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介敢言忠诚于
学术的一代学人
于省吾与陈梦家
于省吾和陈梦家都是在“甲骨学”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文字学家。“甲骨学”因甲骨文1899年为人发现，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学问。中国学者对甲骨学之贡献最大者，则有“甲骨学之父”“甲骨四堂”“甲骨四老”之说。“甲骨学之父”是首先发现甲骨文，并第一个将其订为商代文字的王懿荣。“甲骨四堂”指代表了1949年以前甲骨学成绩的四位中国学者，他们是罗振玉，号雪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王国维，号观堂。“甲骨四老”指的是1949年以后，为甲骨学研究继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四位学者，他们是：陈梦家、于省吾、唐兰和胡厚宣。“甲骨四老”中，陈梦家与于省吾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之间没有师生关系，但陈梦家对于省吾以师视之，尊重有加。一、“新证派”的开拓者
于省吾，字思泊，1896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中央堡。他青年时期宗桐城派古文，以才名闻于乡里，得到时任张作霖总参议的杨宇霆的赏识。1924年秋,杨宇霆任江苏督办，聘其为秘书。1926年，奉天省长兼奉天财政厅长莫德惠委任于省吾为奉天省城税捐局局长。1928年，张学良和杨宇霆重建沈阳萃升书院。萃升书院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七年改为校士馆，后毁于沙俄侵略军。新建萃升书院由张学良任院长，于省吾任教务长，聘请国内著名学者来书院讲学，教授经、史、文学。
于省吾青年时期
“九一八”事变时，萃升书院停办，于省吾离开东北，寓居北京。到北京不久，他的父亲于开第老先生将沈阳的住宅一所和市房一所先后卖出，并两次派人将款潜送北京。此外，于老先生还设法将家中旧藏的三十多箱书籍，从大连转运北京。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于省吾先生喜欢上了古器物和古文字，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研究古器物和古文字必须善于鉴定真伪，否则无法引用。为此，于省吾开始搜集商代甲骨文、商周时代的古器物。因有一定的财力，几年的时间里，他便搜集到包括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带有文字的殷商甲骨，以及戎器共二百多件，其中精品多属戎器，如吴王夫差剑、少虡错金剑、吴王光戈、楚王酓璋错金戈、秦商鞅镦、秦相邦冉戟等，遂以“双剑誃”名斋。誃通“簃”，意为阁楼旁的小屋。这时，于省吾开始大量收藏古器物，成为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和文物收藏家。不同于多数藏家的是，于省吾热衷于用自己所购藏的文物进行研究考证，他常说：“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在集藏古器物的同时，他潜心从事古文字、古籍校订和古器物研究和著述，经年累月足不出斋，陆续完成了《双剑簃吉金文选》(1933)、《双剑簃吉金图录》(1934)、《双剑簃尚书新证》(1934)、《双剑簃诗经新证》(1935)、《双剑簃易经新证》(1936)；还在考古学社社刊发表《井侯殷铭文考释》(1936年第4期)、《毛伯班殷铭文考释》(1936第5期)等文章。1940年至1943年间，于省吾的《双剑簃殷契骈枝》(1940)、《双剑簃古器物图录》(1940)；《双剑簃殷契骈枝续编》(1941)《双剑簃殷契骈枝三编》(1943)相继出版，在这“三编”中，共新识或纠正过去的误释文一百余字，是罗振玉、王国维以来，解决甲骨文字识读数量多而准确性强的重要著作。开拓了地下出土文献证读传世文献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学术界称之为“新证派”。
于省吾著作《双剑簃吉金文选》
二、“玩物不能丧志”
正是因为于省吾在学术上的成果显著，他曾先后被聘为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或名誉教授，还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陈梦家与于省吾的初识，正是陈梦家在燕大跟随容庚先生读研究生时。那时陈梦家如饥似渴地研读有关自己所学专业的前辈学者的著作文章，自然少不了于省吾的著作。尤其是于省吾经由文学而经学，然后加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治学经历，对初入学术之门的陈梦家大有启发，陈梦家对于氏之著作，所见必读。因于省吾与容庚友善，陈梦家与于省吾得以结识，并执弟子礼。而后陈梦家留校任教，于省吾曾受聘燕大任教授，陈梦家更是侍应备至，颇得于氏好感。此时，正值于省吾著述旺季，于氏著作甫一问世，定会赠与容庚，陈梦家定会第一时间捧读。每遇不解，适于省吾来燕大时，会谦恭讨教。陈梦家亦时有论文见诸《燕京学报》《禹贡》等刊并预定抽印本若干赠送师长，于省吾对陈梦家的天赋、悟性、才华和努力、勤奋以及思路、行文都颇为欣赏。于省吾和容庚是一代人，但在陈梦家眼里，于省吾更像兄长，没有代沟，无论谈学问，还是聊家常，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于省吾酷爱收藏，陈梦家每逢进城，只要于省吾在寓所，都要去拜访。每次陈梦家到来，于省吾会把自己所藏的古器物展示给他，并指导陈梦家辨识铜器的铭文和甲骨上的文字。当见到于宅所藏吴王夫差剑与少虡错金剑时，陈梦家赞叹不已。由此，陈梦家对集藏古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梦家常到于宅来，与于家老小都熟悉起来，他们都喜欢这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每当饭口，于家会留陈梦家就餐。有时，赶上于省吾去商贾或藏有古器物的宅门探访，会让陈梦家跟随。陈梦家从于氏串古董店、老户人家，不但学到辨识古器物真伪要领，还学到了与商贾周旋的实战经验，为他后来搜集古器物和搜购明式家具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尽管于省吾热衷于收藏古器物，但只是为了研究古器物和铭文，他秉承“玩物不能丧志”的古训，对所藏古器物凡有学界朋友借去或索去，从未流露过难以割舍之情。三、坚决不任伪职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陈梦家南渡，不久应聘迁移到长沙的清华大学，而后随校赴云南任教西南联大。于省吾仍留北平，任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辅仁大学由于罗马教廷和天主教圣言会所在德国和日本的特殊关系(同盟国)，尤其是董事会的权利实际由德国人把持，所以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的校务活动没有受到影响。在整个抗战时期，辅仁大学是唯一不悬日伪国旗，不读日伪所编的进行奴化教育的课本的高校。因此，在北平沦陷期间，有些原来执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的著名教授，由于客观原因不能随校南迁，也不愿在日伪控制下的学校任教，于是转入不悬日伪旗帜的辅仁大学。那些想在北平继续学习，又不愿当日本的亡国奴的青年，也转到辅仁大学。于省吾在北平沦陷期间，曾有任伪职的故旧上门请他出山，被他严词拒绝。有的被日伪接管的院校请他兼课，亦被他厉声呵斥。他坚守不为日伪做事，不在挂有日伪旗帜的学校兼课。他断绝了一切与日伪有勾连的人情关系，秉承校长陈垣先生的学术抗日的爱国主张，专心在辅仁大学讲授古文字学、金文研究、甲骨钟鼎文字等课；在授课的同时，潜心研究著述，著名的《双剑簃殷契骈枝》《双剑簃古器物图录》《双剑簃殷契骈枝续编》《双剑簃殷契骈枝三编》和《论语新证》等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陈梦家与于省吾分隔南北，保持书信往来。得知于省吾拒绝到挂日伪旗帜学校任教的消息，陈梦家和与于省吾熟悉的西南联大教授都极为敬佩。那时，北平与云南昆明的通邮不畅，于省吾的著作和文章俟一发表，陈梦家一定会想尽办法尽早拜读。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于省吾十分挂念和关注陈梦家的学术研究动态，对陈梦家在学术上的突飞猛进赞赏不已。每当见到陈梦家最新论文，他都要仔细研读，并将自己的看法致信陈梦家交流；对陈梦家由普通的助教，几年内升至教授，更是赞赏有加。1944年秋，陈梦家赴美后，与于省吾鱼雁往来。于省吾一如既往地关注陈梦家在美的学术情况，支持并帮助陈梦家解决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陈梦家的前辈师长容庚和唐兰，远不如于省吾做得好。于省吾在学术上对陈梦家的支持，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对陈梦家取得的学术成就，于省吾从来都是赞赏和肯定。
1947年陈梦家在美国
陈梦家是个知恩图报的君子，在美期间，凡有亲友奉托，他总是不遗余力全力奔走。1946年春，于省吾之子世正和儿媳翟雅明相继从辅仁大学毕业，于省吾决定送他们去美国继续读书。恰好陈梦家有信来，求赠《双剑簃古器物图录》，并询容庚等近况。于省吾当即捡出一部，委托国立北平图书馆留守馆务负责人顾子刚转寄给陈梦家。
1946年4月9日于省吾致陈梦家函
1946年4月9日，于省吾致信陈梦家，请他代询有关留学事宜：“(一)留学生每人一年学费、书籍、衣食住行共需美金若干(二)报考大学或研究院之手续如何(三)芝加哥大学入学简章及大学一览。”信中，于省吾告诉陈梦家，容庚已然离开北京大学“到广西大学任职；胡厚宣有《甲骨论丛》出版。”陈梦家接到于省吾手函，自然不能怠慢，马上按于省吾所列三条，一一落实，并快信寄出。5月初，于省吾接到陈梦家信函，获悉一切。当即想办法与教育部联系子、媳赴美留学事宜。但最终的结果是“教育部今年暑假考试官费生名额仅百人，而经济仅数名，是官费已无考取希望，自费优待汇兑办法业经部令取消，惟有自谋出国，而出国护照亦极难领，”“经济力量有限”。无奈之下，于省吾在复函中，请陈梦家联系旧友顾立雅“商量设法代为声请入学并筹划领取护照办法”。信末，于省吾还告诉陈梦家“如能在美谋得伪聘书二份(月薪须书百元以上方有效)寄来用以为声请护照之凭证，亦一法也。”这当然是于省吾打听来的应急办法。最终于省吾之子世正得以赴美留学。
1946年5月8日于省吾致陈梦家信
1947年9月，陈梦家离开他工作了四年的芝加哥，回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四、“物有所归，我心泰然”
在回到北平的最初一个月里，陈梦家有空闲会安排到故旧家中拜访。在京的师长辈，他几乎都走访了。同行中的前辈学者，容庚已在抗战胜利北大被教育部接管后，让傅斯年轰出了北大，到岭南去了。唐兰在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在北平复校后，继续在北大任教。于省吾仍然在辅仁大学任教。陈梦家是专门到东城大佛寺西街37号于宅看望于省吾的。自1937年分别，已有十个年头。这一年，于省吾51岁，陈梦家36岁，正是做学问的最好年华。十年前，在于省吾的眼里，陈梦家是一个刚刚步入古文字和古器物研究的青年才俊。而十年后的今日，陈梦家已是在甲骨学、殷周铜器研究方面的专家了。陈梦家向于省吾述说了他在美国四年中所见我国流失欧美青铜器的大致情况。对于省吾问及的早些年河南某些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下落，凡陈梦家在国外见到过的，并了解流失过程的都一一陈述。当于省吾向陈梦家问起在美国是否得见将许多中国国宝级的文物贩卖至国外的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大古董商卢芹斋时，陈梦家告诉他，在欧美观摩调查流散的商周青铜器时，多亏卢氏为其多方周旋打通关节，取得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考察时，他近距离看到被卢芹斋偷运至美国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在与卢氏交往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卢氏怀念家乡，对盗卖祖国文物有愧疚的一面，这也是卢氏竭诚帮助他完成调查在美公私所藏中国铜器的动因所在。也是因为看到了卢氏的积极一面，才在回国前夕鼓动卢芹斋向祖国捐赠国宝。于省吾对于陈梦家赴美四年所取得的成果大加赞扬，鼓励他要抓紧将在欧美搜集到的资料尽快整理出来，以供国内学者研究之用。陈梦家告诉于省吾已然着手整理编撰。陈梦家还与于省吾一起到故宫博物院看望马衡先生。马先生请他们参观并鉴赏德人杨宁史所送的铜器。陈梦家对铜器器型、名称和断代，铭文的辨识，均极精熟，令马、于两位前辈刮目相看。自此以后，凡故宫博物院有人捐赠或收购到青铜器，马院长会请陈梦家过来协助鉴定。不久，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责成他牵头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的筹建工作。此后，陈梦家常常自己或与潘光旦、吴泽霖等同仁，进城到德胜外、鼓楼、后门大街、隆福寺、东四、瓷器口、鲁班馆、东晓市、天桥西大街等古董店、旧书铺和木器店，寻觅有价值的文物。每次进城前，陈梦家总会联络于省吾还有唐兰。但凡陈梦家单独进城，于省吾或设家宴宴请，或约上唐兰在烤肉季等饭馆请吃。在收藏古物方面，于省吾起步很早，北平有名的古董店铺的老板、伙计大都与于省吾熟悉，有的还有交情。于省吾把自己熟悉的古董店铺老板毫无保留地介绍给陈梦家。在1947年底至1948年春，是陈梦家购藏颇为丰富的时期，他在1948年1月30日、2月20日和3月8日写给美国芝加哥的妻子赵萝蕤的信中，有所详述：我以年关之故，颇拟收买小物，以备他日不时之需。故忍痛托来薰阁代卖普爱伦“石刻”(我有二本)及北平图书馆之《海外铜器》(尚存二部)，约可得四五百万。用此买物。在于省吾介绍(乔姓)小铺(此人在琉璃厂铜器好手)买商平勺一，鹗尾一(白石的)合150万，未付。在卡白克介绍的袁世香处买小鹿(极小极精)，小猪(以上两个实心的)，蜷卧兽片各一，皆绥远陕北出土(英文)，洋人心目中之上品，极为难得。尚未付。袁送宋瓷三件，寄存定州窑的盆子一个。今日在东单小市买喷银小碟(烟碟或茶托的样子)八个，红木扁方文具架，附一对活动小扁抽斗，好玩。今日书桌上陈列，甚觉可观。所买小古董，除陶镜(200万)(前几天送来的)已付外，其它未付。陶镜(墓葬用的)极稀，所见纽约法人(英文名)有一秘不示人，我的又胜过他的，战国晚期，又与漆器相比，上有朱绘极精花文。近日现款奇紧，而又拼命收买小物，因价格太便宜，失去可惜。此等东西，别人未必懂得它的妙处，而我们将来万一有窘迫，可换大价钱也。若不需如此，自己留着亦极可贵，我实愿自留赏玩。你看了必高兴，稍等拍照给你。我又三万五万买了些旧书，来薰阁送宋版一页，框子不佳，可以暂挂，亦尚有趣。我因受潘光旦之托，收买高价的好版(宋元明)书，以资救济书商，故书商大为捧我。可惜无现款,此时买书太便宜,尤以线装书比白纸本子都便宜几倍.可谓惨极了。昨晚住郑家，在于省吾家晚饭，也有唐兰，于见了面也是托卖古物。学校将大举买物，使我更忙碌。今日上午购书闹到午后一时才止。于省吾将以全部甲骨自己送来代售。对于古董贩子，经三月训练，已略知对付，这班人其实简单，故弄玄虚而已。希望你搬家以前把书全部寄出。在上引陈梦家致萝蕤信中，有“于见了面也是托卖古物。”“于省吾将以全部甲骨自己送来代售。”等语。事出有因，于氏曾就出让甲骨事致信陈梦家可以诠释：前复一缄，想遫台览。燕王剑可令高有声来取。舍下甲骨在私人收藏方面略有可观，为弟十余年之所藏，兹因小儿第二期结汇为时已迫，需款孔棘，务恳分神向贵校当局关说俾庢于成。至以为感，并请暂守秘密，勿向他人道及为荷。专此奉手，即颂撰祺不光是要出售甲骨，还有燕王剑。收藏家出让心爱之物，多因家中遇到大事、难事。于省吾之子世正尚在美国芝加哥留学，因第二期结汇时间迫近，需款很紧急，故而出让珍藏多年的宝贝，实属无奈之举。陈梦家自然理解，何况这些甲骨正是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可遇不可求之品。实际上，于省吾所藏的古物并甲骨，不出售给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凭着于省吾在古董界的良好口碑，找到价格高于清华的买家，不是难事。于省吾是深明大义的人，他需要钱供儿子留学之用，但他深知公藏更有利于文物的保护和流失。当然，这里还有于省吾与陈梦家的私交原因，陈梦家清楚于省吾所藏古物，尤其是甲骨的文物价值，自然不能错失机缘。不仅于省吾将自己珍藏的重要文物经陈梦家之手转让给清华文物陈列室，他还把藏有古器物的店铺老板和藏有古器物的朋友引荐给陈梦家。陈梦家一时拿不准的文物，于省吾会伸出援手，协助陈梦家鉴定真伪。自1947年底至1950年初，陈梦家从于省吾珍藏的古器物和甲骨中挑选了数件精品作为清华文物陈列室的馆藏；于省吾还慷慨地将自己所存的青铜器和甲骨拓本毫无保留地借给陈梦家作参考研究之用。“物有所归，我心泰然”。这是于省吾常说的一句话，对陈梦家的影响至深。五、走进新的时代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城，北平解放。同年2月，在中共辅仁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辅仁大学教员会。3月，废除了历年为外国天主教神甫充任的“校务长”，成立了临时校政会议。6月，学校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教育法令，成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主席由陈垣先生担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提请政务院核准将辅仁大学接收。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接管辅仁大学，陈垣继续当校长。接管后的辅仁大学，有的院系开始合并到其他学校。于省吾继续在保留下来的中文系任教并在北京大学兼课。还如从前一样，陈梦家只要进城定会与于省吾晤面，并在一起吃饭。他们之间不单是学术探讨和交流，有时也会交流校内形势和熟悉人员的情况，于省吾对陈梦家目前的不得意，只有安慰而已。正如陈梦家所云，自梅校长离开清华，冯友兰先生辞去校务委员会主席之后，他的工作不再顺风顺水。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50年春，他遭到排挤，无奈之下辞去了文物陈列室职务。两年之后，全国高等院校大规模调整，陈梦家离开服务了十五个年头的清华大学，转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而于省吾任教的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时二十五年的辅仁大学在大陆成为历史。在辅仁大学与师大合并的过渡期，于省吾一度中止教学，家居从事研究工作。同年，于省吾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陈梦家调入考古所后，与城里的朋友来往更加方便。起初，陈梦家住在单位，后来经王世襄介绍租住其娘舅家在钱粮胡同的老宅一隅。因历史原因，于省吾的两个夫人在京各有寓所，一处恰在与钱粮胡同毗邻的大佛寺。于省吾只要在大佛寺住宅，会邀请陈梦家到府上就餐。于省吾和陈梦家都喜欢吸烟喝茶，饭后于省吾和陈梦家便品茗、吸烟、畅谈。此时，陈梦家的岳丈赵紫宸在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后，没有了教职，在燕园住了许多年的宿舍也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赵家决定在城里购置房屋，并让陈梦家在城里找寻合适的院落。因在钱粮胡同居住了一段时间，陈梦家对周边环境熟悉，在征得赵家同意后，便决定在这一带选择。陈梦家把为赵家选房的事说与于省吾后，于省吾推荐了一所位于大佛寺的明代小院。不久，赵紫宸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燕园，举家进城住进了大佛寺小院。每逢休息日和暑寒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赵萝蕤定会进城看望父母，与夫君陈梦家小聚。于省吾凡来大佛寺，会通知陈梦家晤谈。1954年6月初，陈梦家担任《考古通讯》副主编，在与于省吾晤面时，谈起编刊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于省吾会提出些建议供陈梦家参考。三年时光，倏忽而过。1955年，于省吾结束了赋闲居家的生活。时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来改为吉林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专程来京聘请于省吾到东北人民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离京前，陈梦家与唐兰等人为于省吾饯行。此后，陈梦家与于省吾时有书信往来。
1955年，于省吾赴长春任教时，与在京友人合影，前排左起：金毓黻、唐复年、于省吾、顾颉刚，后排左起：唐兰、陈梦家到东北人大后，于省吾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工作同时，继续他多年来的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掉队，不落伍，于省吾开始努力阅读马列主义原著，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于省吾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对一些基本观点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摘录。他对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尤感兴趣，反复阅读多遍。于省吾赴东北人大任教时，各级学校已开始推行汉字简化方案。作为老一辈学者，于省吾不仅不会简化字，也不会用白话文写作。为了适应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于省吾开始学习简化字并用白话文写作。他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记录他所摘录的白话词汇和句子。随着时间地推移，到了1957年，于省吾已经可以较为熟练地使用简化字和用白话文写作了。在学术研究方面，于省吾在文字学的教学实践中，着重对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和民族学知识方面进行了认真地思考和研究。他认识到古文字学这一学科应该为研究古代历史服务。因此他曾集中精力利用古文字数据去研究商周时代的社会制度、阶级斗争、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先后发表了有关商代军事联盟、商周的奴隶制、商代的农业和交通、夏商图腾、古代岁时制等一系列研究论文。仅1955年至1957年，先后在《东北人大人文科学学报》上发表了《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1955年底第2期)《殷代的奚奴》(1956年第1期)《释“蔑历”》(1956年第2期)、《商代的谷类作物》(1957年第1期)、《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1957年第2、3期合刊)；在《史学集刊》上发表《〈商周金文录遗〉序言》(1956年第1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读赵光贤先生〈释“蔑历”〉》(1957年第4期)。同在这三个年头，陈梦家也是硕果累累。他的《殷墟卜辞综述》和正在编写的《西周铜器断代》都得到了于省吾的鼎立帮助。于省吾不仅为《殷墟卜辞综述》提供了一些重要参考资料，并在审阅本书部分章节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多次就有关章节与陈梦家进行讨论。《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刊出的《西周铜器断代》(四)《康王铜器》系陈梦家1939年春昆明讲稿，1942年秋在龙泉镇据三代拓本曾复写一遍。1955年，陈梦家在从新审订时，于省吾为他提供了原拓照片，“据之更有所增释与改订。”1956年，陈梦家对10年前完成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重新整理审定，得到于省吾的充分肯定。同年春，陈梦家着手编辑《中国铜器综录》第二集(美国所藏部分)，初稿完成，请于省吾等先生提意见，于省吾阅过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得到陈梦家的首肯。六、反对落井下石
1957年秋冬之际，风云突变。随着反右派运动的逐步深入，陈梦家被打成右派。陈梦家被打成右派固然是不幸的，但是危难时刻见真情。于省吾闻知后，没有像容庚、唐兰那样为了与陈梦家切割，而大批特批陈梦家。他只是为年富力强、业务娴熟的陈梦家感到惋惜。于省吾到东北大学任教后，他的家人并没有都随他迁到东北，仍住在北京地安门大街帽儿胡同。每逢暑寒假于省吾休假会来北京的家居住。每次来京，像以往一样，他会主动约请陈梦家来他家晤谈。陈梦家自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为避免连累亲友，他给自己定了个“三不”，即：不到朋友家串门，不与朋友聚餐，不给朋友写信。当然亦有例外，如徐森玉、王献唐、于省吾等，因他们不在乎陈梦家是不是右派，所以陈梦家的“三不”，对他们不起作用。于省吾对陈梦家的右派身份毫无顾忌。他只要回京，便到考古所陈梦家的办公室找他。据王世民回忆，那时陈梦家已从编辑部的大办公室搬进了一间很小的屋子，于省吾与考古所很多人都熟悉，但他来到考古所就直接“钻进”陈梦家办公的小屋子里，一聊就是半天。面对情绪低落的陈梦家，于省吾劝慰他不要过于沮丧，要振作起来，继续正在进行的《西周铜器断代》的研究和编纂。对于唐兰等人的落井下石，于省吾持不屑的态度，自此不再与这些人交往。一次，考古所召开批判陈梦家会议，由所长办公室秘书王世民去约请与陈梦家交往较多的人来考古所参加批判活动。据王世民回忆，那次的批判会，唐兰、胡厚宣、李学勤等应邀出席，于省吾则当面拒绝参加。会上的“批判”发言，有的人敷衍一番，说点鸡毛蒜皮的琐事；有的人以“左派”自居，信口雌黄，唐兰会上的发言，对陈梦家极力贬损，肆意抹黑，例如说陈梦家在美国挂牌为人鉴定铜器等等(当时在小范围“谈心会”上对此核实，陈梦家说绝无其事)。会后，还有李学勤应约写了一篇《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在《考古学报》发表，以配合当时的批判。唐兰则挖空心思撰写了长文《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发表在《中国语文》月刊10月号上。对唐兰的不念旧情、落井下石的做法，于省吾侠肝义胆，对唐兰颇有微词。唐兰虽有耳闻，但出于对于省吾的尊重，只能是听之任之。最终，唐兰还是撕破脸皮，和于省吾打起了笔墨官司。起因是于省吾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2、3期合刊)上发表的《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一文的《绪论》中，矛头直接指向了他。
《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2、3合刊封面
于省吾发表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的《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首页
唐兰曾在暑假参加东北人民大学召开的科学讨论会时，参与了于省吾这篇论文的讨论。唐兰对论文提出两点不同的意见：第一，他以为三代的社会性质应该整个加以解决。他认为夏商两代与西周都系奴隶制。……第二，唐兰说：“商代的文字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和正式利用，并引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为证，以为商代既有文献记录就应该转入文明时代才合。”对于唐兰的两点意见，讨论会上，于省吾并没有过多的辩驳。这篇论文，于省吾公开发表时，增加了《绪论》一节。在这篇篇幅很长的《绪论》中，于省吾指名道姓地驳斥了唐兰在参加东北人民大学召开的科学讨论会时，对这篇论文提出的“二点意见”。针对唐兰认为“夏商两代与西周系奴隶制”的观点，《绪论》的开头与论文的开篇相呼应，再次肯定了“根据甲骨文并结合其他它各项史料研究所得，以为商代系原始氏族社会的后期，即父权制的发展期，也即军事民主主义时期。”对唐兰所说：“商代的文字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和正式利用，并引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为证，以为商代既有文献记录就应该转入文明时代才和。”于省吾以为：“应该理解为简略的记录。”就此，于省吾“稍加论证”得出了《尚书》“它不是商代的著作”，“商代金文，还保持着大量的图绘文字”，“商代金文长达四十余字者只一二见，而长达百字或数百字者都属周代作品。”从而得出“如果依照唐先生所提的意见，把夏商两代都看成是奴隶制，不仅是对于商代没有重视到客观的发掘材料，不仅是现有的史料不足以证明夏代是奴隶制，并且这样一来，与已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也大有径庭”的结论，唐兰的“把夏商两代都看成是奴隶制”，是“实难令人信服”的说法。为更加有力地证明夏商两代不是奴隶制的观点，于省吾在第二章《生产工具》中，以大量的资料说明了商代的“农业生产工具还处在原始式石器化的阶段上”，“……并没有利用冶铜技术来制造农具，这不外乎两个原因：一、当时铜的产量不多，二、军事民主制以制造大量武器向外进行战争和掠夺为主要目的。”由此，于省吾得出了商代因“普遍使用着石制农具，则生产的提高毕竟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而就不可能发展为奴隶制社会”的结论。于省吾的文章刊出后，唐兰在“认真拜读”后，对于《绪论》中对他的“二点意见”全盘否定大为不满，当即拿出了撰写“批陈檄文”的干劲，奋笔疾书，很快写出了《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于省吾先生“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一文的意见)》发表在1958年第一期《历史研究》(月刊)上。文章中，唐兰用稍温和于“批陈檄文”的言语，对于省吾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剖析和批评。
《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封面
他批评于省吾的这篇论文题目与内容是不相符的。说于省吾“所用的方法是旧的考证学，是资产阶级学者们竭力渲染的史料学。”“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就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消遣品；就会根据片面的错误论断成为资产阶级的偏见；甚至成为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攻的。”唐兰举例说：“潘光旦、向达把土家族考证为巴人，就用这种荒诞无稽的考证来歪曲民族政策。雷海宗抱住一本汉穆拉比法典就说‘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说马克思主义‘停留在一八九五年的地方’。”就此，唐兰下决论说“资产阶级史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史料学。”这个时候，潘、向、雷都是右派分子了，唐兰把于省吾与这几位落马的学者归为一类，可见其用心。他自居以“马列学说为指导”，说于省吾利用甲骨文材料对商代社会性质的十四项考证里，要么是“根据文献资料”，要么是“抄录别人的东西”，“在十四条考证中，几乎有一半的考证并没有利用甲骨文材料。”“除了我们承认于先生有丰富的‘想象力’之外，还有什么‘说服力’呢？”综合上述，唐兰认为“于先生所用的观点和方法是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之，他所得的结论是错误的，违反历史事实的。”唐兰还列出了五个问题，对于省吾的论点，进行了批驳。其中在第四“商代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的很高，是奴隶制的极盛时期”中，唐兰为了驳斥于省吾商代不是奴隶制社会的观点，在第二自然段，他引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源于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利用，由于金属工具的利用和发展，从而使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阶级分化，形成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倚靠大批奴隶来从事生产，才能有各种分工，才能积累大量财富，贵族们才能穷奢极欲。”的理论为依据，得出“我们只要看见贵族和富人们这样的穷奢极欲，就可以看到奴隶们曾经付出多少劳力和血汗，牺牲过多少性命；同样，只要看见生产力这样大发展，就可以知道金属工具已经发明和利用。”的推论。尽管是牵强附会的，他还是要把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历史规律”的帽子扣在于省吾的头上。这样，他还不解气，在下一个自然段里他不但全盘否定于省吾关于商代普遍使用蚌制和石制农具的事实，而且还影射到陈梦家。他的论证很绕舌，但结论却很直接明了：那些反对商代有青铜工具的人说那时人只会做奢侈用品不会做青铜工具，很明显地只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谰言而已。很显然，唐兰把于省吾和已被他批得体无完肤的右派分子陈梦家硬是扯在了一起。还是在这个自然段，唐兰把矛头直接指向于省吾：于先生一定要把青铜器如此发展的时代，说成只有几百个或千把个氏族成员唯一的简单工具石镰来经营农业，难道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吗？原本对唐兰“批陈檄文”的无限上纲很反感的于省吾，读了《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于省吾先生“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一文的意见)》之后，清楚地意识到，来者不善。此刻，反右派斗争仍在继续，若不给予有说服力的回击，后果不堪设想。新中国后，于省吾非常注重用马列主义历史理论指导，利用古文字考释和古籍校订所提供的新鲜资料，结合其他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古代的图腾制度，我国成文历史的开端，商周时代的阶级斗争，农业生产，土地制度等方面均有许多创见。应该说，作为一名历史科学工作者，于省吾在运用马列主义指导教学和研究方面，是可以与唐兰一比高下的。于省吾在研究了唐文之后，立即作出回应。写出了《驳唐兰先生“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一文，在《历史研究》(月刊)1958年第8期上刊出。于文开宗明义对唐兰《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于省吾先生“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一文的意见)》“断定了唐虞和整个三代的社会性质，同时也涉及史料的如何分析与利用以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两条路线之争”，表示“像这样重要的问题”愿意就其论文“提出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对唐兰论文说“于先生所用的观点和方法是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之，他所得的结论是错误的，违反历史事实的”，就唐兰“原文里类似这样的批评”，于省吾从“论治学方法、从考古发掘方面来论断古史分期问题、题目与内容、唐先生的逻辑、一把铜铲、商代的奴隶和杀戮战俘、关于商代的疆域问题、商代的商业、唐先生与甲骨文、军事民主主义的民主成分、成文历史”等十一个方面对唐兰的批评进行了驳斥。第五个方面是“一把铜铲”，于省吾以醒目直白的标题，把它单列，足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关于唐兰以“一把铜铲”而确定“商代有青铜制的农业工具”的论点，早在1953年，就曾遭到陈梦家的否定。(见1953年7月30日《文物参考资料》第35期陈梦家《“铜器发展的历史概要”讨论——就读者所提的意见说明我的看法》)。陈梦家对唐兰的评价说“他(唐兰)所举的例子常常是用特殊的例外来说明一般的情况。”正是这次普普通通的学术讨论，竟使唐兰记恨在心，在“批陈檄文”中，给陈梦家扣上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帽子。事实胜于雄辩。在“一把铜铲”中，于省吾以生动诙谐的语言，批评了对“一把铜铲”的过度渲染，他指出：“从马得志等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里找到一把铜铲，在唐虞夏商和西周千余年间的农业生产都使用石制工具的情况下，而唐兰先生见到了一把铜铲，就加以巧妙的渲染。唐先生说‘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里(指商代)的青铜器工具发现的还不很多。’不很多当然就是多了，既然多了，而只是一把。其实这一把铜铲，是不是农具还要待考(一般农具不使用铲)。即使是农具，即使再多发现几把，也影响不着商代曾普遍使用着蚌制和石制农具的这一事实。”最后，于省吾质问唐兰：“近年来所发掘的西周遗迹，也只出现了石制农具，这都是一般的常识，唐先生何以避而不谈呢？”对唐兰常常以偏代全的主观臆断，于省吾在该篇的第四节“唐先生的逻辑”中指出“唐先生引用史料往往以一该万，他一见到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这句话，就认为商贾们已十分活动，不应放在国家形成前夕。他一见到商代有了刑法的胎形，就不应是氏族社会。可惜他不知道家长奴役制对于家庭成员是有权加以任何责罚的，而且有时还杀妻妾为殉。他一见到有一把铜铲出现，就认为商代已使用青铜工具……”。在这里，于省吾对“唐先生引用史料往往以一该万”的评价与陈梦家对唐兰的评价“他(唐兰)所举的例子常常是用特殊的例外来说明一般的情况”如出一辙，难怪唐兰会把于省吾与“右派分子”陈梦家扯到一起。作为一位贯通经史诸子百家的学问家，于省吾以实事求是、服从真理的态度，从十一个方面对唐兰文章中“五项荦荦大者的一些论证”，和“主观上的大胆论断”，逐一进行论证和批驳。文章最后一节是《结论》，于省吾重申：“我们对于任何一篇考证文章的批判，首先要驳倒它的论证，则其余的枝节问题不攻自破……。”而唐兰对于“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往往避而不谈，有时谈到也不从论证上来辩驳，只是寻章摘句淹没原文的例证加以曲解而已。”因此于省吾认为“唐先生的这篇论文对我的批评是不够公允的。”于省吾和唐兰的这场争论，正值反右派斗争时期，得到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被牵涉其中的陈梦家，特别关注事态的发展，同时他更担心于省吾在论战中中枪，和他一样被击倒。最终的结果，于省吾的驳辩文章发表后，唐兰偃旗息鼓，并没有再次发起反击。自此，于省吾和唐兰在学术上不再有交流。于、唐论辩时期，是陈梦家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接受批判、写检讨、免去职务，降职使用，文章停发，最让陈梦家痛苦的是爱妻赵萝蕤精神崩溃，患了精神性疾病。即使这样的状况，陈梦家仍在寒冷的秋冬季节，被派到昌平居庸关去挖坑植树。从居庸关回所不久，考古所第二批下放干部名单出台，陈梦家是其中之一。这一去，就是一年。于省吾继续他的教学与研究。连续发表了多篇考据文章在《历史研究》《考古》和《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在这一年里，于省吾和陈梦家没了晤面机会，又不方便通信，几乎失去联系。七、永葆书生本色
1959年12月21日，陈梦家与其他下放干部回京。不久，学校放寒假，于省吾从长春回到北京。于省吾到京的第一件事是和陈梦家取得联系。1960年初夏，陈梦家奉命赴兰州整理武威汉简。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陈梦家研读汉书、对武威汉简进行研究，同时，开始了与于省吾在学术研究方面地交流、探讨。于省吾则一如既往地在学术研究方面给予陈梦家无私的帮助。1964年，陈梦家计划完成《西周铜器断代》和《历代度量衡》的专著。对于陈梦家来说，度量衡的研究还是初步涉猎，因此在撰写的过程中，他参阅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近人的研究资料，并曾与于省吾先生探讨、请益。从陈梦家保存下来的一页于省吾测《汉建初尺》手稿，可知于省吾在度量衡的研究方面，是有一定造诣的。
陈梦家关于汉尺手稿
陈梦家于度量衡虽然涉足不久，但凭着他的钻研精神和过人的聪颖，很快就撰写出《战国度量衡略说》(载《考古》1964年6期)，所述二千年来度量衡制的变化，包括亩制的变化、尺度的变化和升斗的变化与历史社会变化的关系，至今于度量衡研究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从1960年至1966年春，是于省吾科学研究成果的旺盛期，发表金文研究方面和古文字研究方面的论文近30余篇；另一个重要科学研究成果，是利用古文字研究成果对古籍本文和注释进行校订并有独到的方法和重大贡献。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于省吾努力从事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从1955年到1966年带出了二届研究生。陈梦家虽不及于省吾学术成果丰硕，自1959年底从洛阳返所后，在之前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了多部书稿的撰写、修订。1963年初，他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摘掉，相继在《考古》《考古学报》上发表多篇论文。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三个月后，运动升级。9月3日，陈梦家不堪凌辱，愤然离世。远在长春的于省吾得知噩耗，悲恸不已。此时，于省吾的处境亦十分艰难。他有一条“罪状”被造反派抓住不放，就是“预谋上书党中央，图谋不轨”。其实问题很简单，还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于先生面对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现状，心忧如焚，就准备写一封万言书，申述他对农业问题的看法。他写完之后，征求亲友的意见时，遭到亲友地极力阻止。可是于省吾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只知读书而不闻不问国家大事，这不是书生的本色。为民请命，匹夫有责，个人荣辱，当在所不惜！就在准备把万言书发出去的时候，发生了彭德怀事件，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深入开展，看到陈梦家等好友被打成右派分子，于省吾才逐渐打消了“上书”的念头，他也因此躲过了一劫。谁料想，原本知道此事的范围很小，可是却遭到造反派的穷追猛打，追问“万言书”的下落。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最终不了了之。于省吾又逃过了一劫。之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接受审查，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研究生招考制度恢复，已82岁高龄的于省吾又招收了一届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中，于省吾亲自讲课，亲自指导研究生阅读古文资料。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于省吾是筹备委员，并在开幕式时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1980年，他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全国高校讲师以上水平的古文字进修班。1981年12月，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1984年，于省吾以88岁高龄辞世。[作者简介]方继孝(1954-)，男，名人手迹鉴藏家。
原载《关东学刊》 2017年第10期第139-152页，又见于“吉林大学”微信公众号，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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