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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朋朋先生:要用“中國文字學”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

張朋朋先生 文字研究 2021-10-27

要用“中國文字學”指導

“漢字和漢文教學”


張朋朋

北京語言大學


摘要:“中國文字學”是在漢字和漢文教學中產生和發展的,是服務於“漢字和漢文教學”的;西方“語言學”不是一門“普遍、通用”的學說,引進“西方語言學”給中國的漢字和漢文教學以及文化教育事業造成了極大危害。


關鍵字:要用中國文字學  不要用西方語言學



一、為什麼要用“中國文字學”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


1、中國文字學是在漢字和漢文教學中產生和發展的。


自中國人創造出漢字,中國就有了漢字和漢文教學。漢代“獨尊儒術”,漢文教學要教儒家經典。最初教的儒家經典是用隸書寫的,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先秦的儒家經典大多焚毀了,後來人們在孔子故里發現了用古文字書寫的儒家經典,但古文字和隸書在字形上區別較大,為了使人們讀懂用古文字書寫的儒家經典,許慎對古文字字形進行了長期研究,於西元121年寫就《說文解字》,總結了漢字造字法,提出了“六書說”,創建了中國文字學。


《說文解字》的問世促進了對儒家經典的詮釋和教學,對傳承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中國文字學是由“讀經”產生的,是服務於閱讀漢文經典的,長期以來,中國文字學被稱為“小學”,“小學”與“經學”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清代是“小學”發展的高峰,因為“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1]為了適應漢字和漢文教學的需要,清代“小學”細分出字形學、音韻學和訓詁學。字形學是研究六書;音韻學不是研究語音,而是研究字形和語音的聯繫,是根據語音的變化,為漢字注音而編寫和修訂韻書,這為寫詩、填詞提供了方便;訓詁學是為注釋典籍而研究文章中的字義。中國漢文教學的傳統是先“識字”後“讀書”,先教《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後教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家以及詩、詞、歌、賦,是只教經典古文,不教白話文,但學生卻獲得了讀寫“文言”和“白話”兩種能力,是一舉兩得。也就是說,經過長期的漢文教學實踐,中國人已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已找到了使人快速獲得全面的和高水準的漢文讀寫能力的捷徑。


因此,瞭解漢字和漢文教學規律的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國人,不同的文字是由不同的民族創造的,西方人瞭解西方文字的教學規律,但不了解我們中國的,道理很簡單,再高明的西餐廚師怎麼會包餃子呢?中國人用中國文字學來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是理所當然的。


2、中國文字學的文字觀和語言觀是正確的。


中國文字學只研究文字,不研究語言。為什麼許慎不研究語言呢?因為人的語言能力是在語言環境中自然生成的,聽說語言的能力不用教,孩子自然會說話,但人光會說話,不具有讀寫文章的能力,是文盲,文盲幹不了大事,而國家需要讀書人,所以中國古人非常重視研究漢字和漢文教學。可見,中國古人不僅區分“語言”和“文字”,還區分了“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各國都有文盲,文盲現象說明人獲得聽說語言的能力和讀寫文字的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中國古人區分“語言”和“文字”,區分“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具有普世價值的。


許慎的《說文解字》是研究漢字字形的專著。創造文字就是創造字形,沒有字形就沒有文字,字形是文字的本質,這是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共性。字形是視覺的,語音是聽覺的,語音和字形是有聯繫的,漢語有多少方言,漢字就有多少讀音,因此,字形和語音的聯繫是不固定的,是隨著語音的變化而變化。學過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讀出語音,也可以聽到語言寫出文字,這是語言和文字通過人腦進行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的現象,如下圖: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寫道“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可見,中國文字學家很早就認識到文字的重要性,認識到了文字和語言的功能是不同的:聽覺的語言一發即逝,而視覺的文字是超越時空,溝通古今的。


3、中國文字學主張漢文教學要教“經典古文”。


許慎著《說文解字》是為“讀經”而作,認為“本立而道生。”因此,中國傳統的漢文教學是只教經典古文,不教白話文,但學生卻獲得了讀寫“文言”和“白話”兩種能力。曹雪芹、魯迅都只學經典古文,但都成了白話文大師。這是為什麼?因為漢文不是漢語,古文不是古代漢語,見下圖:



“漢文”是用漢字寫的文章,古文和現代白話文都是用漢字寫的文章。“漢文”是以漢字為基本單位,是“字本位”。古人造字,由獨體到合體,由簡單到複雜,為了表達更豐富的意義,造的字越來越多,漢字造到一定數量時,中國古人就不再造字了,而是根據漢字的造字原理,用已有的字造表示意義的雙字詞和多字詞。也就是說,先產生的古文是現代白話文的基礎和源頭,沒有古文的“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是不會有白話文的“矛盾”一詞的。“老師”的“師”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師”,“朋友”的“朋”就是“有朋自遠方來”的“朋”。現代白話文中大量表示現代人文和科技方面的詞匯:數學、物理、化學、經濟、自由、民主、科學、法制等是先由日本人翻譯西文時用漢字造的,而後由梁啟超那代留日學人引入我國現代白話文。也就是說,構成現代白話文詞匯中的漢字都是源於古文的,因此,教了古文也就教了現代白話文中的漢字。


另外,古文不是古代漢語。中國的音韻學告訴我們“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2]同一個漢字,先秦有先秦的讀音,唐宋有唐宋的讀音,今天有今天的讀音,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人是用不同的語音朗讀古文的,今天我們是用現代漢語的語音朗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也就是說,學古文不是學古人說話,而是獲得閱讀古文的能力。


語言一時傳,文章千古在。因為語言一發即逝,而視覺的文字可以超越時空,所以文字不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而是書寫文章的視覺符號。古文是記錄古人思想的,是可以千古流傳的文章典籍。因為教師是教孩子用現代漢語的語音來朗讀古文的,而孩子自然會說話,白話文讀出來和說話一致,會說話的孩子在古文中學了漢字後自然就能讀寫白話文,白話文可以無師自通,所以不用教。也就是說,教古文和讀寫白話文並不矛盾,反而是教經典古文,既傳承了中國文化,又使學生在短期內快速獲得了全面和高水準的漢文讀寫能力。


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如何傳承和延續的呢?是靠語言嗎?不是,是靠文字。文字是記載和傳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載體,沒有漢字著成的漢文典籍,中國文化是不可能傳承和延續至今的。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傳承至今,就是因為在中國文字學指導下的經典古文教學在歷史上一直沒有中斷。


因為中國傳統的漢文教學是教經典古文,才使明、清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學到了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學,並把漢文經典翻譯成西文介紹到了西方,使西方人知道了孔子和老子。他們還在西方建立了漢學,使中國文化傳播到了全世界,對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


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早期的華校都教《四書》《五經》等經典古文,由於早期海外華人教經典古文,使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海外華人中代代相傳、生生不息,成為了團結和維繫海外華人的精神紐帶。


4、中國文字學重視“識字教學”,區分“識字”和“寫字”。


文字是視覺符號,本質是字形,是靠字形表意的,是靠人眼識別的,因此,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和研究“識字教學”,“三、百、千”就是前人編寫的最經典的識字課本。因為字形必須呈現和傳遞才能被人眼識別,古人也知道漢字用筆書寫的不易,但古人並沒有選擇簡化漢字字形。古人知道“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就是因為理解漢字字形的造字法所表示的意義是學習漢文經典之本。為了不改變字形,使漢字可以溝通古今,古人就去尋找快捷的呈現字形的方式。到漢、唐時中國人終於發明了紙張和印刷術,於是呈現字形出現了用印刷和書寫兩種方式以及相應的“印刷體”和“手寫體”兩種字形。大量印刷的書籍已成為漢字的主要載體,人們讀書是識印刷體的字形,“楷”是規範的意思,於是用於印刷的楷體和宋體就成了規範字體,而用於手寫的行書和草書成了簡便字體。中國古代是讓人識規範的“印刷體”,可以寫簡化的“手寫體”,兩種字體並存。


也就是說,中國古人區分“識字”和“寫字”,中國人早已解決了漢字的“識”和“寫”問題,早就“識繁寫簡”了。紙張和印刷術是中國發明的,中國在書籍的印刷和文字的教育上很早就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因此,長期以來,中國不僅今人和古人可以“書同文”,而且講不同方言的人也可以“書同文”,使漢字成為了傳承和傳播中華文化的載體和維繫國家統一的重要紐帶。


今天電腦、手機、打印機以及互聯網的出現,已有了新的文字傳輸載體和呈現字形的方式(打字)。今天是研究如何採用新技術手段來進行“漢字和漢文教學”的時候了。


二、為什麼不要用“西方語言學”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


1、“西方語言學”不是一門“普遍、通用”的學說。


西方現代語言學之父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認為“只有兩種文字體系:表意體系和表音體系。”“漢字是表意體系。”[3]索緒爾在其代表作《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明確指出“我們的研究將只限於表音體系。”[4]也就是說,西方現代語言學是不研究漢字的。請問,不研究漢字的學說能說是“普遍、通用”的學說嗎?因此,西方語言學與西方的數學、化學、物理學是不同的,它不是一門“普遍、通用”的學說。西方語言學不研究漢字,我們能用一門不研究漢字的學說來指導我們的“漢字和漢文教學”嗎?


索緒爾為什麼不研究漢字呢?他把漢字排除在外,為什麼還稱自己講的課程是“普通語言學”呢?這不是典型的歐洲中心論嗎?法國18 世紀著名啟蒙思想家盧梭在《語言的起源》一書中把文字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描述事物的表意文字;第二種是使用傳統字元來表示單詞和句子的文字;第三種是拉丁字母文字。盧梭認為第一種是落後的文字,拉丁字母文字是先進的文字。[5]根據盧梭的理論,漢字是落後的文字。索緒爾受盧梭的影響,認為把落後的漢字排除在外是理所當然的。西方語言學認為漢字是落後的文字,我們能用這樣的學說來指導我們的“漢字和漢文教學”嗎?


2、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和語言觀受到了質疑。


西方語言學認為語音的最小單位是音素。而實際上,語音中不存在孤立的音素。因為人們聽到和說出的是一串流動的語音,語言是用語流表示意義的,而語流和水流一樣都是不能切分的,所謂的音素是西方人從語音中分析出來的。西方人認為能分析出音素,語音就是由音素合成的,這種認識是不對的。我們都知道,人臉可以分析出眼睛、鼻子、嘴,能說人臉是合成的嗎?當然不能,因為人臉是長成的,眼睛、鼻子、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長在一起的,是分不開的。因為語流中不存在孤立的音素,而文章中看到的拉丁字母是獨立存在的可視的圖形,文字中字母之間是有間隔的,可見,拉丁字母表示的並不是音素,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表示的也不是真正的語音——語流,所以字母不是音素的符號,拉丁字母文字也不是表音文字,拉丁字母文字也不是語言的符號。西方人分析的是無形的語音,但創造出的卻是有形的文字,只不過是和漢字不同的文字。其實,索緒爾已發現了拉丁字母文字不表現語音的現象,他發現法文oiseau 一詞中“沒有一個音是用固有的符號表示的,這可連那語言的一點兒影子也沒有了。”[6]他也發現“語言是不斷發展的,而文字卻有停滯不前的傾向,後來寫法終於變成了不符合於它所應該表現的東西。”[7]遺憾的是索緒爾最終沒有認識到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


其實,拉丁字母文字的本質也是字形。拉丁字母A B C D 也有可視的形體,由字母拼成的字book 也有字形,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有字形,都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這是文字的共性。“字母”這一概念是由中國人提出的,中國文字學家鄭樵在《通典·六書略》中指出“許氏作《說文》定五百四十部為字之母。”是中國人把英文letter 一詞譯作了字母。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有字母,拉丁字母是A B C D 等,漢字字母是“日”“月”“口”“木”等部首,文字的字形都是由少量字母拼合的,文字的個性是字母的形狀和拼合方式不同。漢字與拉丁字母文字都是文字,只是創造方式不同。


因為索緒爾認為“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8]也就是說,索緒爾主張語言學只研究語言,不研究文字,認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現語言,所以他把拉丁字母文字也稱為語言,索緒爾是不區分“語言”和“文字”的,是不區分“英語”和“英文”的。因為字母合成詞匯,詞匯合成句子,因此,西方語言學認為語言也是合成的,文法(grammar)就是語法。根據西方現代語言學的“合成論”語言觀。長期以來,在世界範圍內人們都採用合成法,用字母教音素,再用字母的拼合教音節和詞匯,最後講解以詞造句的文法規則,用英文來教英語。結果,學生能讀寫英文,但不會聽說英語,成了“啞巴英文”。“啞巴英文”的現象證明“合成論”的語言觀是錯誤的。文字不是語言的符號,英文不是英語。其實,兒童聽說語言的能力是自然生成的,他們在語言環境中聽不到孤立的音素,聽到的是語流,不是先學音素而後合成語流的,而是整體模仿大人的語流學會說話的。可見,“合成論”的語言觀是錯誤的,“生成論”的語言觀才是正確的。當今教師遵循兒童獲得母語的規律來進行英語教學才使學生獲得了聽說英語的能力。索緒爾承認“由於不能直接掌握語言的具體實體或單位,我們將以文字的詞為材料進行研究。”[9]也就是說,索緒爾並沒有劃分出語言的單位,他並沒有真正研究口說的語言,而是把西方拉丁字母文字的文字單位當作語言單位了。而今西方人觀察和研究兒童是如何自然獲得語言能力的,這才是真正研究語言了。


法國著名哲學家德理達出版了《論文字學》[10],英國著名語言學家羅伊·哈理斯出版了《反思文字》[11],不少西方學者也對“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提出了質疑。


3、“西方語言學”給“漢字和漢文教學”造成了极大危害。


(1)西方語言學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理論基礎。


清末,中國被西方列強入侵瓜分是因清政府腐敗無能,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的,但上個世紀初不少中國人卻錯誤地認為是因中國文化落後造成的。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喪失自信,產生自卑,於是提出打倒孔家店。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是靠學經典古文傳承的,所以他們掀起了一場以尊“白話”廢“文言”為宗旨的白話文運動。令白話文運動發起人胡適沒有想到的是白話文運動很快取得了成功,因為學過古文的文人都會寫白話文。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原因,除了有文化自卑的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清末,西學東漸後中國引進了西方語言學。西方語言學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於是中國語言學家也認為“古文是古代漢語”,[12]現代白話文是現代漢語。古文既然是古人說的話,古人已經死了,那古文也就死了,因此,應廢除古文,要“我筆寫我口”,怎麼說話就怎麼寫文章,像西方一樣使用“言文一致”的白話文或叫語體文。因此,長期以來,我們大陸小學主要是教白話文,多年沒教經典古文了,傳承了幾千年的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出現了斷層。


(2)西方語言學是中國文字改革運動的理論基礎。


清末民初,中國文盲多,原因是國家經濟落後,沒有普及基礎教育,是孩子沒有上學的機會,但當時不少人卻錯誤地認為是漢字難學造成的,認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於是他們主張廢除漢字,進行文字改革。1954 年中國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核心成員都是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社科院語言所所長中國語言學家羅常培認為:“新的拼音文字方案必須在語音學的科學理論指導下進行設計,才會是科學的,完善的文字。”[13]1958 年中國語言學家根據普通話用拉丁字母設計出了取代漢字的《漢語拼音方案》,但使用拉丁字母文字一定要會說普通話,因語言不統一,暫不能用拉丁字母文字取代漢字,只能先簡化漢字,於是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項任務: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簡化漢字。


為什麼中國語言學家要用拉丁字母文字取代漢字呢?


因為西方語言學是通過拉丁字母文字研究和描寫語言。西方語言學認為語音的最小單位是音素,字母是音素的符號,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拉丁字母文字表現語言,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表音文字是先進的文字,表意文字是落後的文字。中國語言學家接受了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呂叔湘認為“代表語言,也就是能讀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14]徐通鏘認為“文字是用‘形’通過‘音’來表示‘意’的。”[15]如下圖:



因為漢字不是音素的符號,不是表音文字,所以中國語言學家必然認為漢字是落後的文字,必然要通過分析漢語語音創造拉丁字母文字以取代漢字,否則,他們是無法研究和描寫漢語的。


為什麼中國語言學家要簡化漢字呢?


因為中國語言學家認為文字的本質是讀音,而不是字形,沒有把文字看作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而看作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了,所以他們認為“繁體字的存在,引起書寫困難,應該廢除,而讓筆劃較簡的字成為規範化的字。”[16]其實,文字是視覺符號,本質是字形,漢字字形醒目,識認並不難。因為中國語言學家認為文字是“書寫”工具,所以他們不重視識字,而重視寫字,他們沒有認識到呈現字形不是只有“書寫”一種方式。中國語言學家沒有認識到文字作為“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的工具,其在漢文典籍中規範的印刷體比個人的手寫體要重要得多。由於中國語言學家為了追求“書寫”簡便而把筆劃少的字作為了規範漢字,簡化字改變了漢字字形,破壞了字形的理據性,增加了學習經典古文的難度。因為大量古籍和古建築上的匾額、楹聯以及名家書法和碑文石刻都是繁體字,推行簡化字的結果,降低了漢字可以突破時空,溝通古今的功能,極大地削弱了很多中國人識認漢字的能力。今天大陸的中國人不和古人“書同文”了,而且海峽兩岸以及全球華人也不“書同文”了,國家統一又多了一道人為設置的障礙。為什麼中國有不少知名的“中國文字學家”也主張簡化漢字呢?因為雖然他們也研究中國文字學,也研究《說文解字》,但他們卻接受了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


(3)西方語言學給“對外漢字和漢文教學”造成了危害。


為什麼我的大學叫“北京語言大學”,沒有“文字”?為什麼只提“對外漢語教學”,不提“漢字教學”?明明是教“白話文”,為什麼叫“基礎漢語課本”?為什麼我們不教“經典古文”,只教“現代白話文”?因為北京語言大學是根據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建立的,我們的教材是根據西方語言學的理論編寫的。實際上,中國語言學家在使用要取代漢字的拉丁字母文字《漢語拼音方案》教漢語。因為西方語言學認為西方拉丁字母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是表現語言的,所以中國語言學家也不區分“語言”和“文字”,認為漢字是漢語的符號,在教學上就採用“語文一體”的教學模式。如下圖:



前國家漢辦主任許琳聽到孔子學院教師反應我們的教材和教法有問題,於是她到北京語言大學呼籲“破解‘漢語難學’的瓶頸問題”[17],但許琳不知道,問題出在教學中,但根子在理論上。這是用西方語言學指導中國的語言和文字教學必然出現的結果。2007 年我出版了反思西方語言學的專著《文字論》,隨後在《漢字文化》上發表了《如何破解所謂的“漢語難學”的瓶頸》,在廈門大學的刊物《海外華文教學》上發表了《怎麼教外國人聽說“普通話”和讀寫“漢文”》。我2012 年來菲律賓講學後受邀在臺灣師大的國際研討會上發表論文《“語文分開”的教學理念——兼論視覺符號的文字觀和生成論的語言觀》。


我認為文字不是語言的符號,而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人的語言能力不是合成的,而是在語言環境中整體生成的,“語文分開”的教學理念主張區分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文盲的現象證明人獲得“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我們應把教“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分開,分別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來教人的兩種不同的能力。因為漢字不是漢語的符號,所以“漢文”不是“普通話”,也就是說,我們是教外國人和海外華人聽說“普通話”和讀寫“漢文”,如下圖:



因為人聽說“母語”的能力不是合成的,而是在語言環境中整體生成的,所以我們應根據“生成論”的語言觀來指導“第二語言教學”。因為人讀寫“母文”的能力是通過教學獲得的,所以我們應根據“母文”的教學規律來指導“第二文字教學”。


我們中國人最瞭解漢字和漢文的教學規律,中國文字學就是在漢字和漢文教學中產生和發展的,我們要用中國文字學來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


結語


2017 年9 月人民日報社主編的《人民論壇》發表專欄文章《文化自信的根基是中國的文字自信》,2018 年9 月26 日中國教育部發佈《中華經典誦讀工程實施方案》,我認為這都是對的,我表示堅決支持,但令我不解的是,為什麼只提“文字自信”,只提“讀經”,而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中國文字研究所”呢?難道還要用“西方語言學”來指導我們實施“中華經典誦讀工程”嗎?國家要實施“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是需要大量掌握中國文字學的教師的,既然我們用西方語言學建立了“北京語言大學”,為什麼我們不能用中國文字學建立一所“中國文字大學”呢?


參考文獻:


[1] 陳第(1541—1617):古代音韻學家,被稱為中國研究古音的第一人。

[2] 同上

[3]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50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4]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51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5] Roy Harris, Rethinking Writing,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6]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56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7]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52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8]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47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9]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159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0] Derrida,J.De la Grammatologie,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1967.

[11] Roy Harris, Rethinking Writing,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12] 王力《古代漢語》,中華書局,1964 年

[13] 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5 頁,商務印書館,1981

[14] 呂叔湘《談語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 第1 期

[15] 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167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16] 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217 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年

[17] 許琳《破解‘漢語難學’的瓶頸問題》,北京語言大學學報,2009 年4 月8 日


To use Chinese philology to instruct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rticles


Zhang Pengpeng


Abstract: Chinese philology came into being and developed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articles that it serves. Western linguistics is not a universal doctrine.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nguistics has done harm to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of Chinese articles an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vents.


Key words: To use Chinese philology Don’t use Western linguistics




作者:張朋朋先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

著述:《文字论》《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又名《字启蒙》(与法国白乐桑先生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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