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先生：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线——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节选）

Original 張祥龍先生文字研究 202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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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祥龍先生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生命線

——新文化運動後果反思（節選）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生命線。靠了它，此文化得以長傳不息，在千難萬險中不碎裂。新文化人士卻只看到西方拼音文字的優越，力主消滅漢字，用拉丁化取而代之。

錢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上就“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與陳獨秀等人通信，稱“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12]

他給出的理由是：“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爲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方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爲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13]

這些理由，不少從表面看就不成立，比如說漢字是“象形文字之末流”。

漢字乃表意（ideographic）文字，“象形”（pictograph,hieroglyph）只是構字“六書”之一，更談不上“末流”。

說漢字“不便於識”，不對，它比拼音文字更容易識別。說它無法表達“新……物”，也無道理。[王樹人、喻柏林1996，第一篇]其他那些理由，也無不是基於認定拼音文字及其語法的優越之上，並無任何深入的、有真實對比視野的討論。至於“妖言”之類的譴責，讓人想起洪秀全的《原道訓》和《十款天條》的表述風格。這樣的建議，得到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的贊同（只是不同意錢玄同還要廢口頭漢語，而代之以世界語的主張）。

胡適寫道：“獨秀先生主張‘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的辦法，我極贊成。”[14]

錢玄同廢漢字主張中那種不假思索的崇西蔑華的強烈文化立場，爲新文化人士們共用。明白表示者不少，而後來的曲折表達者更多。

魯迅寫道：“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15]

瞿秋白聲稱：“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毛坑！”[16]

這些言論難道只是一些過眼雲煙般的激進言論嗎？非也。對於所謂“宗法封建家族”、“封建禮教”、“中世紀的毛坑”的繼起掃蕩、摧毀，既在無數文學作品中，又在現實的社會變革和法律規定之中被實現。“孔家店”被查抄多次，現在基本上被當作博物館或臨時展銷會館使用。

文字改革也頗有成果，雖然其“拉丁化”、“拼音化”或西方化的目標還未實現，但朝向它的努力確實成了國家行爲，導致簡體字這一形態，使今天的中國青年難於讀懂古書了。

所以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新文化運動的重大提議都被充分實現了，而只是說，它們導致了重大的社會運動，產生了那麼多還在深刻影響我們的後果，卻從來沒有被事前多方論證和事後認真反思過。新文化人士當時最常舉的理由，就是中國的貧弱和西方的富強，其實首先是軍事的強大。憑此一條，就可以事先判定中華傳統文化的低級甚至惡劣，然後就通過這有色眼鏡來羅列罪證。他們從來不去考慮深層的理由，比如爲什麼軍事和國力的強大就意味著文明的優等？而且，爲何這種強大就一定意味著長久的生存優勢呢？

畢竟，歷史上有過強大帝國不久就滅亡之例，如亞歷山大帝國、秦朝、元朝等等。確實有過反對的聲音，但都被送上幾頂帽子、抓住一根辮子（就像辜鴻銘的辮子）而汙損之、蔑視之了。而有些貌似反對的聲音，其實已經說不上有什麼挑戰性了，像某些新儒家人士，已經在大原則上認同了新文化運動，比如科學與民主的終極真理性，然後尋求此框架內的某種不同而已。

……

新文化運動絕不只是一群文人的過激放言，像魏晉時的阮籍、稽康之流，過後就被歷史漂白和淡忘了。他們正逢其時，其言乘風而上，鼓蕩新潮，塑成歷史，造就了一般思想運動很難成就的事業。如果說這些言論是過激的，那麼它們就造就了一個過激的時代，實現爲一系列體制化的現實。《新青年》中那些似乎是過激蠻橫的批判，囈語般的改革或革命的設想，居然就能數十年內，在適應實際過程的節奏和表達之後，變爲官方的法律、檔、政令。除了上面提及的醫學、教育的新文化的體制化之外，這裡再舉文字改革之例。

錢玄同主張既廢漢字又廢漢語，陳獨秀和胡適調整了一下，同意只廢漢字。這說明陳、胡就不激進了嗎？非也，此不過是魯迅講的要開窗，就先去掀屋頂之類的文化革命的策略而已。一個有數千年偉大文化史的民族，要廢棄自己的文字，而去“拉丁化”，[20] 這已經激進到駭人聽聞的地步了。同理，到目前文字革命只做到了簡體化，還未做到拉丁化或完全拼音化，它就不激進了，或已經背離了新文化運動的方向了嗎？太不是這個道理了。

1955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具體落實新文化運動要求廢除漢字的主張。從中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的過激如何變成過激現實的路徑。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的報告，表現了這個“‘合理’變爲現實，現實又被合理化”的過程。他先是肯定了“漢字在我國人民的悠久的文化歷史中有過偉大的貢獻”[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1957，頁11]，

好像很不同於新文化運動時期對漢字的一片痛駡，但這僅是“兩點論”中的第一點，或非實質性的、心理照顧的那一點；下面話鋒一轉，馬上講道：“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承認漢字是有嚴重缺點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1957，頁12]於是，在感謝了廣義新文化運動“無數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使中國人民認識到文字是可以改革並且必須改革的”之後，他宣告：“我國人民已經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確的方向和目標。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們，漢字的拼音化需要許多準備工作；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各項準備。這是文字改革的正確方針。”[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1957，頁14]

瞭解新文化人士廢漢字主張的人都會看出，“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也就是新文化運動對我們的指示，它們的“拼音方向”或“拉丁化方向”完全一致。只是爲了實現它，需要簡化漢字這一“準備工作”，以便在時機成熟後走那條“世界文字的共同的拼音方向”之路。新文化運動的文字抱負在這裡沒有受挫折，而是被以最大的耐心、信心在實現著，因爲支持它的理由被當作了世界文字要共遵的客觀真理。

爲此，吳玉章很合理地主張，要儘量消滅方言，爲中國文字的拼音化鋪路。[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1957，頁18]用文字改革的專家周有光的話講，就是：“中文拼音教育普及、全國語言相對統一和正字法成熟的時候，中文拼音文字自然就瓜熟蒂落了。”[周有光1979，頁12]所以，要“高舉文化革命的紅旗前進”。[周有光1979，頁13]

至於拼音化後漢字的去向，噢，這裡也有兩點論。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向我們保證：“漢字隱退，是不是就是完全廢棄了呢？並不是！將來，永遠的將來，都會有一部分的學者來認真地研究漢字，認識漢字，也就跟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學者在認真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樣。”[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1957，頁5]這態度比錢玄同、魯迅、瞿秋白的要寬大些了吧，但兩者在最要命的地方還是一樣的，那就是漢字的死亡。

新文化運動就是這樣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能直接拉丁化處，就拉丁化了；不能馬上拉丁化處，就按照拉丁化的原則和理想而簡體字化了，同時抱有永不消失的拉丁化衝動。我們的學術，我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難道不都走在這條新文化運動的同質化道路上嗎？那些曾經是鮮活的文化形態，或者完全消失，或者變成了“甲骨文和金文一樣”的東西。

……

己丑春分

寫於北大暢春園望山齋

注釋：

[1] 參見張祥龍《全球化的文化本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瀕危》，載《思想避難：全球化中的中國古代哲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9頁。

[2] 爲什麼會出現這個奇觀？爲了回答它，我曾於2004年在德國兩所大學（圖賓根大學和維爾茲堡大學）的漢學系專門開過課。回來後又在北大、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處做過數次講演，探討這個近乎自相矛盾現象的原因。講演稿見本書第七章。

[3] 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丁守和主編，馬勇選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5頁。

[4] 嚴復：《原強》，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上卷），丁守和主編，鄭大華、任菁選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66頁。

[5] 《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第7頁。

[6] 同上書，32頁。

[7] 《從“西化”到現代化》，羅榮渠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61頁。

[8] 同上書，371－372頁。實際上，陳表達的是胡適在《我自己的思想》中的觀點，胡講：“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同上書，382頁）

[9] 魯迅：《青年必讀書》，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下卷），丁守和主編，左玉河選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9頁。

[10] 胡適：我們應該“信仰［西方人的］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從“西化”到現代化》，164頁。引文方括號中的話爲引者所加。

[11]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第557頁。

[12] 關於儒家的非普遍主義本性，參見本書第三章。

[13] 陳獨秀：《敬告青年》，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第12頁。

[14] 傅斯年：《萬惡之源》，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第66頁。

[15] 胡適：《吳虞文錄序》，引自《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第152頁。

[16] 《新青年》四卷四號（1918年4月5日出版），第350頁。

[17] 同上刊，第354頁。

[18] 參見：《傳統智慧的再發現》，王樹人、喻柏林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一篇。

[19] 《新青年》四卷四號，第356－357頁。

[20] 魯迅：“關於新文字”，《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161－162頁。

[21] 瞿秋白：“普通中國話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247頁。

[22] 鄧鐵濤主編：《中醫近代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273頁。

[23] 同上書，230頁。

[24] 同上書，289頁。

[25] 鄧鐵濤主編《中醫近代史》，229頁。另外還可參見潘桂娟、樊正倫編著《日本漢方醫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4年）281頁以下。

[26] 比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當時的衛生部領導者賀誠、王斌努力推行“中醫科學化”政策，並在1951年至1952年頒佈規定，中醫執業者必須重新學習解剖、生理、病理、藥理、細菌學等課程，通過考試，才可行醫。“這背後的思路，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通過規定強制改造漢醫的思路相同，連考試的科目範圍也幾乎一樣。”（區結成：《當中醫遇上西醫》，北京：三聯出版社，2005年，97頁）

[27] 《蔡元培先生年譜》，王世儒編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7頁。

[28] 同上書，150頁。又見：《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蕭超然、沙健孫、周承恩、樑柱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二章第二節，33頁以下。

[29] 比如邵連鴻：《北大之父蔡元培》，臺北：正展出版公司，2001年。

[30] 這些事實載於幾乎所有關於北大校史的書籍和歷史史料中。比如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99頁。

[31] 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199頁。

[32] 經學科分十一門：周易學門，尚書學門，毛詩學門，春秋左傳學門，春秋三傳學門，周禮學門，儀禮學門，禮記學門，論語學門，孟子學門，理學門。（同上書，200頁）

[33] 《蔡元培先生年譜》，150頁。

[34]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序言，《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1頁。

[35] 這種人爲地主動改變文字的文化屬性――從中華的表意文字改變爲西方的拼音文字――者，在人類歷史上恐怕獨此一家。文字有自然的演變，有征服者的強行改變，有秦始皇式的統一和簡化文字，但從來沒有過如此自覺自願的自戕和隔語系的改姓。

[36] 《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彙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11頁。

[37] 同上書，12頁。

[38] 同上書，14頁。

[39] 同上書，18頁。

[40] 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第三版（第一版1961年），1979年，第12頁。

[41] 同上書，13頁。

[42] 《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彙編》，第5頁。

[43] 吳文俊：“中國的傳統幾何歷來遵循著與歐幾裡得幾何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有著自己的問題與方法，以及自己的理論體系。”（“對中國傳統數學的再認識”，《吳文俊論數學機械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0頁。

[44] 《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152頁。

原載於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之《復見天地心：儒家再臨的蘊意與道路》（張祥龍著，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

张祥龙先生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线

——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节选）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生命線。靠了它，此文化得以长传不息，在千难万险中不碎裂。新文化人士却只看到西方拼音文字的优越，力主消灭汉字，用拉丁化取而代之。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就“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与陈独秀等人通信，称“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2]

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方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13]

这些理由，不少从表面看就不成立，比如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之末流”。

汉字乃表意（ideographic）文字，“象形”（pictograph,hieroglyph）只是构字“六书”之一，更谈不上“末流”。

说汉字“不便于识”，不对，它比拼音文字更容易识别。说它无法表达“新……物”，也无道理。[王树人、喻柏林1996，第一篇]其他那些理由，也无不是基于认定拼音文字及其语法的优越之上，并无任何深入的、有真实对比视野的讨论。至于“妖言”之类的谴责，让人想起洪秀全的《原道训》和《十款天条》的表述风格。这样的建议，得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赞同（只是不同意钱玄同还要废口头汉语，而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

胡适写道：“独秀先生主张‘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14]

钱玄同废汉字主张中那种不假思索的崇西蔑华的强烈文化立场，为新文化人士们共享。明白表示者不少，而后来的曲折表达者更多。

鲁迅写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15]

瞿秋白声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16]

这些言论难道只是一些过眼烟云般的激进言论吗？非也。对于所谓“宗法封建家族”、“封建礼教”、“中世纪的毛坑”的继起扫荡、摧毁，既在无数文学作品中，又在现实的社会变革和法律规定之中被实现。“孔家店”被查抄多次，现在基本上被当作博物馆或临时展销会馆使用。

文字改革也颇有成果，虽然其“拉丁化”、“拼音化”或西方化的目标还未实现，但朝向它的努力确实成了国家行为，导致简体字这一形态，使今天的中国青年难于读懂古书了。

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提议都被充分实现了，而只是说，它们导致了重大的社会运动，产生了那么多还在深刻影响我们的后果，却从来没有被事前多方论证和事后认真反思过。新文化人士当时最常举的理由，就是中国的贫弱和西方的富强，其实首先是军事的强大。凭此一条，就可以事先判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低级甚至恶劣，然后就通过这有色眼镜来罗列罪证。他们从来不去考虑深层的理由，比如为什么军事和国力的强大就意味着文明的优等？而且，为何这种强大就一定意味着长久的生存优势呢？

毕竟，历史上有过强大帝国不久就灭亡之例，如亚历山大帝国、秦朝、元朝等等。确实有过反对的声音，但都被送上几顶帽子、抓住一根辫子（就像辜鸿铭的辫子）而污损之、蔑视之了。而有些貌似反对的声音，其实已经说不上有什么挑战性了，像某些新儒家人士，已经在大原则上认同了新文化运动，比如科学与民主的终极真理性，然后寻求此框架内的某种不同而已。

……

新文化运动绝不只是一群文人的过激放言，像魏晋时的阮籍、稽康之流，过后就被历史漂白和淡忘了。他们正逢其时，其言乘风而上，鼓荡新潮，塑成历史，造就了一般思想运动很难成就的事业。如果说这些言论是过激的，那么它们就造就了一个过激的时代，实现为一系列体制化的现实。《新青年》中那些似乎是过激蛮横的批判，呓语般的改革或革命的设想，居然就能数十年内，在适应实际过程的节奏和表达之后，变为官方的法律、文件、政令。除了上面提及的医学、教育的新文化的体制化之外，这里再举文字改革之例。

钱玄同主张既废汉字又废汉语，陈独秀和胡适调整了一下，同意只废汉字。这说明陈、胡就不激进了吗？非也，此不过是鲁迅讲的要开窗，就先去掀屋顶之类的文化革命的策略而已。一个有数千年伟大文化史的民族，要废弃自己的文字，而去“拉丁化”，[20] 这已经激进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了。同理，到目前文字革命只做到了简体化，还未做到拉丁化或完全拼音化，它就不激进了，或已经背离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了吗？太不是这个道理了。

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具体落实新文化运动要求废除汉字的主张。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过激如何变成过激现实的路径。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的报告，表现了这个“‘合理’变为现实，现实又被合理化”的过程。他先是肯定了“汉字在我国人民的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有过伟大的贡献”[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1957，页11]，

好像很不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汉字的一片痛骂，但这仅是“两点论”中的第一点，或非实质性的、心理照顾的那一点；下面话锋一转，马上讲道：“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汉字是有严重缺点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1957，页12]于是，在感谢了广义新文化运动“无数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文字是可以改革并且必须改革的”之后，他宣告：“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许多准备工作；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1957，页14]

了解新文化人士废汉字主张的人都会看出，“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对我们的指示，它们的“拼音方向”或“拉丁化方向”完全一致。只是为了实现它，需要简化汉字这一“准备工作”，以便在时机成熟后走那条“世界文字的共同的拼音方向”之路。新文化运动的文字抱负在这里没有受挫折，而是被以最大的耐心、信心在实现着，因为支持它的理由被当作了世界文字要共遵的客观真理。

为此，吴玉章很合理地主张，要尽量消灭方言，为中国文字的拼音化铺路。[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1957，页18]用文字改革的专家周有光的话讲，就是：“汉语拼音教育普及、全国语言相对统一和正字法成熟的时候，汉语拼音文字自然就瓜熟蒂落了。”[周有光1979，页12]所以，要“高举文化革命的红旗前进”。[周有光1979，页13]

至于拼音化后汉字的去向，噢，这里也有两点论。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我们保证：“汉字隐退，是不是就是完全废弃了呢？并不是！将来，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的学者来认真地研究汉字，认识汉字，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1957，页5]这态度比钱玄同、鲁迅、瞿秋白的要宽大些了吧，但两者在最要命的地方还是一样的，那就是汉字的死亡。

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能直接拉丁化处，就拉丁化了；不能马上拉丁化处，就按照拉丁化的原则和理想而简体字化了，同时抱有永不消失的拉丁化冲动。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难道不都走在这条新文化运动的同质化道路上吗？那些曾经是鲜活的文化形态，或者完全消失，或者变成了“甲骨文和金文一样”的东西。

……

己丑春分

写于北大畅春园望山斋

注释：

[1] 参见张祥龙《全球化的文化本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濒危》，载《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2]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奇观？为了回答它，我曾于2004年在德国两所大学（图宾根大学和维尔兹堡大学）的汉学系专门开过课。回来后又在北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处做过数次讲演，探讨这个近乎自相矛盾现象的原因。讲演稿见本书第七章。

[3] 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丁守和主编，马勇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4] 严复：《原强》，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丁守和主编，郑大华、任菁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5]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7页。

[6] 同上书，32页。

[7] 《从“西化”到现代化》，罗荣渠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61页。

[8] 同上书，371－372页。实际上，陈表达的是胡适在《我自己的思想》中的观点，胡讲：“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同上书，382页）

[9] 鲁迅：《青年必读书》，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丁守和主编，左玉河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页。

[10] 胡适：我们应该“信仰［西方人的］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从“西化”到现代化》，164页。引文方括号中的话为引者所加。

[1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557页。

[12] 关于儒家的非普遍主义本性，参见本书第三章。

[13] 陈独秀：《敬告青年》，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12页。

[14] 傅斯年：《万恶之源》，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66页。

[15] 胡适：《吴虞文录序》，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152页。

[16] 《新青年》四卷四号（1918年4月5日出版），第350页。

[17] 同上刊，第354页。

[18] 参见：《传统智慧的再发现》，王树人、喻柏林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一篇。

[19] 《新青年》四卷四号，第356－357页。

[20] 鲁迅：“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61－162页。

[21] 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247页。

[22] 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273页。

[23] 同上书，230页。

[24] 同上书，289页。

[25] 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229页。另外还可参见潘桂娟、樊正伦编著《日本汉方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281页以下。

[26] 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的卫生部领导者贺诚、王斌努力推行“中医科学化”政策，并在1951年至1952年颁布规定，中医执业者必须重新学习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细菌学等课程，通过考试，才可行医。“这背后的思路，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通过规定强制改造汉医的思路相同，连考试的科目范围也几乎一样。”（区结成：《当中医遇上西医》，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年，97页）

[27] 《蔡元培先生年谱》，王世儒编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7页。

[28] 同上书，150页。又见：《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萧超然、沙健孙、周承恩、梁柱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二章第二节，33页以下。

[29] 比如邵连鸿：《北大之父蔡元培》，台北：正展出版公司，2001年。

[30] 这些事实载于几乎所有关于北大校史的书籍和历史史料中。比如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31] 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199页。

[32] 经学科分十一门：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春秋左传学门，春秋三传学门，周礼学门，仪礼学门，礼记学门，论语学门，孟子学门，理学门。（同上书，200页）

[33] 《蔡元培先生年谱》，150页。

[3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页。

[35] 这种人为地主动改变文字的文化属性――从中华的表意文字改变为西方的拼音文字――者，在人类历史上恐怕独此一家。文字有自然的演变，有征服者的强行改变，有秦始皇式的统一和简化文字，但从来没有过如此自觉自愿的自戕和隔语系的改姓。

[36] 《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11页。

[37] 同上书，12页。

[38] 同上书，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