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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朋朋先生:习主席提出“文化自信” 与北京语言大学的关系
編者按:在2016年7月1日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張朋朋先生認識到習主席文化自信思想的重大意義,隨即寫作此文。
习主席提出“文化自信”
与北京语言大学的关系
張朋朋北京語言大學
习主席最近提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传承上的文化自信。”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如何传承的?是靠语言吗?不是,而是靠文字。因为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文字是记载和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没有汉字著成的汉文典籍,中华文化是不可能传承和延续至今的。因此,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对汉字的自信是对中华文化自信的前提。
习主席提出“文化自信”,表明现在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字的态度与五四以来的很多知识分子和过去的领导人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自卑转变为自信,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习主席提出“文化自信”与我们北京语言大学有何关系呢?我认为关系重大,而且有直接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西方语言学是普遍、通用的学说吗?我认为不是普遍、通用的学说。根据如下:
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研究只限于表音文字体系”(51 页),不包括汉字。请问不研究和不能解释中国语言文字现象的学说能说是普遍、通用的学说吗?
二、索绪尔在书中强调:“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323 页)请问不研究文字,这对吗?人类为什么要创造文字?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前人的思想和创造能广泛传播吗?能传之后人吗?文字这么重要,怎么能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呢?我们中国有研究汉字的文字学,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该研究汉字吗?
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西方语言学的语言观和文字观是科学的、正确的吗?我认为也不是科学的、正确的。
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录音机能记录有声的语言,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把文字当成了录音机,这显然是不对的。“书写符号”的提法没有揭示文字的本质。因为打字机、计算机出现后,呈现字形的方式可以在键盘上敲打,而不只是用笔书写了。那文字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符号是由人的感官感知的,从感知符号的方式来区分语言和文字,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文字的本质是字形。人通过学习把字形和语音建立了联系,所以学过文字的人可以读出相应的语音,也可以听到语言写出文字,这是两种符号系统通过人脑进行相互转化的现象。人类为什么要创造文字呢?因为语言是听觉符号,语言一发即逝,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不能传给后人,没有广播和电话时,人只能近距离听到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语言的传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人们就要创造一种视觉符号使语音所表达的意义能突破时空的限制,从而促进了思想的交流以及文化的传承和教育的进步,使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了文明时代。
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不区分语言和文字,认为听说和读写都是语言能力。而视觉符号的文字观区分语言和文字,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自然生成的,但文字能力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教成的,文盲的现象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视觉符号文字观认为教第二语言和教第二文字的方式是不同的,应分开教,用不同的方法教两种不同的能力。教第二文字时,首先要培养学生识字和阅读汉文(用汉字写的文章,即文言和白话以及诗、词、歌、赋的总称)的能力。教呈现汉字的方式要教如何在键盘上打字,因为这是目前最常用、最先进,也是最便捷的方式。中国很早就建立了文字学,有几千年教汉字和汉文的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最了解汉字和汉文的教学规律。历史上中国教育家不仅培养了很多文言和白话俱佳的文学大家,而且还培养了很多像利玛窦、理雅格等既会说中国话,又能阅读和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外国汉学家,使中国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今天外国人打开电脑或手机就可以学习识字和阅读了,互联网技术也给文字教学提供了新的手段。
综上所述,西方错误的语言学理论不仅是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也是我校办学的基础理论。这一错误理论给中国文字——汉字和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我校的建设都造成了极大危害。今天习近平主席提出“文化自信”,不仅是否定“中国文化落后论”和“汉字落后论”,也是要纠正我们过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这也为我校未来,在既是机遇,又有挑战的互联网时代应该依据什么理论来办学指明了方向。
作者:張朋朋先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
著述:《文字论》《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又名《字启蒙》(与法国白乐桑先生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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