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否定“文字改革运动”，必须反思“西方语言学”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至今还在进行，还没被否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引进了“西方语言学”。中国有研究汉字的“中国文字学”，但长期以来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的理论已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字学”，而是“西方语言学”了。西方语言学理论认为“字母是音素的符号”“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表现（代表）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于是中国语言学家就认为“白话文是现代汉语”“古文是古代汉语”。认为古文是古人说的话，今人怎么能学古人说话呢？因此，中国语言学家主张废除古文，要“我笔写我口”，怎么说话就怎么写文章，像西方一样使用“言文一致”的白话文。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中小学主要教白话文，多年没把经典古文作为汉文教学的基础了，很多人是半文盲、文化盲，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
中国语言学家不仅主张教白话文，还要把汉字改成表音文字。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前所长罗常培认为“新的拼音文字方案必须在语音学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设计，才会是科学的、完善的文字，”于是中国语言学家就根据普通话语音用拉丁字母设计出了取代汉字的“普通话拼音文字方案”。使用拉丁字母文字要会说普通话，因中国方言众多，语言不统一，暂不能使用拉丁字母文字，只能先简化汉字，为“普通话”成为“汉语”时使用这套拼音文字，他们把“普通话拼音文字方案”取名《汉语拼音方案》并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他们把汉字判了死刑，只能缓期执行。2000年中国语言学家把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写进了《国家语言文字法》。他们要用法律的手段保障他们按照中国文字改革的“总方针”，去实现中国文字改革的最终目标。今天中国已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汉字亡国论”“汉字落后论”“中国文化落后论”已不攻自破了，但由于进行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层，中国正在被外来文化同化，民族文化的认同面临空前危机，于是中国的有识之士呼吁要“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要从传承中华文化做起，要落实中华经典诵读工程。能识读繁体字有利于传承中华文化，那为什么韩方明委员提出的“进行繁体字识读教育的提案”却没有得到教育部支持，反而被否决了呢？因为制定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是中国语言学家，而他们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并没有进行反思。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上李宇明还明确表示：“70年的中国语言学支撑了国家语言规划的实施，”“早年支持国家完成了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务’”，“制定了《国家语言文字法》，发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样的发言说明：中国语言学家至今还不承认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是错误的，还认为中国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是他们的“成就”。这是令人震惊的！难道中国应该进行文字改革吗？应该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文字来推行吗？中国应该统一语言还是统一文字？方言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保护方言生存的语言环境。要保护方言，我们是推广普通话还是让讲方言的人把普通话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计算机时代，呈现字形的主要方式已由“书写”变成“打字”了，是“识繁写简”还是推行简化字“识简写简”？难道还让海峡两岸和全球华人识读不一样的汉字吗？这利于国家统一吗？汉字字形是有理据和文化的，简化汉字破坏了字形的理据性和文化性，继续推行“简化字”有利于识读中华经典吗？有利于复兴中华文化吗？目前西方语言学理论已成复兴中华文化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必须反思从西方引进的语言学到底是不是一门“普遍、通用”的学说？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表现（代表）语言”“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这一文字观指的是“汉字”吗？白话文是现代汉语吗？古文是古代汉语吗？ 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只有两种文字体系：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汉字是表意体系。”“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索绪尔在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
也就是说，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指的是西方的“表音文字”，并不是中国的汉字。索绪尔建立的西方现代语言学是不研究汉字的，他认为汉字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但中国老一代的语言学家却接受了表音文字的文字观。吕叔湘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徐通锵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示‘意’的。”如下图：
中国语言学家认为汉字是汉语的符号，是把表音文字的文字观套在了汉字身上，而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是“表意文字”，汉字的本质是字形，是以“形”示“意”。表意文字的文字观认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下图：
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字形和语音是有联系的。学过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读出语音，也可听到语音写出字形，这是语言和文字通过人脑进行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现象。汉语是多种方言的总称，汉语有多少方言，汉字就有多少读音，字形和语音的联系是不固定的，是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中国人讲多种方言，但使用一种文字，因此，汉字不是汉语的符号，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汉文不是汉语，白话文不是现代汉语，先产生的古文也不是古代汉语，而是汉文的基础，我们是用今天的语音来朗读古文的。见下图：
“汉文”是用汉字写的文章，古文和现代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汉文”是以汉字为基本单位，是“字本位”。古人造字，由独体到合体，由简单到复杂，为了表达更丰富的意义，造的字越来越多，汉字造到一定数量时，古人就不再造字了，而是根据汉字的造字原理，用已有的字造表示意义的双字词和多字词。也就是说，先产生的古文是现代白话文的基础和源头，没有古文的“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是不会有白话文的“矛盾”一词的。“老师”的“师”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师”，“朋友”的“朋”就是“有朋自远方来”的“朋”。
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古文不是古代汉语。中国的音韵学告诉我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今天我们是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朗读“有朋自远方来”的。也就是说，学古文不是学古人说话，而是获得阅读古文的能力。
中国人讲多种方言，用一种文字，还有“言文不一致”的现象，吕叔湘说：“七八十年前，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是这样一种畸形现象：嘴里说的是方言，笔底下写的是文言，两不相干？”其实，中国的“多语一文”和“言文不一致”的语言文字现象不是畸形的，而是正常的，只不过吕叔湘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是解释不了的。不研究中国汉字的学说，不能解释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的学说，怎么能是一门“普遍、通用”的学说呢？索绪尔把汉字排除在外，还称自己讲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这不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吗？西方现代语言学是不研究汉字的，那中国为什么会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呢？为什么中国语言学家会接受表音文字的文字观？西方语言学是怎么取代中国文字学的？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中国引进了西方很多学科，其中就有西方很重要的一门学科“语言学”。因为当时中国出现了尊“白话”废“文言”和要进行文字改革的思潮，而此时引进的西方语言学正好在文字理论上为这一思潮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于是接受西方文字观的中国语言学家成为了废除“读经”和改革“汉字”的中坚力量，西方语言学也就取代了中国文字学，成为了制定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一门重要学科。理论和实践证明：西方语言学并不是一门“普遍、通用”的学说，这是当年我们在失去文化和文字自信时从西方引进的一门不适用于中国的学说。在西方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险些给汉字和汉文教学以及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灭顶之灾。“西方语言学”是不研究汉字的，是改革汉字的理论，不是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的理论，因此，今天我们就不要继续用“西方语言学”来指导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了。由于中国语言学家至今坚持西方语言学理论，不反思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还继续在做文字改革工作，努力完成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西方语言学理论对复兴中华文化形成阻力。因此，为了复兴中华文化，国家就不能继续让语言学家来制定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了！就不能继续让西方语言学理论来主导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了！国家应像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一样，让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来指导经济工作，在文化教育领域，要用我们“中国文字学”取代不适用于中国的“西方语言学”。中国文字学奠基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讲“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许氏指出汉字的主要功能是“传承”思想文化。中国文字学是由“读经”产生的，是为“读经”服务的。因此，为了传承中华文化，我们就要重建“中国文字学”，恢复“中国文字学”在中国应有的地位，要让真正理解“中国文字学”精髓的专家来指导汉字识读教育工作，要修改由中国语言学家制定的《国家语言文字法》，要把识读“正楷字”和“诵读中华经典”写入《国家语言文字法》，用法律手段保障我们用中国文字学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否则，中华文化断不能“复兴”！
韩方明委员的《提案》不仅是中小学教育问题，还涉及修改《国家语言文字法》这一关乎国家全局的大事。进行文字改革是一项国策。因此，修改《国家语言文字法》涉及对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是肯定还是否定？对从事文字改革的中国语言学家和他们从西方引进的语言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那如何才能修改《国家语言文字法》呢？还以小岗村为例，当时村民“分田到户”获得了安徽省委书记的支持，但修改相关法律是关系国家全局的大事，省委书记决定不了，于是他反应到中央，此事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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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朋朋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
著述：《文字论》《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又名《字启蒙》（与法国白乐桑先生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