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迈先生：表意文字的创造

汪德邁先生

表意文字的創造

在河南安陽小屯遺址，帶有我們前面談到的精密技術的甲骨占卜殘片忽然增多。這個遺址，與所有商代文化遺址相比是最重要的，它被認定爲商代後來的歷史文獻資料稱之爲殷的最後一個都城的遺址。歷史學家們認爲，此名“殷”，乃商朝人於西元前十三世紀初盤庚在位時期安置於此而得。

但人們在該遺址裡找到的大量占卜片不會早於盤庚的第三位繼承人武丁（1250—1192）在位時期。經1928到1937年的15次挖掘，加上太平洋戰爭和共產主義革命以後的1973年和1991年的兩次挖掘，這些占卜殘片約有十五萬。這大量卜片的原因肯定是表意文字的發明，使得占卜大量增加，自此，原卜片被注釋並至少被保存一段時間，可能是爲了查詢。它們應該是被用於求證，乃至比較研究，之後，成捆成捆地被廢，並埋入廢物坑，像人們所發現的那樣。 

我們看到，肩胛骨占曾廣泛而長期地通行。但直到武丁時代以前沒有留下任何如此重要的遺跡。人們以前把那些占卜片弄作什麼了呢？它們是否通常被毀掉了？而只有若干卜片標本零零星星地與其他實物混在一起，通常是在墓址裡。

在小屯，情形則完全不同。占卜片大量堆積在一起，上面的刻文顯示它們曾用於占卜。確實，其中大部分卜片上，刻著專家們稱之爲“卜辭”的程序。當卜辭是完整的時候（這種情況很少見，一方面是因爲卜片被發現時已經是殘片，另一方面也因爲對同一占卜的重複卜辭進行的系統性簡化），這些卜辭由三部分組成，以同樣的方式連接，常在後面帶有附辭，經常是該占卜之月日，或爲另一種比較少見的附辭，記下該占辭之證-驗辭。 

現在我們來談這主要的三部分： 

1. 題名，即專家們所稱的“序辭”，由“卜”字構成，它不過是我們知道的一個象形卜占兆的字。表示六十甲子曆法中的占卜日（占卜時的宇宙時間：天干地支），通常還有作占者之名，武丁時代尤甚。序辭表示，所記之簡圖乃自某人於六十甲子歴法某日所占之卜。 

2. 命辭，由“貞”導入，連接命辭，意思是“占卜所含”（卜所測），之後是該占卜目的之文辭，如，“下旬不利”，或“祭祀/某古人/某動物/某數目，狩獵（或軍事）出行/某地”等。 

3. 占辭，由“占”導入，意爲“卜所言”，連結卜占結果，有時前面加上王者之資訊，如果是王者提出占辭的話，以及占辭（“吉”“大吉”“不吉”“凶”等）。 

又如出現在李學勤主編的殷周時期骨甲青銅文選中的第一個式子： 

序辭：“［日］癸巳（卜bu）［由］克（主占人之名）”。 

命辭：“貞［作爲卜測］今一月雨”。 

占辭：“王占曰丙［日］雨”。 

顯然，這並非是自然語言裡的一種表述，而是一種多項式，結構如下：

XY×N：M→P

這裡，字母在這一幾近多項式的式子中表示占卜的關鍵參數及其導致的結果。

X與Y=宇宙時間裡六十甲子曆法中占卜時

N =主占者之名

M =命辭

P=占辭 

那裡，四則符號代表相互關聯的算子： 

“x”= 即“卜”，占卜

“:” = 即“貞”，提出“命辭”

“=” 即“占”，提出“占辭” 

這一簡式無一例外地與成千上萬塊殷代占卜刻文吻合，其制定非常嚴格。很顯然，這是一種類科學的題目，人們可以將之定性爲占卜方程式之題目，我們來檢視其結構。

圖7　新石器時代陶器上若干非圖像的符號（李孝定：《漢字史話》，臺北，1967，第8，26，27頁）。意味著曆法的天干和地支之甲骨文字是同性的

圖8　新石器時代陶器上若干象形性的符號

表意文字與所有大量存于石器時代中國文化區域的其他圖紋不同的是，在表意文字裡，圖形文字是相互連接的。而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圖紋是孤立的，相互不銜接的，不能被認爲是文字，即便其中若干隨後在表意文字中作爲文字重新出現。（參見圖7圖8）

同樣，“講述”狩獵場面的山洞岩畫也不是表意文字，因爲組成這些岩畫的圖像之間沒有句式銜接，而僅僅被置於空間演出的場景裡。相反，隨甲骨方程式所出現的是組成多項式的各項之間句型類的銜接。創造中國表意文字的關鍵，是有文言詞性的圖紋即成爲文字的圖紋這一銜接的支算子出現，如“卜”“貞”“占”。我們首先來分析尚未含有詞之確定意義的這些支算子（代表已知條件），在占卜方程式雛形裡，帶有一種真正表意語言的萌芽。 

卜是主要的支算子。每一項方程式均有“卜”字作爲主要關節，意爲“占”，“卜”爲象形字，就依卜兆的圖形而成，作其能指之象。人們是如何從這一卜兆圖像過渡到“表示”“占卜”的文字形詞語“卜”的呢？首先經歷的階段，如我們在前面一章所論，就是由巫術性的原始龜甲坼到理性化的龜甲卜形坼。其後，還必須有如下條件——表意文字就產生於此：

1. 使卜字擺脫吉凶卦之意義；

2. 使“卜”表示吉凶的各種變形兆失去其效，以使“占卜”具有抽象含義；

3. 給“卜”字加上發音。 

其擺脫與失效是對卜的各自特殊龜占含義的一種抽象化，而賦“卜”字以概念意義。正如我們所見，表形字本身是抽象化的結果，將大量不定的原始卜兆歸結爲五到六種類型。第二步就嫁接在前一步上，這次不再是圖紋分類上的，而是語義意義上的。第一步抽象作用於能指，將之簡約。第二步在所指上，將之概念化。造詞還需要給字一個發音。

實際上是讀音使紋圖成“文詞”。與占卜象形字相連的讀音，如“卜”，董作賓認爲，不過是象形字聲音的同聲：模仿灼兆時龜甲發出的爆裂的擬聲詞。當然，擬聲詞，其發音要根據自然語言的發音而作調整。然而，“卜”字的發音是中國文言特有的，與口頭語言絶無關聯，這表明，中國表意文字體系不是作爲話語的書寫被創造的，而是作爲一種配置的象徵體系而被創造的，以直接表述占卜的參數與結果。

對此我們還注意到，在多項式裡，最主要的支算子的“卜”，它的位置不在中國語言句式中的謂語上。在方程式的序辭（或通常所說的占式的序辭）中，支算子（X）位於日期（XY）與占人（N）之間。在自然語言的語法裡，支算子應是動詞，位於占人——語法主語之後。 

再看另外兩個支算子“貞”與“占”，更確切地說是亞支算子，它們既主控特殊條件的表述，同時本身又從屬於主要支算子“卜”，後者支配整個多項式。 

這一從屬關係在“貞”與“占”兩字上有清晰的顯示，它們均依“卜”爲基，“貞”依象形字“鼎”（其象簡爲“貝”），“占”依象形字“口”。在“貞”字，其圖像的構成乃爲表示內“含”東西，即其目的，“命辭”；在“占”字，其構成乃表示占卜所“言”（口是說話的象徵），即“占辭”。“貞”的讀音與“鼎”相同。“占”的字源有點問題，不過無妨，很清楚，兩個字均爲新造字。這兩個創造標誌著占卜方程式表意字發展的第一階段。 

表意文字本身所顯示的自性生成，不同于自然口頭語言的普通文字，我們就此再加上兩點。

1. 首先要注意，“栔”的多義性將中國文字直接與卜片火炙相連。“栔”本義是“燋契”，而是引申義爲“栔龜”（更精確地說爲“燋契卜坼”，藉“火”之意），《詩經》中得到印證，即“書文”，通用“書栔”。這一用於火炙骨占的工具名稱，被用來指作爲書寫行爲的燋契卜坼：後者顯然是前者晚些時候的伸延意。卜人的官務只涉及灼龜看坼。管貞命辭的事而定吉凶的占辭之人，其官務高於卜人，稱謂“史”。該字字源爲象形，一隻手握著筆，筆頭向上。這與“聿”字不同，後者之“書”最早的象形字，意思是“書寫”。其象形爲一隻手握筆，筆頭向下。前一象形字，一支筆被史揮動，爲史之標誌，而非還不是史書寫所用之器（它是文字發明以前之器），後者的含義蘊含在“書”的象形字中。史的職能事實上早於文字的產生，不可能指書寫行爲。然則，史用筆，最早用於與書寫完全不同的事情，即爲坼著色。經典《周禮》言曰：“史占墨”，所發現的遺址裡，占片的卜坼上依然存有上色的痕跡，說明史給坼上色以明辨之。這進一步支持了我們的推測：在中國文字發明初始，“史”將卜坼昇華爲文辭的眼光。還要指出的是，這同一個字，一方面表示“史”的職能，而另外一方面也指“事”，是占人占事、預測結果吉凶這一目的的伸延義。最後，我們注意到，文字發明之後，在很長時間內，它爲史之特權，史兼任諸職：占卜、起草行政檔、編寫君王所行所爲紀要，繼而編撰官方年表。帶有這一職能的“史”之名稱，結果含有“歷史”之意。

2. “貞”與“占”兩個字肯定是新字，口頭語言絶無前例，爲會意模式，以表形文字特別是中國表意文字的自性生成爲原則，通過中國表意文字令口頭語言的字彙完全重組。我們之後會談到。

我們現在來看多項式表示占卜已知與結果的參數術語。 

多項式裡的第一部分爲序“辭”，字彙有限：22個字，干支曆法所需的22個命名日期的字，15個左右占卜人的名字。前部爲六十甲子紀年即十天干十二地支構成兩個幾近數位化的象徵系列。盡可能呈完全抽象的幾何形式。這正是天干地支之字與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純幾何符號相比較所顯示的。天干的第一字，今天的“甲”字最初是一個“+”；第二個字，今天的“乙”，最初是簡單的一筆曲線；第四個字，今天的“丁”，最初是“口”，等等。

不過，要想像很多這樣簡單而又很不相同的幾何形狀是困難的，這一困難促使占人不得不藉助口語同音、接近幾何符號的象形字。比如天干第五“戊”與地支第十一的“戌”，從古字形上看，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戈的象形，象形本義完全喪失而爲抽象符號。這一形式成爲“假借”模式。所有這些字自然加上了肯定已經存在於口語的天干地支名作爲讀音，因爲當時已經有了干支曆法。

至於占人的名字，它們與遠早於表意字的陶器符號相似。總之，表意字彙下一步發展的萌芽並非在占卜方程式只需要少量有限字的第一項。 

這些萌芽在占卜方程式的第二部分——命辭。在該部分，必須占各事，因爲占卜不僅占未來的旬日與將舉行的祭祀，而且占具有威脅的天氣、要執行的農事、狩獵、將進行的戰事、將生之孩子、染病之預後、令人憂心的敵人之襲擊等等。這就不得不大量造詞（參見第四章）。

注意，甲骨文的詞彙，根據上海師範大學的一位研究者陳婷珠的深入研究，有3881個字（包括變體，有些字衍生出兩個、三個或四個）。很多普通名詞，對象、動物、植物名是簡單的象形字，顯然得到新石器時期已經存在的陶紋的啟發，這種陶紋表現出中國上溯到史前時期的傑出的傳統“象形圖紋”文化。

而甲骨文構字特點是用合成法造字，我們在“貞”與“占”字上已經見到。根據李孝定的分析，在1226個字中，至少60%的甲骨文字是以此方式構造的。這是該表意文字最大的特性。

不否認該表意文字廣泛以口語爲基礎，通常後者滿足表意文字從中提取詞彙：文言詞基本上涵蓋存在的口語詞彙。然而表意語言將之置入表形語言所造的新詞彙裡，根據六書造字法，將口語的字彙完全重新編織。

然而，無論“命辭”在造詞上有多豐沃，“命辭”仍然是占卜方程的恒項，其語言本性非常簡單而刻板。占辭更是如此。占辭僅由一個含吉凶意義的表述構成，或簡單重覆命辭（“雨”“不雨”、受年等），用在占辭作爲預設。驗辭自然是在實行占卜之後，所刻的占卜方程的後尾，或在可能有的第一項附辭之後。驗辭的形式與形成占卜公式的模子完全脫節，轉向詳細陳述應證占辭以及占辭未言的事情。

以《菁華3》卜刻在占卜方程後所附的凶占驗辭爲例：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古由車馬硪王車，子央亦。 

這一例子顯示出從龜占方程式中如何可以產生文言話語的最初萌芽，之後將逐漸成形。不過要等到表意文字延用於書寫與占卜所録不同的資料時，這一演化才得以繼續。其真正的發展與金文的產生同步。它是如何發展的，下一章我們會講到。

不過，在殷代末期，確實有極爲少見的肩胛骨文，不再爲卜辭。

例如，出現在《續存·下》915片上的刻紋，可惜大部分殘缺，只有如下碎片隻字可以辨認： 

Ø小臣Ø從伐，禽危Ø人二十人四，馘千五百七十，Ø百Ø丙，車二丙，盾百八十，函五十，矢Ø又白於大乙，用Ø白ØØØ于祖乙，用髦于祖丁，Ø二十京卯。 

殷代末年戰爭頻繁，儘管這一殘片刻文有很多空缺，但有一點很清楚，它是關於戰役結果的報告：戰俘、繳獲的武器與戰敗者首領的人祭。其形式是驗辭的形式，但是該卜片沒有任何占卜記録。它顯示象形字的另一種用法：編年史記録。正是從這一用法而後產生出中國文言文學的基本類型之一，被稱爲“春秋”的編年體。 

殷滅後，自周朝初始，文言文更容易脫離甲骨卜文，甚至占卜活動程序不再在原卜片上刻寫，而寫於專録。周代的行政法典《周禮》告訴我們：“凡卜，既事，則系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傳統保存了可能先于《易經》的占卜經典之名，早已失傳的《連山易》《歸藏易》。它們肯定是此類文集，爲占人對其占卜一一所作的記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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