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文献学的方法、理论和学科建设

杜澤遜：文獻學的方法、理論和學科建設

内容提要：文献学的核心内容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延展内容是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相关学科是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经学、小学、科技史、宗教学等。由此形成文献学的主要分支学科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以及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哲学文献学、经学文献学、小学文献学、科技史文献学、宗教文献学等。而入门之学仍是目录学。这些分支学科的理论、历史和相互关系的研究，构成文献学理论研究的主干内容。各分支学科的科学建构也就是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目录学、文献学方法、文献学理论、文献学学科建设

　　一、文献学方法

　　但凡从事文献学的人，绝对不能没有方法。没有方法的话，你知道从哪进去，往哪走，从哪出来吗?所有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人，一定是有个入口的。入了口的人要干什么，也一定是知道的。专业的文献学工作者，一定是知道这个套路的。这个套路，就是方法。中国的学者，以怀抱之方法，指导他的实践。他的实践能够形成成果，但是他的方法却往往并不系统地说出来。这就是重实践、轻理论。我们现在要想了解他的方法，只能从他的实践中来总结。其实前人也零零星星的谈了这些方法，比方说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自序》当中，说他的入门是《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①，这就是方法。按照传统的说法，当然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说法，那就是文献学的入门是目录学。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文献学是文献学，古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古代史是古代史，古代汉语是古代汉语，文献学和它们相关，而又不同。文献学一定有它独特的内容，它才能够成为学科。如果去掉和人家交叉的部分不存在自己独有的部分了，这种学科就不需要了。文献学不同于其他学科，文献学的入门是目录学。

　　目录学的入门，可以首先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就是鲁迅先生为许世瑛开的书单上的那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包含3400多部书的简明提要。并且这3400多部书都按经、史、子、集分了类。经部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各小类，史部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小类，子部又分儒家、兵家、法家、杂家、释家、道家等小类，集部又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类。经部的礼类又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等，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等。这已经有三级分类，形成了完整的国学体系，重要的国学书目都有了，精要的内容介绍也有了，是非常完整的。我们要研究文献学，就要以这个为入门。此外，《四库全书》是乾隆时候修的，乾隆以来又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典籍，这些典籍可以通过另一部书目《书目答问》来了解。《书目答问》可以作为第二部目录。这两部目录看完之后，国学要籍就基本没有遗漏了，并且是涵盖各门学科的要籍，而不是专科要籍。如果研究中医就光看中医目录，那只能学中医，不能学别的。二十四史当中也有医学家的传。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当中都有医学家的材料，你都将不会知道。地方志当中也有大量医学家的传，你也不会知道。像《太医院志》这类书属于国家医学方面的制度，是在政书类典章制度里面的。所以要跨门类去了解。看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书目答问》之后，要看《汉书·艺文志》，要追其源。中国的各门学问在先秦两汉基本都成立了，这些重要的典籍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同样也分类，分为六类三十八小类，每类还有大序、小序。可惜的是，《七略》对每部书的介绍，《汉书·艺文志》没有采纳，大部分失传了。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我们也能够弄明白中国学术的源头。所以《汉书·艺文志》是一个很重要的门径。《汉书·艺文志》之后就应该读《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不能代替《总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水平高，学术性强，举了很多例子，也有很多对历史上说法的辨证，这些内容学术价值较高，在《简明目录》中这些内容大都被删除了。因此，《简明目录》可以作为初步的目录，而《总目》提要可以作为更高级的读物。张之洞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良师，他认为把《四库全书总目》读一读，就“略知学问门径”了②。张之洞何尝不知道有个《简明目录》呢?鲁迅先生是基于对初学者的建议，而张之洞是基于对学者治学而提的建议，级别是不一样的。有了以上这四部书目，我认为目录学的入门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中国的书目很多，你可以广泛涉猎，但是这四部书目是根本。有了这四部书目，你就进入了中国文献的宝库，你就知道了有哪些书应该读，有哪些书应该先读，什么学科应该读什么书，某一学科看家的书是什么，谁继承了谁，谁发展了谁，它们有什么弊端，有什么长项，那么也就自然知道了著作的门径。我们做学问的最终目标是著书立说，著书立说不是说写本书就完了，而是你的学说要被他人接受，要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样才是真正的著述。并不是说有了一个三百页装订起来的玩意儿就是著述。这不是著述。善于著述之人，既会写书，写了还应该能传。

　　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以来，开始讲究版本。知某书宜读，还要知道该书的哪个版本宜读，这样要求就精密了。所以清代的好多藏书志开始斤斤计较各个版本的不同，版本的优劣，版本的源流。这些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看有版本信息的目录。《四库全书总目》也涉及版本，但是整体上看主要是对内容的评论，是对学术源流得失正变的总结，但是版本源流、版本得失、版本正变，基本没涉及。这项工作，表现在清代很多的题跋目录、版本目录里，像《天禄琳琅书目》、《爱日精庐藏书志》、《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楹书隅录》、《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善本书室藏书志》、《艺风藏书记》、《适园藏书志》、《涉园序跋集录》、《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太关注版本问题，但是出现了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出现了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更后来出现了《中国版刻图录》，这些书都至关重要。通过这些版本目录来得知版本源流正变得失，这样你就不但知道某书宜读，而且知道某书有哪些版本传世。在传世的版本当中，谁先谁后，谁是从谁重刻的，谁是从谁影刻的，谁是从谁进一步校勘提升而再版的，谁是集大成的。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他的底本是十行本，虽然不太精善，但是他附了《校勘记》，俞樾称赞说“读一本如遍读各本”③，受到读者欢迎。所以版本是要讲究的。讲究版本就要靠版本目录。中国的版本学主要隐藏在版本题跋和版本目录之中，而不是版本概论。当然，像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也讲版本源流，里面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也可以参考。近人写的版本学概论，只可作参考，不能作为学习版本学的主要依据。明白了版本之后，就可以明白校勘了。前代人研究版本源流，主要靠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刻书序跋，知道谁从谁来。但是前人刻书的时候经常不说版本来历，像李元阳、北监本、毛氏汲古阁，都不跟你说底本的来源，你怎么知道呢?这就是第二个途径，通过校勘。前人早就掌握了这个法宝，通过校勘而知其异同，通过比对异同而知其源流正变。这是总结版本源流、优劣最灵便的方法。一校你就知道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个比较并不是把两部书放到一块，看看它的风格、字体、版式、刻工就完了，这只是一般的鉴定方法，更深入的鉴定方法要通过校勘。版本学需要了解版本的性质或者类别。所谓类别就是它是刻本，还是活字本，是抄本还是稿本、批校本、题跋本，还是石印本、珂罗版。你要分清它的类型，同时要断定年代和类别。是刻本的话，是宋刻、元刻、明刻、辽刻，还是金刻。宋刻本，是蜀本还是建本。是官刻、坊刻还是家刻。这些都是版本鉴定的初步工作。深入的工作就是它在这样一个版本演变链条当中处于哪一环，上线是谁，下线是谁，左右是谁，这就是源流。在这个链条之中，它是比较优秀的呢，还是一般化，还是较劣的。因此，版本的年代类型、版本的源流、版本的优劣，都是版本学研究的范围。

　　版本的源流正变优劣这些问题有赖于校勘，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这是校勘的第一个功能。校勘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整理出一个错字较少、内容较全的新的版本，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版本，这就是读书人所说的善本。收藏家所说的善本是文物性的善本，也就是年代早、传世少、名人题跋批校、名家抄本以及名家稿本，这些属于文物性善本。当然，二者可以交叉。

　　由目录而知版本，由版本而知校勘，通过校勘，再回过头来提高我们版本学的基本结论，这就是目录、版本、校勘三者的相互关系。校勘学的结论经常写为题跋、校勘记。其中的题跋，汇集成书目题跋。目录学既要讲究内容，又要讲究版本。讲究版本的目录，有赖于版本学，又有赖于校勘学。三者之间是互相帮助、互相补充、互为前提的关系。但是归根结底，还要从目录学入手。

　　明白了版本、目录、校勘之后，还要考虑文献学涉及的范围不仅仅是这些。比方说，我们在考察这个书的内容的时候可能会涉及真伪问题、作者的生平事迹问题。牵扯作者生平事迹问题的时候，就要有查考作者生平事迹的能耐，于是涉及传记资料、地方志资料、家谱资料、墓志铭碑刻资料。这就扩充到若干其他学科了。其中的碑传资料、方志资料、家谱资料尤为重要。别集和总集当中，存有大量的墓志铭、行状、祭文、寿序、书信，无一不是钩稽人物生平事迹的材料。另外还有年谱。年谱是传记的一种。至于正史、杂史、子部一些笔记当中也隐伏着大量的传记资料，同时还隐伏着大量对著作的评价，对著作始末的介绍，这些也是目录学上写提要的人应该参考的。《四库全书总目》当中就引用了《容斋随笔》、《池北偶谈》等一些笔记，引用正史、墓志铭就更多了。另外给别人的书写的序言，写的读书的跋，也经常存在文集之中，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王士禛的《带经堂全集》里面都有大量的序跋，这些也都是目录学的资料。从事目录之学涉及的文献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涉及到史部目录类，仅限于史部目录类就太狭隘了。

　　根据清代张金吾等人的总结，文献之学还有一个分支，属于编纂之学。像总集的编纂，例如《诗经》是谁编纂的现在还不知道，孔子以前就有了。《楚辞》是刘向编的，作品是那之前就有，但是编成一本书是刘向做的。《列女传》、《说苑》、《新序》这都是刘向编的。《昭明文选》是萧统编的，在那之前还有挚虞编的《文章流别》。后来的《全唐诗》、《全唐文》，辑录唐以前作品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唐以后作品的《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都是编纂的。黄宗羲还编了《明文海》。编纂之学是需要文献学作为支撑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要取材吧。取材你要知道有哪些书可以提供哪些材料，这就需要目录学了。当你需要从《昭明文选》、《太平广记》里取材的时候，《昭明文选》、《太平广记》本身又有版本好不好的问题。你如果用了差的版本，错别字很多，甚至被人擅自删减，你的成果质量就难保障。还有的诗文，同时见于若干文献，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既见于《史记·司马相如传》，又见于《汉书·司马相如传》，还见于《昭明文选》，三个出处之间是有差异的。清代梁章钜，他有个《文选旁证》，把《文选》里面的《子虚》、《上林》和《史记》、《汉书》里《子虚》、《上林》的差异都校出来了。如果你不知道《子虚赋》、《上林赋》见于这三部文献，当然你就不知道去比对。不知道去比对，很多异文你就不知道。异文至少有三个用处：第一，文字上可能有错误，可以校正；第二，即使不知道异文错对，那也可以提供两种理解；第三，训诂学往往是通过异文才得知它是通假，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可以提供这类佳例。校勘不仅仅是为校错字，还是通训诂、破通假的一种手段。高亨先生的《古字通假会典》里面很多都是靠“一作某”、“一本作某”来谈它们文字相通的。了解文献的内部结构，是从事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入手点，这一切是需要目录学的。《四库全书总目》实际上已经告诉你前人是怎么利用这些相关材料的。你可以想，《史记》在先，《汉书》在后，《昭明文选》又在后，好像《史记》优于《汉书》，《汉书》优于《昭明文选》。可我们现在看到《史记》的文本是南宋的，《汉书》的文本也是南宋的，《昭明文选》也是南宋，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又是同时代之物。《昭明文选》日本还有唐抄本呢，《唐抄文选集注汇存》，周勋初先生收集起来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本人先影印过，不够全。既然有唐抄本的《昭明文选》，那么这个文本不就早于《史记》的文本了吗?所以《史记》形成在先，而其存世版本晚于《昭明文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他们之间很难根据成书的先后来决定优越与否。因此，了解版本之学就很重要，成书晚而版本早，成书早而版本晚，可见它们之间的优越与否是个复杂的问题。至于《新唐书》和《旧唐书》可以互校，《南史》和《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建康实录》可以互校，《北史》和《魏书》、《北齐书》、《周书》可以互校，这样的关系如果你了解了，你可以有更多的收获。王先谦不是做了个《两唐书合注》吗?这不就是著作的一个办法吗?那你首先要了解《两唐书》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读书来解决。但是谁能读那么多书呢?于是就要接受前人读书的经验。前人读书的经验在《四库全书总目》及各家题跋等书中是有的。因此通过目录更多地了解前人的读书经验，由这个读书经验给我们以启发，能够引导我们去著书立说，去选择好的选题。选择好的选题之后，还能给我们以好的实施方案，好的写作模式和格式，前人成功的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文献学所谓的方法，就是怎样从事文献学的工作，从目录入手，到版本、校勘，通过校勘再反过来作用于版本，作用于目录。通过目录、版本、校勘进一步扩充到辨伪、编纂。

　　编纂当中也包括辑佚。你编《全唐诗》、《全唐文》的话，首先要靠什么材料呢?唐人别集，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极玄集》、《又玄集》，还需要《两唐书》里面引用的那些奏折、谕旨，同时我们要依靠唐代出土的墓志铭、碑传。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巨大而丰富的宝库，那就是《文苑英华》。它是北宋初年编的，是《昭明文选》的续编，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它是陈、隋、唐、五代这一阶段的诗文选集，主体部分是唐代的诗文。它的原始性、丰富性都是我们编《全唐诗》和《全唐文》的主要依赖。清朝人编的《全唐诗》和《全唐文》，那都是清朝康熙、嘉庆年间形成的，它们和原始的《文苑英华》是不一样的。《唐文粹》是从《文苑英华》里面进一步编选出来的，《唐文粹》有宋版，《文苑英华》的宋版不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全套《文苑英华》是明隆庆元年戚继光他们在福建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出的《唐文粹》版本早于《文苑英华》，因此它具有校勘价值。这样一些很复杂的关系对于我们进行文献的汇纂工作很有帮助。汇纂必然要有辨伪、排序，比方说我们按照作家先后来排，那么作家的生平小传就有需求了，你要去钩稽。有时还会有一篇文章多个出处的情况，就要有校勘。你编《全汉文》的时候，《子虚赋》、《上林赋》肯定要有，那么《史记》本、《汉书》本、《文选》本你要去校。校的时候，《史记》选什么本，《汉书》选什么本，《文选》选什么本，这不是抓过来就完的，至少不能用现在的标点本，最好要用影印宋本的《史记》、影印宋本的《汉书》、影印宋本的《昭明文选》，这样就很讲究了。同时你还要学会吸收利用梁章钜等人的校勘成果，这样才能让你的整理工作更上一层楼。如果让你整理司马相如的集子，你要能把《子虚》、《上林》校好了，其他那些篇目你就都知道怎么办了，这绝对不是把作品汇集起来就完了。有些东西亡佚了，要钩沉索隐。司马相如有一篇赋叫《梨赋》，见于顾野王的《玉篇》。《玉篇》是部字典，它要引别的书作为它的证据，也就是书证，其中就引到《梨赋》，只引了两个字，因此司马相如的《梨赋》只存了题目和两个字的正文。这不就是钩沉索隐的工作吗?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得到什么启发呢?司马相如除了作大赋以外，他还作咏物赋，这个问题不是毫无信息价值的。如何知道《玉篇》当中会有这样的佚文零句呢?你就要了解所有的字典都会引用别的书作为书证。早期的字典里如《广韵》，它也会引别的书作为书证，引的书也有失传的，因此它也有校勘价值、辑佚价值。凡是前人抄纂的书，例如魏征《群书治要》，其中抄了很多别的书，其不存于今者可据以辑佚，其存于今者可据以校勘。有的人说某某书是假的，我们发现《群书治要》所引的这部书，和现在这部书的内容一一吻合，我们大体可以推定，在魏征那个年代，这部书就是这个面貌了，这对我们判定古书的真伪也是有帮助的。《艺文类聚》是初唐时期的，引了一篇《说苑》的文字，谈的是闵子骞和他父亲一起，闵子骞驾车，由于太冷了，他把马的缰绳掉了，他父亲才发现他的手很凉④。闵子骞孝顺的故事后来见于《二十四孝》，最早见于《艺文类聚》，而《艺文类聚》引的是西汉刘向的《说苑》。现在传世《说苑》里没有这段话，清人卢文弨等就认为这一段原本是《说苑》中的文字，在流传过程中丢失了。这同时也可以证明《说苑》已经不完整了。我们把这段佚文补过来，附在《说苑》后头，那不就更完善了吗?因此辑佚工作不仅仅针对已经亡佚的书，还适用于钩辑存世的书的佚篇。从事文献工作，了解古籍，同时也就学会了使用古籍。我了解了《艺文类聚》就学会了使用《艺文类聚》。我了解了《说苑》和《艺文类聚》，就知道它们之间看似无关，实际上有关。文献学可以说是多功能、多方位，但是它讲究原始性、全面性、系统性。当然，有了这三点就有了准确性，准确性就是最终的追求了。有人说，文献学的方法就是考据，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文献学和考据学有什么区别呢?就不好说了。文献学的方法有其特殊性，其中最特殊的地方我认为还是应该从目录学入手，其他的学问也有说要从目录学入手的，但是都不如从事文献学，在目录学入手这方面来的关键。

　　二、文献学理论

　　文献学方法的总结属于文献学理论的一部分，可谓之“方法论”。但是这并不是文献学理论的全部。文献学理论的全部，我想应该是我们从事文献学的心得、经验的理论总结。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方法的总结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领域的讲究和追求。比方说目录学是入门，这是方法论。那么目录学追求什么呢?目标是什么?清人章学诚已经总结出来了，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一个追求，你知道了这个追求之后，还很难知道怎么做。我们研究学术史、研究文学史不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吗?可见还需要具体化。我们要学习目录学，目录学有个分类问题，从六分法到四分法，从四分法到海外来的新分类。大类分小类，小类再分小类。王绍曾先生写的《目录学分类论》，这是目录学的理论之一，也是文献学理论之一。目录学的表达方式，首先是编书目、写提要。还有别的表达方式，比方说写一本目录学概论、写一本目录学史、写大小序、写版本题跋。目录学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它的体式研究，也是理论。更细的来说，目录的书名是怎么著录的，卷数有什么讲究，你要总结规律。比方说古人为什么要分卷，分卷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分卷的意义何在，每卷有多大。古书是怎么命名的，命名方式的演变过程是什么，这都是问题。最早的命名可能是取两个字开头就完了，后来就越来越复杂了。近人在书名上也有很多讲究，也有很多不够讲究的地方。例如谁都叫《中国通史》，谁都叫《中国文学史》，在取书名上缺乏智慧，并且反映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不正确思想。比方说都想当第一，你叫《中国通史》，我也要叫《中国通史》，都想执牛耳，实际上是后面的人想压倒前面的人，这种思想不太值得提倡。我们应该让书名具有个性，容易记住，具有标志性，就像人名一样，好认、好记、好懂，这样才算成功的书名。如果一个书名很长，二十多个字，就不容易记，就不是太明畅。这是书名的学问。关于著者，他的朝代问题有什么讲究?为什么陶渊明活到刘宋还说是“晋陶渊明”呢?这里到底有什么道理呢?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不食周粟”。另外，什么叫编，什么叫撰，什么叫著，什么叫集，什么叫评，什么叫注。著作的方式很多，这里面也有规律可循。先前的时候，“撰”在三国南北朝时期指的是编，《文选》写“萧统撰”后人就不理解了，《艺文类聚》写“欧阳询撰”后人也不理解。其实古人把“撰”和“集”联系起来，叫撰集，它们是同义词的联合，“撰”就是汇编。到了宋元以来，“撰”的意思有点像“著”了，这样就混淆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方法，用“编”或者“辑”，来区别于“撰”，这就是词汇的发展给编纂方式带来的变化。另外，写提要有什么套路?先写什么后写什么，作者的生平该如何安排?史志目录该怎么编?是收一朝一代的著作，还是表现一朝一代的藏书之盛?史志目录要不要写籍贯，要不要写版本，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是理论问题。地方志里要不要艺文志，地方志的编法，以及专科目录怎么编，比方说兵书目录、《经义考》，怎么编的，都值得探讨，都有方法可循。如何利用分类来体现学术的源流?郑樵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⑥，章学诚说“即类求书，因书究学”⑦。其中的后者说的是书目的功用。书目的功用，也需要说出个一二三来，二十四史的艺文志、补艺文志到底有什么用?它可以供我们考古书的亡佚情况、完缺情况、产生年代，考历代著述的盛况，是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标志物。即使是书亡佚了，它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也应该记载在艺文志当中。

　　如目录学一样，版本学也有套理论。比方说如何鉴定版本?你要看它的字体、版式、刻工、牌记、避讳以及纸张、藏书印、题跋批校，当然有的时候不得不通过校勘，来确定它的年代。还有，抄本如何鉴定，抄本和稿本有什么区别?影印本有什么功用，影刻本是什么样的，影抄本又是什么样的，种种情况都需要我们去总结。校勘学也有些方法，陈垣先生总结的校法四例就很重要。校勘记有繁简二路。繁的需要罗列异文，引证旧说，辨别是非。简的则要求底本不误而校本误的不出校勘记，只在底本误而校本不误或者义可两通时出校勘记，并且不作繁琐考证。还有一种校勘，旨在保存旧本面貌，那就在底本上直接注出旧本(比如宋本)的异文，不论是对是错。校勘的功用，除改错、存旧本面貌，还有考版本源流、判断版本优劣两个方面。

　　另外，怎么辑佚，辑佚有什么讲究，什么样的辑佚才算成功。辨伪有什么方法。还有，怎样整理一部别集，怎样整理一部正史、一部杂史、一部经书。怎样编历代总集。甚至于怎么标点，怎么注释，怎么影印。都有一套经验，需要写出来。前人认可的具有贡献的成功经验，以及那些失败的教训，都需要写出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编纂学、辑佚学都有它的历史需要厘清，这些专题史的撰写也是一种理论表达，而不是实践。中国古代总集的编纂史还没有写出来，其实是可以写的。人们要以史为鉴，接受它的成功经验，避免它的失败教训，认识前人的巨大功劳，尊重前人的成果，展现历史的辉煌，增加学术、文化的自信，这都是些理论问题。因此，文献学的理论是个复杂的系统，它小到每个角落，大到宏观的学科总结，它和方法论是不同的。

　　三、文献学学科建设

　　有了方法和理论之后，我们就知道文献学学科是怎么构成的。文献学学科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等等方面。

　　文献学既然包含这么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各部分之间像盖房子一样，是怎么构成的，这种构成，实际上就是学科研究。学科，就是一门学问要分科。一门学问在大学问当中本身就是一科。文科当中，有中文、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它们在研究学问的时候都要面对文献。既然面对文献，就都有个文献学的问题。因此我们既有专科文献，也有普通文献。这样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就有普通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之分，这本身就是学术构成的问题。比方说，我要研究中国数学史，你怎么着手，《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另外你还要明白天文学，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紧密相关的，《史记·天官书》、《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篇》都在研读之列。另外古代数学和历法也有关，天文、历法、算学、测量，也都在研究之列。所以研究数学，你要知道到哪里找材料。要想知道到哪里找材料，还要依靠目录学。目录学确实是文献学的入门。了解这些以后，我们就可能让文献学学科从微观上分解成各分支学科，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编纂。分解为专科文献学，例如经学文献、史学文献、诸子文献、文学文献。诸子文献里又可以有儒学文献、法学文献、兵书文献、科技文献、宗教文献。宗教文献里又可以有佛教文献、道教文献、伊斯兰教文献。如果说这个人从事佛教文献研究，你不觉得这是个大学问吗?肯定是大学问，并且终其一生也难以摸透。你研究佛教文献，如果你不看二十四史的话，你也摸不透。你还要看地方志，中国有多少寺庙，都在地方志里，有多少道观。也在地方志里。你不了解普通文献，你也就无法从事专科文献的研究。普通文献和专科文献互为表里、相互帮助，纲举目张。普通文献学、专科文献学是一体化的，它们之间相互钩连的关系本身就是文献学理论的研究内容。所以所谓的文献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实际上就是文献学整体的内部结构的科学化、系统化、严密化。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分支学科，又要有全局意识，这样一种建构，就是学科建设。

　　方法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是互相关联又有所区别，我们从方法到理论到学科建设，要进行通盘考虑，才能有利于文献学全面、系统、健康的发展，才能有正确的方向。不能够孤立地搞一个方面，比方说我喜欢藏书，东买一点、西买一点，认为懂得版本学就可以了，不用懂目录学，这个也不是不行，但是难有大成，他的宏观意识就会很弱。要加强宏观意识还要学习目录学，目录学是横通之学，你要想着通，必须学目录学。

　　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也是文献学要探讨的问题。你要学文献学，却读不懂古书，这怎么成。要读懂古书，首先要认字。怎么能叫认字呢?要知道它怎么写，读什么音，知道它是什么义，知道它怎么组成语链。于是就牵扯到研究字形的文字学，研究字音的音韵学，研究字义的训诂学，以及组成语链规律的语法学。你只有一个字一个字地组成词、组成短语，然后构成一句，或形成复句，这样的排列顺序有什么规律，比方说“吃饭”，不能说“饭吃”，这就形成了语法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应该是语言文字学的主体。我们要从事校勘学，碰到两个字不一样，你却不知道这两个字字形之间是什么关系，比方说它们是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这样的话你的校勘有什么用呢?所以必须要明白文字学。你读不懂古书是不行的，因此需要训诂学。另外，中国的训诂要因声求义，由形而知其音，由音而知其义，所以形音义三者要兼通。当然，中国古代的韵文特别多，词赋要押韵，金文要押韵，连铜镜上的文字都要押韵，诗词曲就更不必说了。除了押韵还要讲平仄。所有的这一切，离开了语音、音韵就没法办了。所以说，与文献学关系极为密切的是小学，可以说小学是文献学的根基。

　　历史学是文献学一个关系密切的相邻学科，离开了历史学，就无法考据。不考据，文献学就无法成立。更何况，二十四史当中的艺文志本身就是目录学。所以说，文献学的密切相关学科是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与文献学也是非常临近的。我们的集部之学，不就是文学方面的居多吗?我们研究词，研究曲，它们是纯文学。我们的文言小说比较复杂，但是白话小说是纯文学，这一点没什么好商量的。骈文，有的时候上奏章要用骈文，所以骈文还有一定实用性，但是赋是纯文学。文献学和文学、文论的关系当然是密切的，这个关系也是极为复杂的。另外，历史学家也讲究文学，要不然《史记》怎么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呢?也就是说，文献学极其密切的相邻学科还有古代文学。我们的经学、诸子百家、佛教、道教，里面都有很多哲学。前人的理想，前人的信仰，前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认识，这些都表达为他们的著作、言论。我们对于前人理想、前人天人关系的认识、前人的是非观、人生观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因此我们做古文献，也和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关系密切，这个密切度绝不亚于与文学、历史。

　　还有一个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它和文献学关系也很密切。我们讲究版本学不能不懂得印刷术，还要了解造纸术、造墨技术，它们是科学技术的分支。另外，古代的甲骨文、金文、陶器、石刻，这些文献的载体怎么进行鉴定，也需要科学技术。不懂得中国科技史，别说《史记·天官书》、《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你连《诗经》“七月流火”都不懂。草木鸟兽虫鱼，需要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都很发达。魏晋人还服“五石散”，还炼丹，这些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知识才能认识。科学技术史与文献学密切相关。宗教学史也是相关学科。中国古代的信仰无处不在，有原始宗教信仰，有后来的大宗教。术数类的东西有的也带有宗教色彩。历史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也有信仰的成分。比方说，为什么要盖文庙，为什么要盖孔庙，可以说，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信仰的成分在里面，因此我们可以讲儒释道三教。可见也不能不明白宗教学。如果不明白宗教学，就大大影响你对儒学的认识。实际上，儒学的政治性、哲学性、宗教性都是存在的，是多元复合而成的。经学很复杂。经学家有的是主张远离政治的。但是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主要是因为它与政治的结合。因此经学的主流应该是贴近政治的，修齐治平这些应该是主流。但是由于政治的险恶，造成了一些从事经学研究的人，继承了经学研究的另一支——名物训诂。这些人愿意远离政治，使得经学学术化，脱离了它的政治性和宗教信仰性。宗教信仰可能脱不净，但是政治性可能较大程度地脱离了，从而分化出一些它的分支，比方说分化出古代汉语、训诂学。本来小学在经部，“识字所以通经，通经所以致用”。但是致用这个环节就逐渐忽略了，通经成了终极目的。这样，经学这门学问和儒学这门学问就有分家的趋势。其中的儒学继承了经世致用的传统，而经学继承了名物制度、考古的传统。这两路分开也有客观原因，汉朝已有这两路，也允许学者有自己的选择。既然有了选择，于是就有了分流的问题。这个分流，形成了不同特色的著作，对这些著作的特色进行揭示，这也是目录学家的任务。你不懂经学的源流，你怎么样为经书写提要呢?不明源流的话，你怎么能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标呢?如果你对书籍内容的揭示无关痛痒，只会罗列第一卷是什么、第二卷是什么、第三卷是什么，这样的提要太浅薄了。所以说，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经学史、小学史、中国文学史、科技史、宗教史，都是和中国文献学紧密相关的学科。

　　总之，文献学的核心内容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延展内容是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相关学科是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经学、小学、科技史、宗教学等。由此形成文献学的主要分支学科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以及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哲学文献学、经学文献学、小学文献学、科技史文献学、宗教文献学等。而入门之学仍是目录学。这些分支学科的理论、历史和相互关系研究，构成文献学理论研究的主干内容。各分支学科的科学建构也就是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

注释：

　　①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②张之洞：《轩语·语学·读书宜有门径》，清光绪十四年(1888)山西解州书院刻《有诸己斋格言丛书》本。

　　③俞樾：《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六《照印〈十三经〉小字本序》，《春在堂全书》第4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17页。

　　④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二十《人物四·孝》，中华书局，1965年，第369页。

　　⑤章学诚撰，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校雠通义通解·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⑥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6页。

　　⑦章学诚撰，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校雠通义通解》卷一《互著第三》，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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