個表意字中，形聲字有42000多個。根據鄭德坤的觀點：“如果把近兩三個世紀的新詞算上，漢字的字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由形聲字組成。”
爲什麼形聲字是如此強勢，幾乎涵蓋所有字匯呢？會意字的產生，確能回應中國表意文字的本質，由此造出最初的字（如貞和占兩字），我們前面已經談到。但是要造出結構嚴密的會意字是不容易的。該造字法對專有名詞甚至毫無意義。
對專有名詞，史-卜們只能造新字或通過假借的辦法。我們觀察到，在用假借的辦法之前，占卜師們用十分抽象符號（+［=甲］，乙……丁……壬……）來命名干支。至於用假借的辦法造日子之名稱，並不會因同音字而混淆，上下文通常毫不含糊地定出日期的字義。
用假借的辦法造人名，因爲通常用兩個字（祖甲、小乙、文丁等等），也不會因同音字而混淆。
不過，在人名或地名上用假借辦法造字，通常因上下文而落入歧義，於是占卜師們想到用一個區分符來去除歧義。
比如，甲骨文裡有十幾個與其他常用名同音的妻名，或用同音表意字如“井”“果”“羊”“鼓”等，或通過加入作爲偏旁的“女”（“女”+井、果、羊、鼓）表示。
同樣，一條河流的名稱，與“麥”同音，或就用穀物的“麥”，或加上偏旁“水”並“麥”（水”+“麥”）來表示。同音借用字加上區分音符，是形聲字的原形。只需系統地將區分符標準化爲字的偏旁，將同音借用字變爲發音，即可成爲純粹的形聲字。
這一系統化是否就像那些堅守普世理論的人所以爲的那樣，會走從表意文字演化到表音文字路子呢？絶非如此。
我們首先注意到，如果真的存在一種導致中國表意文字有此走向的歷史普世法則，其必要性也會是極爲相對的，既然今天，形聲字（上溯到甲骨文）出現後三千多年，中文始終用表意書寫。
因爲，形聲字的構成完全沒有依照這一所謂法則。倘若形聲字原本依照該法則，中國表意文字本來應該從表意向表音系統化演化，逐漸縮減爲少量音素符號（聲旁）。而當代中國文字所用的音素，據上世紀蘇惕爾的統計，達886個。這與音素符號的簡約相差甚遠。
事實上，人們只是想出構造形聲字的辦法，以減弱構造會意字所受的強烈限制，會意字阻礙文字的自動生成。
在形聲字中，重點放在字各部分的組成，而尋找各組成部分之間含義的需要成爲次要的了，以便於尋求一種更容易找到的簡單的同聲關係，尤其在帶有大量同音字的單音節語言裡。這一便利是通過構字成分由語義向音義轉變，但絶非是自然相關義過渡到第二層組合，相反，表音相關義極弱，得以使用近千個基本字素——相當於一般基本字匯量。
中國卜史就是這樣在幾十個可借用的發音中進行選擇去創造形聲字。並回到字的表意語義性來結束選擇。
例如，三個形聲字“淺”（古音ts‘ien），“盞”（古音tsan），“賤”（古音dz’ian）中的形聲部分“戔”（古音dz'an）是一個象形字，由兩把戟構成，意爲“損害”，引申義爲“減損”“較微小”。
因此，即便是形聲，也保留了表意文字的原則，即對象徵含義的尋求更勝於對完美同聲字的選擇。形聲字的比例，完全依從其形聲部分發音的只占五分之一。
因此，把中國表意文字的形聲機制詮釋爲具有向表音文字發展的意義，這就完全弄擰了。使用形聲，完全不是表意文字轉向拼音文字開始，相反，是通過轉化會意創字的困難，使表意文字得以繼續的一個上策。
會意字代表中國字自動生成的第一層，甲骨文裡自動生成字爲數最多，爲所造字的32%，而形聲字爲27%，隨著字匯的增多，用會意創字變得不容易了。
在許慎的字典中它占不到13%，而81%爲形聲字，在二十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化字之前的中文裡占不到5%。
這些數字顯示，在文言的成熟過程中，字匯的規則化曾經是多麼地徹底。不僅新字的創造愈來愈遵循形聲字模式，同時，幾乎是同步，那些已經被另創的字也依此模式被重構，首先是原初的會意字，之後甚至是象形字和指事字。
重構是在原先的字上進行，取原先結構，作字的部首與聲部，哪怕會造成反義，或只是加一個部首。其次，是通過將原初成字的基本勾勒（筆劃）減到極致，簡化字的構造。最後，在西元前三世紀，經典毛筆的創造，以“永”字八法爲准的筆劃標準化，使中國字最後定型。（參見圖19）
中國文言從各個方面完全理性化、標準化，不僅不再因書寫與閱讀的便利而向拼音文字讓步，而且印證了一種深入事物之宇宙意義的占卜力量，通過所用的所有詞語與形聲的結合，爲思想提供了閱讀世界萬物含義的出色解碼。
由形聲字模式下所有字匯的規範化而創造的這一解碼，它的形成，得力於同一部首所構成的所有字形與相互構建的同音字之聲旁（參見圖20）在語義上的交會。
正是通過這一解碼，寧靜爲“安”，“屋下女子”，坦率爲“信”，“人言”，朝霞爲“旦”，“日出地平線”，四季之一爲“春”，“日光作用下的苗芽”。
正如出色的書法家康有爲（1858—1927）所言：“馳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鬱豪放之間，象物於飛潛動植流峙之奇，以疾澀通八法之則，以陰陽備四時之氣。”
自然語言無疑也有其詮釋世界的解碼。不過這一口語辭源群所帶有的解碼對思想沒有任何影響支配力，因爲它完全不再可以視讀。
要明白這一點，只須翻閱語言學大家王力的一部學術著作，作者力圖復原漢語詞的形聲字源，就像它們應該自然而然地受自然口語的編織似的。這項工作以豐富的歷史音位學爲基礎，對近三千字進行研究，假定地復原出近千個詞族源，每一個通常只含兩到三個或四個詞，很例外地有一詞族含二十個。
要衡量以表意字爲代表的文言詞群之間的差別，我們以“女”與“母”字爲例。（參見圖21）“女”（古音爲njjiak）字，王力只找到一個與之可能有字源關係的“奶”字。他也指出三個同音字，但均爲第二人稱代詞形式，不太可能與偏旁“女”嫁接，而這三個字與該偏旁的同音肯定不過是巧合現象。
图21 从女/母字派生来的几个字（一共有五十多个）
在文言裡，我們找到母/女二字大量的親屬，遠遠超過這裡所提供的例字（參見圖21）。以“女”爲偏旁的字約有250個，以“母”爲偏旁的字則還要多出10個；以另一個向度看，“女”與“母”的發聲各自還有十餘個聯姻字。這意味著文言字創造出大量的同族字，遠遠超過自然語言所創造的字匯，即便自然語言詞族肯定要比博學的王力所能找到的那幾個要多得多。
因爲實際上，自然語言的詞族形成於口語，故沒有留存初始的痕跡。需要歷時性語言學在其所形成的書寫源頭去重構這些字群，如果這一源流導向的只是非音素的文字，如中國語言文言文，重構就非常困難。
相反，以文言的圖畫性漢字而非話語的聲音詞去認知世界現實，這一詞義編碼，因爲它是“文“字的，所以完整地被保留了下來，因爲是視覺的，故非常含蓄。
當然，它所提供對事物的解讀並非是科學的。但在中國的科學、詩學與美學精神所修正的所有解讀的基礎上，它是中國世界觀最早的幻燈片。而這部最早的幻燈片是由占卜學理性拍攝的，不是拍攝我們的西洋文化的神學理性。
——節選自 汪德邁 著，金絲燕 譯
《中國思想的兩種理性：占卜與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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