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华夏：《道德经》的“无”和“無”

《道德经》的“无”和“無”

备受争议的老子和《道德经》

《道德经》是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伟大名著，为当时诸子所共仰，两千多年来，它不仅对中国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世界思想史上，老子和后学庄子一起，被全德大学教师进修中心主席赫伯特．曼纽什誉为“世界精神孕育者”，他的代表作《道德经》是名副其实的万经之王 。

然而，从西汉开始，《道德经》及其作者就一直饱受争议，焦点就在于老子的思想是倒退的，还是革命的，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两宋的理学大家程颢、程颐、朱熹，为了创建“天理”学说，开展了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借鉴和批评，朱熹虽然深研老子20余载，承认老子思想“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但涉及老子“无为”“柔弱胜刚强”“处下不争”“欲取之，必固与之”等思想时，依然不吝以“心最毒”“权谋家”冠名老子，说“老子之术，须自家占得十分稳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朱子语类·老氏》）。”

直到近代，北京大学胡适与冯友兰、钱穆等关于老子思想主旨，及其老子是否晚于孔子的争论，一直延续半个世纪。

在他们辩论期间，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在指出老子的思想被误解和冤枉的同时，也给老子思想下了结论说“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反动”（《中国通史简编·周代思想概况》）。

帛书《老子》的横空出世，颠覆了传统认知

1973年，考古工作者对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出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其中最重量级的是大批帛书，帛书包括《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黄帝四经》、《养生方》等汉初学术与方术文献，以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术数、医药、兵家之书。

但令考古人员不解的是，帛书不同于世传本《道德经》，而且，存在于同一处的《老子》有两种版本，甲本为古体字，乙本为隶书。专家认为，这两种《老子》肯定抄写自不同的版本，这也证明在当时流传于世的《老子》不止一种。

更令专家诧异的是，帛书《老子》，不论是甲本还是乙本，所有的“无为”都不是《道德经》里面的“無为”，专家们查证了中国古典文献，除了《老子》，在《易经》中也出现过“无”字而不是“無”字，这令参加发掘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南文物管委会的专家无比震惊。

不就是一个“无”字吗？不就是一简一繁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然而，在古代，它们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无”是中国汉字一级字，与“元”“天”有着天然的联系和近似的含义。《说文解字》：无，亡也。从亡，无声，通于元者。兀，谢顶，毛发稀疏；无，表示毛发稀疏的程度。是“似無实有”，“初始有物”。老子在经文中给“无”的定义很清楚，“无”是用来描述万物之始之状态的概念（无名天地之始），万物之始意味着无限能量与可能，但不是“無”，“無”是真的什么也没有，两个字的含义天壤之别。

“無”是什么？“無”是二级汉字，是从跳舞的“舞”衍化而来，在“舞”的下半部添加一个另外一个一级字“亡”字，表示躲藏、逃亡之意。

为什么一级字反而比二级字复杂？因为古代“国之大事唯祭与戎”，造字也是先造跟祭祀和战争相关的文字，祭祀总是伴随着舞蹈，因此舞的象形字就是个一个巫者执牛尾而舞的形状。当战争记录有关事宜，文字不够用时，就在“舞”字上加一个“亡”，表示此人已不在军营，下落不明，但不一定是阵亡，有可能是逃跑、躲藏或被俘。

“无”和“無”是造成曲解老子思想的根源之一

老子论道，从天道讲到人道，从世界观讲到人生观，所依循的就是作为世界本源和规律的“道”，道的属性是虚无的，一体的，遍布整个宇宙和万物的存在，它“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抚之而弗得”，万物的生成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地未分，阴阳一体的那个混沌状态，由于阴阳的运化，才有了纷纭万物，包括人类。

因此，“一”就是万物的“初始萌生状态”。因为初始，处于萌生状态，所以极具能量而自然化育，极具可能而从容有序，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情”，其中“有信”，万物之于“一”就像胚胎之于人体，这就是“无”的写状与含义。

这种状态的“无”，是对事物发生发展规律的客观描述，所谓万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万物各自依循着自己的内在规律运行，没有人为的干扰因素。这种运行状态叫“无为”，如同庄子所说：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

帛书《老子》中，凡涉及“道”的清静、无为、不争、处下等概念时，都是用“无”，表示依循自然运行规律，不强作妄为。书中有83处“无”，强调的都是探寻探索事物起始状况的作为，是一种严谨科学的研究作为，而不是不作为；只有在强调真的什么也没有时，才用“無”，比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無以易之也”，再如“祸莫大于無敌，無敌近亡吾宝矣”等，这里的“無”跟事物的初始萌生没有关系，是真的什么也没有。

因此，所谓“无为”，就是“为道日损”，减损掉人为的主观意愿，把精神清零复位，回到事物或问题的初始状态的行为。是“为之於亓未有也，治之於亓未乱”的作为。中医讲“大医治未病”就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治未病，就是在病状初现时及时采取防范措施，以免“病入膏肓”以后，再做“有为”的医治。

韩非子在《喻老》中，对老子这一思想”做注解时，讲了个“扁鹊见蔡桓公”的寓言故事。有一天，神医扁鹊跟蔡桓公说“君有疾”，但是初发，好治。桓公说：你们这些医生总是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显示你们的能耐。过了一段时间，扁鹊又跟桓公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公不予理睬。再次见他，扁鹊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就来不及了。桓公还是不听。到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转头就跑。桓公叫人去问何故。扁鹊说，病入膏肓，不可治也。

没过多长时间，桓公果真病倒了，等他派人去找扁鹊时，他早已跑到秦国去了。没多久，桓公就不治而亡了。所以韩非子说“故圣人蚤从事焉”，即从“无”处下手，不要等事态难控时，手忙脚乱，做“有为”的补救工作。

这就是老子“无为”的真相。

把“无”改为“無”，“无为”变成“無为”，就真的变成了不作为了。所以程颐说老子“無为而無不为”是玩文字游戏，朱熹则说老子是明里什么事也不做，暗地里什么都做好了，是个权谋家、心最毒（《朱子语类·老氏》）。

历来的《老子》注家，多是从“無为”来解老、喻老的，因此偏离了老子思想，包括梁武帝萧衍、魏孝文帝拓跋宏、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等帝王的御注《道德经》，全是“無为”。清圣祖康熙的御笔“无为”匾额也是“無为”。一字之误，造成了老子反动、消极、懦弱不争的千古冤案，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1993年，但至今依然普遍存在。

一切充分而有力的考据和训诂，在文物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

对《老子》的篡改何止一个“无”字，据专家统计，300多句的《老子》被篡改700多处，造成了极为重大的传承损失，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老子研究会会长肖钢认为：《道德经》其残存的思想智慧，只是原著的凤毛麟角，不仅造成原著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巨大科学成就被彻底销毁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题也是完全相悖的，比如“无为”不是“無”为“弗争”不是“不争”，等等。

再如，本来是阐述事物发展规律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被解读为“ 想要合上就先张开它，想要弱化，就先增强它，想要废除，就先推举他，想要获得，就先给予”的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权谋策略。

其实老子强调的是“反者道之动”的道理，一切事物都有物极必反的属性，在变化之前都有征兆，将要收敛的，必定是本来过于张扬的；将要削弱的，必定是本来是过于强盛的；将要离去的必定是本来给予的；将要剥夺的，必定是本来太多给予的。

老子本没有个人情感倾向，只是对自然现象的客观阐述。后人加入个人主观意愿，他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冷静客观陈述，变成了蓄意的处世策略，那是后人的偏见和曲解，与老子无关。

好在文物不言，自胜千言万语。老子思想的伟大与不朽，穿过重重迷障，终于光芒万丈，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智慧的之光。可惜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连外国人都推崇的老子及其思想，在国内依然被许多人误解着。

傅佩荣当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读哲学博士时，就感慨于外国人对老子思想的“革命性”评价，认为西哲们还是比较中立的、公允的，没有更多的预设立场。说老子反动，倒退，实在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前主任，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说道家思想是宗教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要不然，老子如何能跻身于欧洲中心论的西方，成为与柏拉图并肩的“世界精神孕育者（赫伯特．曼纽什）”，成为“诊治西方虚无主义的顽症”的良方（克拉克）？以至于西方哲学家呼吁以“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柯拉邦德）”。

走过了两千多年世事沧桑，《老子》终于在中国文化复苏的前夜，从地下被发掘出来，重现真容，向世界展现他的伟大智慧！正像德国人尤利斯噶尔说的那样：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许多许多生命的，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感谢文物，感谢考古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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